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平原。
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从《羊的门》、《城的灯》，再到《生命册》，我研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
李佩甫，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李氏家族》等9 部；中篇小说集《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钢婚》、《田园》、《李佩甫文集》等。
“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平原”的生态。我说过，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就此，《羊的门》、《城的灯》和最新出版的《生命册》这三部长篇组成了一个“平原生态小说”系列，或者叫做平原上的“植物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羊的门》是写“草”的，写的是原生态。主要写的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本土“植物”的生长状况及高度，我要告诉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物，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也只能长成什么样子。《城的灯》呢，它的不同，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逃离”，是对“灯”的渴望和追逐。第三部，《生命册》写的是“树”。写“树”的背景、土壤及生长状态。
如果将三部长篇相比较的话，《羊的门》写的是客观，诉说了土地的沉重，及植物（草）生长的向度。《城的灯》则写的是主观，是逃离，是对“灯”的向往。而《生命册》则写的是“树”，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是“土壤”及“植物”的丰富性。通过“树”的成长史，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写了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三部作品相比较的话，是递进关系，是一次次的发问，是三部曲。所以《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就《生命册》而言，我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着力于写他的“背景”，写“土壤”及生长状态。这里所说的“背景”，是指平原上的、一个名叫“无梁”的村庄。这个村庄是虚拟的。作品中的“我”（吴志鹏）是从无梁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从乡村一路走来，“我”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北漂者枪手、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可他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他是背着一个乡村在走。他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近六千只眼睛，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他身上的每一条血管都与无梁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精神生态学上说，吴志鹏是一个有“背景”的人。
我写《生命册》的难度有三。一是时间的跨度大，写了五十年；二是结构方式有难度。我是以第一人称、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切入的，“以气作骨”，在建筑学意义上是一次试验；三是语言的难度，一部长篇，需要独特的、文本意义上的话语方式，为找到开篇的第一句话，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五十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我几乎动用了一生的储备。而长篇采用第一人称，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过滤生活、裁剪内容方面是很费心思的。尤其是结构方式，我采用的是分叉式的树状结构，从一风一尘写起，由此带出了老姑父、梁五方、梅村、吴玉花、苇香、吴有才、虫嫂、骆驼等一大批性格迥异的人物群像……这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我”——吴志鹏的成长背景。整部作品有枝有杈、盘旋往复，一气贯之，又不能散了，这也是很费心思的。在这方面，我着意地尝试着用了一些“隐笔”，比如：“见字如面”，比如“给口奶吃”，比如“汗血石榴”等等，这都是我特意设定的、解开这部长篇的“锁钥”。可对我而言，最大的难度，还是文学语言方面的。我一直认为，文学语言不是语言本身，它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综合表达。所以，直到我找到了开篇的第一句：“我是一粒种子”时，我才真正找到了这部长篇的写作方向。
在这里我还要说的是，人类在物质高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上。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当我们吃饱饭后，我们又面临着新的“生态危机”。以建设为名的这部高速列车已经刹不住了。我们不知道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人类怎么与大自然融合，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新的命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灵从虚拟的天空回到大地上时，大地已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是的，这一切都离我们很近。看见危险了，可我们没有敌人。也许，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一个在城市里四处漂泊的知识分子，五十四年后，突然发现，他回不去了。正像书中写的那样：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树上？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部“植物说”。
南方周末是我看重的一家媒体。能在此获得鼓励，是我的殊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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