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史导论》，(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6月版，36.00元。
《书籍的秩序：欧洲的读者、作者与图书馆》，(法)侯瑞·夏提叶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3月版，新台币280.00元。
凡书名叫什么“导论”、“入门”之类的著作，其实常常都不能作为涉猎该领域的第一本读物，至少在人文领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某某人在某年某月写了某本书这种事实或许还可算是确凿无疑的以外，在人文领域，任何事实、现象、观点或理论的记述本质上都是一种综合，是以人的观念为中介的。一事经由浅人之口讲出，表面上似无大错，实际上却可能是偏谬的，初学者无从判断，不管是真心信从，还是半信半疑，这样得来的知识、积累的学问总归不牢靠。写“导论”、“入门”这种书的人，往往自身的蕴蓄就嫌不足，谨慎些的，无非沿袭陈说，若勇于立论，可靠的内容必少，至于见解之陋、视野之狭，为害其实更深，却可能不易察觉。初学者从这种书里得到的一丁点东西，日后泰半是要扬弃的，到头来枉费了一段读书的工夫。
现在要说的这本《书史导论》，绝对不是很差的书，其实是值得一读的。只是在我看来，它不应该是对西方的书籍史感兴趣的人读的第一本书。那么第一本书选哪种合适呢？我觉得，马尔坦在费弗尔指导下完成的《印刷书的诞生》(初版于1958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我们看《书史导论》里稍稍提及的时新话题，无论是“文本社会学”，还是读者、作者、出版者相互间的关系，其实在《印刷书的诞生》里都已埋下伏线，只是没有像后来的学者说得那么显豁、那么夸张而已。至于研究书籍史必备的基础知识，《印刷书的诞生》里有足够丰富、足够扎实的储备。我们研讨一门学问，最先要读的，正是这样范围广、内容精、识见高的名家之作，不管后来的学者在事实或理论方面做出何种修订、提出什么意见，这样的书总能成为你学问的一个基点，是你借以衡量其它相关著作的矩镬，是你今后还要反复回来玩索推敲的经典。翻一翻《书史导论》，记住几个麦肯锡、达恩顿、夏蒂埃之类的人名，就好像对书籍史有全局在胸之感了，其实那都是靠不住的，是只能蒙外行、没法骗自己的玩意儿。
书籍史的出现，当然是文化史、社会史勃兴的一个副产品。目录学在中国属传统学问，不是什么新东西，在西方也是如此，只不过，到了20世纪上半页，像英国的麦克科洛( R .M cK errow )等学者，开始倡言所谓“新目录学”，其实也只是方法更精密、更科学了而已。后来围绕书籍的接受与传播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是达恩顿等所谓“新史学”一派学者爱干的，质言之，就是以往学者着眼于高深书籍里面的东西，而新派学者则要研究书籍外面的东西以及没那么高深的书籍。
《书史导论》的两位作者，在理论方面显然修养不深，却又像是非要把自己的学科说得重要一点、说得玄一点不可，于是，跟小和尚努力参公案、搬话头一般，把些罗兰·巴尔特之类全不在一个语境里的话引来，一本正经论其是非，未免令人发噱。在单纯的书籍史知识方面，两位作者的处理尤其让我惊异：书中好几次引用曼古埃尔《阅读史》和费希尔《阅读的历史》(两书中译本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来介绍古人阅读的情形。曼古埃尔、费希尔是什么人？不过是写通俗读物的文人而已。一般的书引他们倒也罢了，堂堂的书籍史著作居然据为典要，真不知专业性何在。
在不乱引巴尔特或福柯的时候，《书史导论》还是不错的。第四、五、六章分别处理作者、出版者、读者三方面的问题，使用的方法大体是社会学式的，因此为传统目录学所无，同时也是新研究的增长点，《书史导论》对此的绍介扼要寡过，在书籍史方面已有基础的读者当然可以一读。这三章的内容，恰好让我想起今年台湾出版的译著《书籍的秩序》，作者罗杰·夏蒂埃(台译侯瑞·夏提叶)是书籍史领域的名家。《书籍的秩序》，一共三章，分别谈读者、作者、图书馆，前两部分大可与《书史导论》的四、六两章对读。事实上，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总是《书籍的秩序》更深刻些、更细密些，比如夏蒂埃指出普罗大众读《蓝皮文库》这种通俗小册，其实是“一种从书中寻获熟悉感，更甚于发现新知的阅读行为”；再如夏蒂埃讲著作权保护之争，所举启蒙哲学家孔多塞等反对著作权独占的说辞，实与今日主张盗版有理的人的讲法如出一辙。至于目录学功夫湛深的夏蒂埃分说法文的bibliotheque(约略相当于英文的library)一词有图书馆、藏书、文库、合集、书目等诸多义项，自然是本色当行，好看极了。所以说，与其读一本普通学者写的通论，还不如读一本专家写的小书(其实《书籍的秩序》也不算专门，面向的仍然是较广的读者群)。从“阅读经济学”的角度看，“贪小便宜吃大亏”这一规律也依然是成立的，浅近的东西，读起来容易，但读了约等于没读，还不如干脆不读。《书史导论》的最大用处，当然是提供一堆人名、书名，开阔一下视野，让我们知道这个领域已经有了哪些名家和重要的著作。可偏偏中译本在这方面存在些许瑕疵，比如我读到第158页介绍阿瑟·沃(小说家伊夫林·沃的老爸)说出版社审稿人是密室里“神秘的预言家”，觉得有意思，就想知道这话出自哪里，只见后面标注“Waugh，1930：139”，也就是说出自阿瑟·沃某部出版于1930年的著作的第139页，可一去翻书后所附“参考书目”，竟然没有这一条，岂不让人无所适从？事实上，沃在Chapm anandH all出版社当了好多年经理，他写出版社历史的书《出版百年》(AHu n d r e d Ye a r s inPublishing)就问世于1930年。经查，中译本“参考书目”不很完整，不知是什么原因。中译本的索引也有问题，图省事，索引就用英文原著的页码，然后在中译本正文页旁标注原著相应页码，这也是国内出版的惯例了，本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在索引里找“文本社会学”的创立者麦肯锡，发现最后一条标“140”，也就是在第140页有提及，然而一翻正文，发现正文最末一页旁标原著页码是“136”，也就是第136页是最后一页了，这第140页去哪里找呢？经与原著核对，发现原著正文后附“术语表”，索引指向的实际上是“术语表”中的内容，而中译本却将“参考书目”硬插在正文与“术语表”之间了，又忘了替“术语表”加注原著页码，所以才出现这个“索引里有、正文里找不到”的问题。藏书家、目录学家好讲求所谓“善本”，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了。
现在要说的这本《书史导论》，绝对不是很差的书，其实是值得一读的。只是在我看来，它不应该是对西方的书籍史感兴趣的人读的第一本书。那么第一本书选哪种合适呢？我觉得，马尔坦在费弗尔指导下完成的《印刷书的诞生》(初版于1958年)也许是不错的选择。我们看《书史导论》里稍稍提及的时新话题，无论是“文本社会学”，还是读者、作者、出版者相互间的关系，其实在《印刷书的诞生》里都已埋下伏线，只是没有像后来的学者说得那么显豁、那么夸张而已。至于研究书籍史必备的基础知识，《印刷书的诞生》里有足够丰富、足够扎实的储备。我们研讨一门学问，最先要读的，正是这样范围广、内容精、识见高的名家之作，不管后来的学者在事实或理论方面做出何种修订、提出什么意见，这样的书总能成为你学问的一个基点，是你借以衡量其它相关著作的矩镬，是你今后还要反复回来玩索推敲的经典。翻一翻《书史导论》，记住几个麦肯锡、达恩顿、夏蒂埃之类的人名，就好像对书籍史有全局在胸之感了，其实那都是靠不住的，是只能蒙外行、没法骗自己的玩意儿。
书籍史的出现，当然是文化史、社会史勃兴的一个副产品。目录学在中国属传统学问，不是什么新东西，在西方也是如此，只不过，到了20世纪上半页，像英国的麦克科洛( R .M cK errow )等学者，开始倡言所谓“新目录学”，其实也只是方法更精密、更科学了而已。后来围绕书籍的接受与传播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是达恩顿等所谓“新史学”一派学者爱干的，质言之，就是以往学者着眼于高深书籍里面的东西，而新派学者则要研究书籍外面的东西以及没那么高深的书籍。
《书史导论》的两位作者，在理论方面显然修养不深，却又像是非要把自己的学科说得重要一点、说得玄一点不可，于是，跟小和尚努力参公案、搬话头一般，把些罗兰·巴尔特之类全不在一个语境里的话引来，一本正经论其是非，未免令人发噱。在单纯的书籍史知识方面，两位作者的处理尤其让我惊异：书中好几次引用曼古埃尔《阅读史》和费希尔《阅读的历史》(两书中译本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来介绍古人阅读的情形。曼古埃尔、费希尔是什么人？不过是写通俗读物的文人而已。一般的书引他们倒也罢了，堂堂的书籍史著作居然据为典要，真不知专业性何在。
在不乱引巴尔特或福柯的时候，《书史导论》还是不错的。第四、五、六章分别处理作者、出版者、读者三方面的问题，使用的方法大体是社会学式的，因此为传统目录学所无，同时也是新研究的增长点，《书史导论》对此的绍介扼要寡过，在书籍史方面已有基础的读者当然可以一读。这三章的内容，恰好让我想起今年台湾出版的译著《书籍的秩序》，作者罗杰·夏蒂埃(台译侯瑞·夏提叶)是书籍史领域的名家。《书籍的秩序》，一共三章，分别谈读者、作者、图书馆，前两部分大可与《书史导论》的四、六两章对读。事实上，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总是《书籍的秩序》更深刻些、更细密些，比如夏蒂埃指出普罗大众读《蓝皮文库》这种通俗小册，其实是“一种从书中寻获熟悉感，更甚于发现新知的阅读行为”；再如夏蒂埃讲著作权保护之争，所举启蒙哲学家孔多塞等反对著作权独占的说辞，实与今日主张盗版有理的人的讲法如出一辙。至于目录学功夫湛深的夏蒂埃分说法文的bibliotheque(约略相当于英文的library)一词有图书馆、藏书、文库、合集、书目等诸多义项，自然是本色当行，好看极了。所以说，与其读一本普通学者写的通论，还不如读一本专家写的小书(其实《书籍的秩序》也不算专门，面向的仍然是较广的读者群)。从“阅读经济学”的角度看，“贪小便宜吃大亏”这一规律也依然是成立的，浅近的东西，读起来容易，但读了约等于没读，还不如干脆不读。《书史导论》的最大用处，当然是提供一堆人名、书名，开阔一下视野，让我们知道这个领域已经有了哪些名家和重要的著作。可偏偏中译本在这方面存在些许瑕疵，比如我读到第158页介绍阿瑟·沃(小说家伊夫林·沃的老爸)说出版社审稿人是密室里“神秘的预言家”，觉得有意思，就想知道这话出自哪里，只见后面标注“Waugh，1930：139”，也就是说出自阿瑟·沃某部出版于1930年的著作的第139页，可一去翻书后所附“参考书目”，竟然没有这一条，岂不让人无所适从？事实上，沃在Chapm anandH all出版社当了好多年经理，他写出版社历史的书《出版百年》(AHu n d r e d Ye a r s inPublishing)就问世于1930年。经查，中译本“参考书目”不很完整，不知是什么原因。中译本的索引也有问题，图省事，索引就用英文原著的页码，然后在中译本正文页旁标注原著相应页码，这也是国内出版的惯例了，本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在索引里找“文本社会学”的创立者麦肯锡，发现最后一条标“140”，也就是在第140页有提及，然而一翻正文，发现正文最末一页旁标原著页码是“136”，也就是第136页是最后一页了，这第140页去哪里找呢？经与原著核对，发现原著正文后附“术语表”，索引指向的实际上是“术语表”中的内容，而中译本却将“参考书目”硬插在正文与“术语表”之间了，又忘了替“术语表”加注原著页码，所以才出现这个“索引里有、正文里找不到”的问题。藏书家、目录学家好讲求所谓“善本”，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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