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学海外的人才的回归，无疑是中国现代留学运动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这种“回归”与中国国内政治思潮及国家政治发展局势的关系，却易于被忽视，或在原有的研究框架中难以延伸触及。同样，在现代思想政治史的研究视域中，“海归”问题的独特研究意义也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如何在现代留学运动史与现代政治史之间把“海归”的问题凸显出来，并且由此引发更具实质性的思想史与政治史问题，这需要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敏锐观察和对这两个研究视域之间的关联的深刻认识。
任剑涛的《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在这两个领域的关联性问题上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学术考察，他的研究目标非常明确：“全书着重勾画留学精英引入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以及这些选择与中国革命建国的需要之间吻合与疏离的地方。……全书力图勾勒的核心主题是，留学精英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时，何以发出反现代主流政治理念与行动方案的声音。进行这一勾勒的基本办法是，对前往六个国家的留学生身份与现代政治的误读之间的关联凸显出来，并且所欲凸显的这一关联，不是强势而直接的关联，而是弱势且间接的关联。……因此本书可以视为中国建国过程中呈现的、中西政治观念的互动史。”（第286-287页）所谓的互动，就其作用来说就是该书前言中反复申述的“两个面相”：以中国现代的建国政治为中心，对现代民主宪政建国的正面与反面作用。而“六国”，指的是英、德、美、法、日、俄，在这“六国”留学的背后存在着求学与问政的差异，基本上可以分为日、法、俄与英、德、美两大类型，大致的倾向是搞政治与求学问的分野。但是，问题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地划分，而作者的“建国之惑”（其实我更愿意称作“建国之痛”）更主要的反而来自于留美的部分政治学留学精英，作者认为，他们对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抗拒、间接或直接的对专制政治的提倡对中国政治的现代转轨起到了负面的作用。作者选择了二十世纪初期的钱端升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王绍光作为“留美政治学博士拒斥民主”的两个例证，试图说明价值隐匿与对专制政治的拥抱是如何炼成的。作者在“后记”中特别强调，“这种直接针对当事人的评论，要比时下流行的所指不明、引而不发、指桑骂槐，显得诚恳和具有建设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坦率、诚实的研究态度，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在这种直接的评论中继续延伸讨论，而且我认为“建设性”与“批判性”其实是相互作用的。
实际上，“海归” 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和模糊，如果不是在诸如人才引进、项目开发等管理政策的语境中，“海归”的概念属性等是难以明晰界定的。但是有一点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的使用语境总是与“本土”相对应；在当下中国的思潮格局中，它所对应的“本土”主要是本土的主流体制思想与本土的边缘思想。留学本来只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流动行为、求学经验，但是在“归”的概念与潮流中被扩展为一种集体性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过去的“学”被延伸和改变为今天的“用”，过去的学习经历被提炼为今天的身份资本，生活选择被置换成政治选择。如果说科学技术型“海归”的政治选择在今天已经不再具有太重要的象征意义的话，人文社科、尤其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海归”的政治选择则无论如何仍然是中国当下政治思潮中的一道重要光谱。
在当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力量格局中，留学运动的影响与作用究竟如何，目前似乎还很难有准确的描述和判断。任剑涛在书中的论述重点也不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在于以政治学研究为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的某种有代表性的反对西方民主宪政价值的思潮在现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作者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否认和排斥普世价值、为什么会服膺和赞美政治学研究中的威权体系，他们所谓的“批判”与“超越”究竟具有何种实质性的意义。在论述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对现代国家权力的认识之浮浅和扭曲、对现代民主政治缺乏起码的信念、而对独裁政治怀抱那么高的期待之后，作者的感慨是：“这些留学精英对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法治等现代建国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准则的轻易放弃，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第43页）
由于作者只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对留学精英的建国政治选择进行分析、评述，实际上无法兼及留学精英归来之后必须面对的个人生存环境，难以从他们的生存与欲望的角度深入考察其观念转变与政治选择的个人真实语境。这可以说是本书个案研究中的不足，有待于作者今后作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海归”现象获得某些启发。除了在海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衣锦还乡的个别艺术家，许多海归艺术家在与他们的本土同辈的地位状况相比较的时候，往往会更强烈地表现出对名声和财富的焦灼渴望。由于国情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他们去国之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其命运之上再也不会笼罩着一层共享的悲壮而浪漫的反抗诗意，群体内部分化以及与本土艺术家的竞争已经彰显。因此，他们必须迅速地适应现实语境的转换，有些人由此而不得不把现实功利目标置放在艺术价值之上来考虑。
本来，从留学海外的客观情境来说，他们所接收信息的资源视域和政治视界无疑都比本土学者要宽广，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都更具有自由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的诚实性方面所获得的训练应该使他们对于曲学阿世有更加痛切的敏感和拒斥。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的问题？在第四章中作者分别从政治学方法预设基础的问题和美国大学政治学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对前一个问题，作者提出了在对峙性政体思维中的完美性假设、对宪政民主的缺陷认知、政治审美主义倾向等解释进路，具有具体言述的针对性和论辩性。对后一问题，作者提出了在他们的留学经验中只有知识教育而缺乏价值教育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考进路，但是在论述逻辑的严谨性来说恐怕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价值教育的问题在长期的本土生活经验中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就如这些留学精英的本土同辈所经历的那样。而且，同样是留学精英，也仍然存在着并不相同的价值取向与政治选择，这起码可以说明留学经验对个人的影响有着多种可能。如果从全书论题的思路上说，我认为对于“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的对立面的充分论述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在本章总结性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因为价值隐匿而导出的知识扭曲的多种面相和原因：一是以知识和身份作为晋身之阶、把个人欲望打扮成宏大话语；二是为创新而创新，不管中国的实际情形如何，他们总是以一种特殊主义的先设立场，对之进行缺乏基本判准的创新性理论阐释；三是国师心态，价值观的扁平化，形成了权力对知识的扭曲。在这里又体现为三个悖谬：第一，对中国国家权力的政治顺从与批判美国的奇妙结合；第二，对美国的历史审查和对中国的现场欢呼扭曲地组合；第三，将中国的可塑性想象与美国的既定性判断对峙处理（第199-200页）。在这些论述中，核心的问题还是价值的隐匿。
作者自述本书的深层论旨是超越留学运动对于国家建构的制约，回头认真对待中国自己的教育与建国困境，积极寻求中国的解困之道（第287页）。可以说，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任剑涛的《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在这两个领域的关联性问题上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学术考察，他的研究目标非常明确：“全书着重勾画留学精英引入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以及这些选择与中国革命建国的需要之间吻合与疏离的地方。……全书力图勾勒的核心主题是，留学精英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时，何以发出反现代主流政治理念与行动方案的声音。进行这一勾勒的基本办法是，对前往六个国家的留学生身份与现代政治的误读之间的关联凸显出来，并且所欲凸显的这一关联，不是强势而直接的关联，而是弱势且间接的关联。……因此本书可以视为中国建国过程中呈现的、中西政治观念的互动史。”（第286-287页）所谓的互动，就其作用来说就是该书前言中反复申述的“两个面相”：以中国现代的建国政治为中心，对现代民主宪政建国的正面与反面作用。而“六国”，指的是英、德、美、法、日、俄，在这“六国”留学的背后存在着求学与问政的差异，基本上可以分为日、法、俄与英、德、美两大类型，大致的倾向是搞政治与求学问的分野。但是，问题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地划分，而作者的“建国之惑”（其实我更愿意称作“建国之痛”）更主要的反而来自于留美的部分政治学留学精英，作者认为，他们对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的抗拒、间接或直接的对专制政治的提倡对中国政治的现代转轨起到了负面的作用。作者选择了二十世纪初期的钱端升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王绍光作为“留美政治学博士拒斥民主”的两个例证，试图说明价值隐匿与对专制政治的拥抱是如何炼成的。作者在“后记”中特别强调，“这种直接针对当事人的评论，要比时下流行的所指不明、引而不发、指桑骂槐，显得诚恳和具有建设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坦率、诚实的研究态度，有不同的观点可以在这种直接的评论中继续延伸讨论，而且我认为“建设性”与“批判性”其实是相互作用的。
实际上，“海归” 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和模糊，如果不是在诸如人才引进、项目开发等管理政策的语境中，“海归”的概念属性等是难以明晰界定的。但是有一点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的使用语境总是与“本土”相对应；在当下中国的思潮格局中，它所对应的“本土”主要是本土的主流体制思想与本土的边缘思想。留学本来只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流动行为、求学经验，但是在“归”的概念与潮流中被扩展为一种集体性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过去的“学”被延伸和改变为今天的“用”，过去的学习经历被提炼为今天的身份资本，生活选择被置换成政治选择。如果说科学技术型“海归”的政治选择在今天已经不再具有太重要的象征意义的话，人文社科、尤其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海归”的政治选择则无论如何仍然是中国当下政治思潮中的一道重要光谱。
在当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力量格局中，留学运动的影响与作用究竟如何，目前似乎还很难有准确的描述和判断。任剑涛在书中的论述重点也不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在于以政治学研究为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的某种有代表性的反对西方民主宪政价值的思潮在现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作者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他们会否认和排斥普世价值、为什么会服膺和赞美政治学研究中的威权体系，他们所谓的“批判”与“超越”究竟具有何种实质性的意义。在论述钱端升、丁文江等人对现代国家权力的认识之浮浅和扭曲、对现代民主政治缺乏起码的信念、而对独裁政治怀抱那么高的期待之后，作者的感慨是：“这些留学精英对于自由、人权、宪政、民主、法治等现代建国的基本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准则的轻易放弃，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第43页）
由于作者只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对留学精英的建国政治选择进行分析、评述，实际上无法兼及留学精英归来之后必须面对的个人生存环境，难以从他们的生存与欲望的角度深入考察其观念转变与政治选择的个人真实语境。这可以说是本书个案研究中的不足，有待于作者今后作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海归”现象获得某些启发。除了在海外已经功成名就、可以衣锦还乡的个别艺术家，许多海归艺术家在与他们的本土同辈的地位状况相比较的时候，往往会更强烈地表现出对名声和财富的焦灼渴望。由于国情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他们去国之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在其命运之上再也不会笼罩着一层共享的悲壮而浪漫的反抗诗意，群体内部分化以及与本土艺术家的竞争已经彰显。因此，他们必须迅速地适应现实语境的转换，有些人由此而不得不把现实功利目标置放在艺术价值之上来考虑。
本来，从留学海外的客观情境来说，他们所接收信息的资源视域和政治视界无疑都比本土学者要宽广，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都更具有自由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的诚实性方面所获得的训练应该使他们对于曲学阿世有更加痛切的敏感和拒斥。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的问题？在第四章中作者分别从政治学方法预设基础的问题和美国大学政治学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对前一个问题，作者提出了在对峙性政体思维中的完美性假设、对宪政民主的缺陷认知、政治审美主义倾向等解释进路，具有具体言述的针对性和论辩性。对后一问题，作者提出了在他们的留学经验中只有知识教育而缺乏价值教育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思考进路，但是在论述逻辑的严谨性来说恐怕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价值教育的问题在长期的本土生活经验中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就如这些留学精英的本土同辈所经历的那样。而且，同样是留学精英，也仍然存在着并不相同的价值取向与政治选择，这起码可以说明留学经验对个人的影响有着多种可能。如果从全书论题的思路上说，我认为对于“价值隐匿与知识扭曲”的对立面的充分论述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在本章总结性的论述中作者提出了因为价值隐匿而导出的知识扭曲的多种面相和原因：一是以知识和身份作为晋身之阶、把个人欲望打扮成宏大话语；二是为创新而创新，不管中国的实际情形如何，他们总是以一种特殊主义的先设立场，对之进行缺乏基本判准的创新性理论阐释；三是国师心态，价值观的扁平化，形成了权力对知识的扭曲。在这里又体现为三个悖谬：第一，对中国国家权力的政治顺从与批判美国的奇妙结合；第二，对美国的历史审查和对中国的现场欢呼扭曲地组合；第三，将中国的可塑性想象与美国的既定性判断对峙处理（第199-200页）。在这些论述中，核心的问题还是价值的隐匿。
作者自述本书的深层论旨是超越留学运动对于国家建构的制约，回头认真对待中国自己的教育与建国困境，积极寻求中国的解困之道（第287页）。可以说，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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