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美)陶涵著，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版，68 .00元。
《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美)梅尔文·P·莱弗勒著，廖蔚莹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68 .00元。
编者按：美国学者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问世后影响颇大，汪荣祖先生曾对该书英文版提出不少商榷意见。今年8月中译本在大陆出版，现张弘先生又撰长文评论，以期引起读者对该书内容的重视。
2006年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逐渐开放了蒋介石日记。此举很快引发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而一批初期成果的出现，更是引发了重评蒋介石的热潮。从千古罪人、人民公敌到抗日英雄和庄敬自强、严于律己的政治领袖，蒋介石的形象正在从高度丑化和扭曲的变形，逐渐回归为功过参差，瑕瑜互见的政治人物。作为一段时期的国家领导人，蒋介石在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无疑影响巨大深远。
但是，对中国读者而言，如何评价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人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首先，作者在本书写作上所下的功夫，从长达98页的注释即可见一斑。其次，作者对于将生前同仁下属等多人的访问，这些口述史资料确实大大丰富了蒋介石研究。尽管如此，作者并没有为读者呈现出一个鲜活的蒋介石形象，也未能走进蒋介石的内心，展现其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陶涵称，蒋介石是高度矛盾的人物，这一点也得到了大陆史家杨天石的认可。按理说，他应当以扎实的史料和细致的描写呈现出其矛盾而复杂的内心世界。遗憾的是，这一块也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基本阙如。从否定到一定程度的肯定，陶涵似乎有意为蒋介石翻案，但是形迹太过明显，反失其真。
为蒋氏刺杀陶成章“遮羞”
作为美国人，陶涵长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这使得他查阅美国的国家档案，以及中美军政要人如宋子文、马歇尔、魏德迈等的文献极方便。杨天石先生认为，本书的最大成就和贡献是，“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杨天石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在有关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研究中，陶涵的结论与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大抵相同。显然，这是其参阅蒋介石、宋子文日记等中文资料，以及对数百人采访而得出的结论。而本书中二战结束后至蒋介石1975年去世约30年的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则为齐锡生著作所无。
20世纪60年代，陶涵作为美国派驻台湾的年轻外交官，“曾有两三次在酒会中和他（蒋价石）握过手。他看来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很惊讶他握手时力道很轻”。
及至蒋氏1975年4月以89虚岁过世，陶涵对于其认识与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一样，认为他“是个残暴的独裁者，掌握权柄近五十年；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在命运大逆转之下，把中国大陆丢给了毛泽东。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认为自身清廉诚实之外，毫无可取之处；更甚的是，他还隐忍了其支持者普遍的贪渎之风。他似乎成了没有真正原则或理想的人，一生也没有太大成就”。
陶涵自称，一些西方人的著作导致了他最初对蒋介石负面而肤浅的看法。从本书的写作来看，随着他后来对蒋了解程度的加深，看法有了从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过程。陶涵仿佛发现一个“第二眼美女”之后，又忍不住为之涂脂抹粉以弥补之前的“眼拙”。他似乎在为蒋介石有意遮丑，最明显的就是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事件。陶涵无视中国学者对于此事的详细研究，为蒋介石开脱。不仅如此，他还在这两处弄错了陶成章被刺的时间且前后矛盾。
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15页，陶涵称陶成章被刺的时间是1912年1月12日，在21页，陶涵称，北洋政府的淞沪护军使向英国公共租界署提出状子，指控蒋涉及“一九一零年谋害公共租界知名华人”，“那是七年前的事，但有可能它指的是一九一三年一月陶成章被刺事件，却把日期弄错了。”
然而，陶涵在这两处都把时间弄错了，陶成章被刺的时间是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点。
有关此事，迄今为止已有丰富的研究。如《蒋介石年谱》，大陆学者杨天石先生1987年发表的论文《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自白》，以及前几年出版的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以及《孙中山年谱长编》均有记载。
1909年，因《民报》经费紧张，陶成章到同盟会影响较大的南洋地区活动，散布言论称，孙文将各地捐款攫为己有。9月，陶成章又去槟城，与李燮和等七人，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称孙文“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
1912年1月，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孙中山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两人再起矛盾。
不仅如此，陶成章和陈其美的矛盾，更成为了蒋介石刺杀陶的重要因素。陈其美是蒋介石的大哥，对其多有提携。
陈其美指使蒋介石，于14日凌晨两点在广慈医院暗杀了陶成章。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披露：蒋介石在1943年7月6日的日记中自称，自己暗杀陶成章是革命行动，并非孙文授意，两人并未谈及此事，但是他自我揣度，正是因此得到了孙文的信任。
如果蒋介石的揣度大致不错，那么刺杀陶成章就是蒋介石崛起的基础之一。
作为一本蒋介石的传记，对于发生在蒋介石早年如此重要的事件进行“遮羞”并弄错了日期，我只能归因于陶涵不能直接阅读中文。或许正是因为如此，陶涵对于蒋介石的诸多要事均显示熟悉的程度不够。
解读史料粗枝大叶
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陶涵避开了蒋介石领导军民在中国正面战场抗日的部分，而是将着重点放在了缅甸战场，他不惜笔墨，花费了80多页，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描写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姑且不论这样的选择是否属于研究和写作上的“讨巧”，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恰恰犯了齐锡生先生在《剑拔弩张的盟友》中所批评的美国学者常犯的错误：不仅对中国方面的史料运用严重不足，对英文史料也有遗漏且解读错误。
在本书第143页，陶涵如是写道：
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以后，立刻和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史迪威自述他的在华职责，但是蒋注意到史迪威并没有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蒋问：“你是不是我的参谋长？”史迪威答说：“是的，我是阁下的参谋长，直接接受您的指挥。”谈到当前的缅甸问题，蒋说他受够了英国的无心作战，很怀疑他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但是在缅甸及边境的国军部队正在等候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非常惊讶，因为蒋竟然真的要把中国最精锐部队交给他指挥。
将这段话联系本书所有有关蒋介石与史迪威相关内容来看，陶涵透露的信息是，1.史迪威仅仅只是没有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2.史迪威得到国军在缅甸军队的指挥权似乎是意外的惊喜。如果以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中的研究作为参照即可发现，陶涵并没有理解史迪威作为“蒋介石个人联军参谋长”的真实含义；第二，陶涵并不清楚蒋介石交出中国驻扎在缅甸军队指挥权是出于美国军方的要求，和史迪威挟强国之威，一心要抓权的结果。而蒋介石之所以愿意将缅甸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只是为了维持盟友关系，向美国示好。
根据齐锡生的研究，中国和美英结盟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成立了中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同盟国之间的协调需要就很明显，因此才向罗斯福提出，邀请一美国军官任其联军参谋长，主要任务是在重庆军事总部主持行政工作和拟定战略计划。而美国人却提出了指挥权的问题。对此，蒋介石声明，这位美国军官在行使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职务时，有权“联系”缅甸的中英美各国部队，但他必须是隶属中国战区指挥系统的一分子。他同时还说明，这个美国军官能够获得这项权力，完全是因为他是中国战区的联军参谋长，因此当然必须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中国当时的假设是，缅甸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战场，由三个盟邦通力合作，各自贡献数量大致相当的兵力(见齐著75页)。然而，美国从始至终就没有打算派遣地面部队到缅甸作战，而英国人不仅拒绝把指挥权交给美国人，甚至还想和美国人争取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美国军部次长麦克洛曾经确认，这位美国军官大部分时间不应该用在操心缅甸事务，应该留在重庆和蒋介石密切合作。但是，史迪威很快就把抓住中国在缅甸军队的指挥权当做了他中国使命中的核心部分。
齐锡生的研究显示，美国军方的马歇尔、史汀生等人无视中国人自主权和民族自尊心，以轻率任意的心态对待中美同盟。史迪威到中国后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交出在缅甸军队的指挥权，蒋介石对于其狂妄和无礼大为不快(齐著96页)……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中美同盟合作中的诸多细节，陶涵的叙述都很粗疏，这也导致了他对于蒋介石和史迪威关系，以及战事描述的错漏。例如，第一次滇缅战争的失败，除了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损人利己之外，史迪威1942年4月底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命令中国军队去印度还是去中国好，由于他的拖延，公路被难民堵塞，造成中国士兵在退却途中因为日军飞机轮番轰炸而伤亡惨重。此外，史迪威不仅拒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而且没有及时将战场实情向蒋介石汇报，临阵脱逃之后厚颜无耻地将责任全部推给中国将领，而美国军方却低估了此事的严重性，以为蒋介石对比并不在意……凡此种种，陶涵在书中并未提及，而他在书中对于中美同盟关系中美国军方的傲慢，和史迪威以援华物资为筹码，一味蛮横对待中国和蒋介石，只顾个人权力欲却要抓住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史实缺乏深刻认识。
总之，如果将本书这一部分内容与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对比即可发现，陶涵不仅有多处显示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视野局限，而且显示出诸多因袭陈说的“路径依赖”。
值得探讨的结论
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蒋介石在两党决战的结果有不少分析，如金冲及先生在《转折年代》中，认为国民党的败因主要是失去人心；如果以军事失败而论，杨奎松的“革命”四部曲有着扎实的研究；从组织角度进行考察的，有王奇生杰出的研究《党员、党权与党争》……在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东北大决战中，陶涵对于卫立煌三番五次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多次“配合”林彪的作战计划，直到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全军覆没的史实进行了披露。但是，对此番决战的国际因素并未提及，而实际上，国际因素在东北大决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又一遗憾。
在此问题上，牛军在其著作《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引用中共文件的说法是，“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抗战结束后，大批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到10月间，驻华美军人数达11万之众。但是，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一直有限度。整个辽沈战役中，美军并未直接与中共军队发生激烈冲突。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梅尔文·P·莱弗勒在其《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中的研究显示，1945年8月，斯大林与国民党签署协议，因为他希望保证俄国在东北亚的安全，避免与美国摩擦，缓和美国代表蒋介石卷入亚洲事务的企图。关键时刻，在满洲的苏联军队并未为中共提供武器和援助。直到1947年春夏，美国决定将重点放在西欧的重建上，杜鲁门于1948年早期改变了对日政策，斯大林也改变了对华政策。正是在这年秋天，林彪在获得苏联大量援助的情况下，集结了75万人发动辽沈战役并最终获胜。可以说，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美国对蒋介石援助力度的有限，时间的滞后和拖延是林彪在辽沈战役取胜的重要因素，而陶涵在这一点上却浑然不觉。
值得称许的是，陶涵的结论“蒋介石是最后的胜利者”，显然跳出了成王败寇的窠臼。大陆学者萧功秦以提倡新威权主义而颇具影响，其所涉及的改革路径是经历新威权主义之后，再过渡到民主宪政制度。如果我们承认萧功秦的建议从可行性来说较为稳妥，那也就意味着，蒋介石败走大陆之后，在台湾的所为有其合理性，并且不无借鉴意义——— 当然，其白色恐怖的残忍手段必须予以谴责。显而易见的是，蒋经国的民主改革，正是建立在蒋介石相当成功的经济奇迹之上。《蒋介石与现代中国》虽然极具局外人的视角且叙述精彩，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部更为权威和可信的蒋氏传记。我更期望，史家在以自己的视角客观评判蒋介石历史地位和功过得失之时，能够按照自己的史料爬梳和研究，毫无压力和限制地公开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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