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当年说“鲜花很快就蔫了”的袁明华,写了三卷本的植物情书

袁明华  2026年11月16日 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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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还对妻子说“鲜花很快就蔫了”的袁明华,绝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了追着二十四节气跑遍全球的“植物先生”。

金沙江畔一朵坠落的攀枝花,让他读懂了落花的风骨;手机备忘录是他的随身稿纸,林芝桃花、帕米尔杏花、塔希提栀子,都在奔波途中落成洋洋长文。袁明华恪守“眼不见、脚不到,不为文”的创作铁律,曾因AI误导只身闯高原寻花,也执意把草木放进艺术与民俗的坐标系里重读。《植物先生》三部曲收官之际,百道以此为题,和他聊透了植物文学的来路与去向。

 

《植物先生III:寻找二十四节气之花》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袁明华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8月

百道网:您早年以小说和文学评论立身,好友评论家盛子潮当年曾以《没有浪漫》为题评您的为人为文。是什么契机,让您从一个“不浪漫”的写作者,变成了如今被称为花痴的“植物先生”?这个转变中,哪一个具体的瞬间或植物,是真正的转折点?

袁明华:从“花无恋”到“蝶恋花”,这中间确实有一个明显的转身,但这与曾经说“鲜花很快就蔫了”没有必然的联系,与子潮兄当年以《没有浪漫》为题评论我的小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论“花无恋”,还是“蝶恋花”,我想每个人骨子里其实都有自己专属的浪漫,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浪漫”这个词,古汉语里原本就是两个独立的单音词:“浪”是放浪,“漫”是散漫。我内心向往的浪漫,更接近于这份“浪漫”的本义。苏轼所说“又作三吴浪漫游”,表达的正是此意。我一生颠沛流离,养成了放达不羁的性情,素来不欣赏世俗意义上那种“为浪漫而浪漫”的做派。

早些年过情人节,花店里有一种叫“蓝色妖姬”的玫瑰,曾经卖到几百块钱一朵,我不是没有动过购买的念头,可当我了解到它并非天然的蓝色花朵,不过是白月季经过人工染色,再包装成进口名花之后,我便怎么也“罗曼蒂克”不起来了。

真正令我顿悟的,是写《植物先生Ⅲ》惊蛰篇《若水之滨攀枝花》之前的一次偶遇。那年早春,正值攀枝花的盛花期,我因参加一个会议,去到了川西南攀枝花,这座中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地级市。傍晚时分,我约了同伴去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实地探访,路上随处可见捡花人,一个个仰着头,望着高大的攀枝花树,等候风中坠落的硕大花朵。见此情景,我也来了兴趣,兴致盎然地追上前去。这时正好有一朵落花,如火红的羽毛球,在空中旋转飞舞,闪着耀眼的光芒,向着地面坠落,落地后又反弹跳跃了几下。奇妙的是,安静下来后,它依旧是完好无损的一朵,这完全颠覆了我以往对落花的认知。

那一刻我算是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落花不是无情物”。

我随即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了当时的一点感慨:“要落就痛痛快快落,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不失英雄本色。”

这朵花让我看到了生命终结时的极致浪漫。

真正的浪漫,永远藏在生命本真的秩序之中。

袁明华

百道网:第一部写植物研学课、第二部写时食植物研学课,第三部转向“寻找二十四节气之花”。您的写作方法到第三部时,在取材边界、写作姿态上做了哪些调整?花与植物、时食相比,写作难度和乐趣分别在哪里?

袁明华:你可能不信,这个系列的写作,起初是闹着玩的,并无预谋,至少第一部是这样。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第二部写二十四节气时食植物,是按计划实施的,目标也很明确,但其实第一部中就已经写过芡实、柿子、荸荠这类时食植物。第三部目标二十四节气之花,但第一部的前四个节气与最后一个节气,也已经写过五朵花了。

综观三部曲,第一、二部的写作,视野相对比较窄,取材也以杭嘉湖平原植物为主,并反复写到了我已然消逝的故乡李家桥,文字间饱含着浓郁的乡愁——我几乎闭着眼睛就可以画出李家桥旧时的地图,也希望把这份乡土记忆植入读者心中。《光明日报》约稿时,也给我设定了题目,就是《在植物中寻找乡愁》。第三部有很大的转变,视野也拓展得更为辽阔,但转变的核心是理念,是思想。

近年来热爱植物的人越来越多,城乡植物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工作,也达到了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肩的水平,我于是把第三部所写二十四节气之花放到了植物文明与人类文明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高度去审视,同时放到了提升人类生活品质的高度去考量,力求“深刻人类文明之肌理,激活多彩生活之生机”。

说到难度,倒并非来自于写作对象和取材边界的调整,也不是来自于思考的深度,而是来自于认知层面的迭代更新。钻研越深,越觉得自己认知的浅薄。记得2018年2月4日,《植物先生》开篇之初,我曾把报春花列为立春节气的候选代表,但那时我以为:“报春花娇嫩如蔬菜,多栽种于花坛、假山、亭园之侧。”直到2022年4月17日,我循着威尔逊的足迹追到宜昌三游洞,遇见了藏报春,才知道报春花是中国极具代表性的年宵花卉,也是世界三大高山花卉之一,而藏报春是报春花家族中最了不起的“花坚强”,生长环境极端严酷,却自有生存智慧:在石灰岩悬崖峭壁之上,几乎所有植株都扎根于岩石缝隙凹口中,因为凹口中才能积聚少许泥土,才能繁衍子孙。一百一十八年前,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在三游洞发现了藏报春,将它引种到西方,从而震惊世界。十七年前,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印开蒲先生循着威尔逊的足迹到此,与威尔逊同方位同角度拍下了藏报春,完成了一场“百年追寻”。四年前,我追着威尔逊与印开蒲的脚步来到这里,彻底刷新了我对报春花的认知,这才写下了《三游洞里报春花》。是认知的提升,让当初开篇落选的报春花,最终成为了三部曲压轴篇的主角。

植物世界辽阔无边,前方似乎永远深藏着一个又一个未知世界。不断拓展认知边界,这正是植物文学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也是植物文学写作带给我的最大的乐趣。

百道网:您很少用电脑,大多数篇章是在手机备忘录上完成的,常常天南海北飞着,半个月交出六七千字长文。对您而言,“必须抵达现场”意味着什么?

袁明华:对我来说,“抵达现场”是实现认知的必由之路,“必须抵达现场”则是一种写作态度,也是我的人生态度。

原本以为,认知的路径不外乎两条,“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看似矛盾的两句话,其实蕴含着深刻的认知哲学。

人都会犯错,也难免犯错。我有时想,我们真该原谅自己经常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也因此给后人留下了纠错的机会。一代一代人前赴后继,不断纠正先行者的错误,从中获得新的发现,如此循环往复,恐怕也是人类“认知进化”的必由之路吧。

突然某一天,认知的路径又多了一条出来。AI时代来了,ChatGPT、DeepSeek、Doubao相继问世,这在很大程度上彻底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路径和方式。但我们普遍又忽略了一个新生的常识:AI是一门不负责真伪鉴别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算力是建立在人类已有认知的基础之上的,自然也会承袭人类的错误。当它从数据库里捕捉到人类虚构的场景时,它也会综合人提供的错误信息生成自己的思维,这时它看似十分清晰的逻辑推理,其实从源头就已经乱套了。

我想强调的是,人最容易犯的病叫懒惰病,最容易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偷懒,千万别过度依赖AI,我是吃过AI的苦头的。

去年早春,我获知日本权威著作《樱大鉴》有明确记载,樱花的起源地在中国喜马拉雅山区,大约在唐代传入日本。作者认为高盆樱桃(喜马拉雅樱)是最重要的原始祖本之一。

这对我来说是个致命的诱惑,因为错过一个花季意味着将错过一年。

当时从DeepSeek搜索,得知日喀则亚东县境内卓木拉日雪山下的多情措湖边就生长着喜马拉雅樱,还搜到了湖光倒影中与雪山相映成趣的喜马拉雅樱图片:身姿绰约,异常美丽。于是我毫不犹豫,孤身一人,独闯天涯,开启了野生喜马拉雅樱探索之旅。

结果大失所望。跑了一个星期,除了神山圣湖,还深入探访了亚东沟、陈塘沟、吉隆沟,连喜马拉雅樱绽放的影子都没找到一个。

因为接受你的采访,突然想起,回头去责问DeepSeek时,它倒是承认了自己的误导——可见AI也是在进步的,因为人类的认知在不断更新。原来俗称喜马拉雅樱的高盆樱桃是冬樱花,花期根本不在早春,而是在每年10月至12月。而且多半生长在低海拔温暖湿润的沟谷密林,卓木拉日山、多情措一带根本不可能有野生种群存在。而日本樱花,经过数代人的培育、改良,离喜马拉雅樱原始祖本早已相去甚远。

当然,找不到不等于没有,找不到就给了你再次出发的机会。

我之所以强调“必须抵达现场”,这也是植物文学写作的特性所决定的。我执意在文本上坚持“游记呈现”的方式,也是为了恪守我自己“眼不见,脚不到,不为文”的创作原则。其次,凸显植物的在地性、真实性,当然也为了加强文学性,增强可读性,努力让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我用手机备忘录写作,几乎与手机发明备忘录同步,这为我随手记录见闻、捕捉灵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因此养成了习惯。如此,我文字的源头,便能直抵眼前实况:风的温度、花的气息、草木生长的环境。除了感官的真切触碰,还有当地的人文历史和民风民俗氛围,这些也同样只有亲临现场才能获得真切的感受。

我坚信:徒步,才是真正的进入方式,徒步携带的力量和生成的力量远胜于大脑。

百道网:您从高更《你何时结婚》里两个塔希提女子一左一右佩戴栀子花的细节,读出了“左耳心有归属、右耳尚无男友”的民俗密码;又因梵高《盛开的杏花》是为新生儿所作而未能写入杏花篇,遗憾良久。为什么执意要把花放进绘画、民俗、文学的坐标系里去写?这种“一花多解”的写法,对普通读者的植物审美意味着什么?

袁明华:这其实是另一个层面的“抵达现场”。

直抵植物生境,引导孩子们叩启自然科学的大门,但入门之后,前方有无尽山河,巨大乾坤。所谓植物研学,终究是为了借自然草木,以丰盈心灵——见人文,见历史,见地理,见哲学,见美学,进而完成美育的浸润,看见完整的自己。

从塔希提栀子花到高更《你何时结婚》的解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打开了自然科学、民风民俗通往艺术殿堂的进阶之路。

《你何时结婚》,画题取得太妙了——究竟是谁在发问?

画中有两位塔希提土著女子,耳际各佩戴一朵塔希提栀子花,前一个佩戴于左耳,后一个佩戴于右耳。我在塔希提的行旅中了解到,塔希提风俗,佩戴于左耳,说明该女子已心有归属;佩戴在右耳,说明她尚无男友,渴望爱情。据此推断,显然是后一个女子在问前一个女子。此一问,整个画面顿时生动起来,贴上了塔希提民俗风情的标签,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情调,增强了故事性,也提升了文学性,极大地丰富了此画的审美内涵。

同样道理,我们平时从画册上看梵高的《盛开的杏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当我在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看到此画真迹并了解到创作背后的故事后,我便惊呆了。这幅画是梵高为庆祝弟弟提奥喜得贵子而作。专业导游介绍说,这幅特写完全是婴儿的视角——摇篮中的婴儿是从杏花树下往上看的。因此我们欣赏这幅画,最好不要平视,而要将画面扑过来置于头顶,就像摇篮中的婴儿看向天花板。这时你会发现,画面中的光影是从蓝天透来的,投射在花枝上的光点呈现出透明的天蓝色。我一下子顿悟过来,这幅杏花图恍如一面镜子,照亮了梵高心底最澄澈的一面。

在梵高穷困潦倒的一生中,《盛开的杏花》犹如一支纯净的歌,倾注了梵高最真挚的爱,和最美好的祝福,寄予新生命以无限的希望。

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梵高努力保持着心底的纯净,发病时便停笔,缓过来之后再继续。画作完成不久,他便去世了。

我想,假如不抵达现场,我可能就无法揭秘高更《你何时结婚》中隐藏的秘密,我可能就了解不到《盛开的杏花》背后的故事。

这其实不是“一花多解”,而是多途径去获取涵养心灵的能量。

我试图在我的植物研学之路上,引导孩子们从自然科学走进艺术殿堂,感受植物文明与人类文明的交相辉映。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通自然、艺术与文字之间的深度联结。

百道网:《一朵花,入了心才叫花》是您对外孙女小蛋白说过的话,在您看来,入了心的花和路边看一眼就过的花,根本区别在哪里?您希望读者合上书之后,再去看一朵花时,眼睛里会多出来什么?

袁明华:这句话看上去像不像一首诗?

有读者比我更有激情,说袁明华眼中的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情歌,《植物先生 III》就是一本情歌集,是我们心目中的梦中情书。“神要你见绿绒蒿,绿绒蒿就会来到你的面前。”

其实,这里面有我比较清晰的理性思考。植物文学是在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基础上开辟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区别于前者,植物文学最大的特征就是去人类中心化。中外文学史上,植物的身影从不缺席。但过往的作品中,植物从来都不是主角,而是人类托物言志的对象,寄情于物的背景板,一句话,是道具。从《诗经》到《离骚》,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到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如此。而植物文学崇尚人类与植物的互为依存,共生共荣。人类有人类的美,植物有植物的美,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独特的情绪,唱着独具个性风采的情歌。更何况,人类文明源自于植物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植物不会像人类一样开口说法,但它们的生存智慧并不在人类之下。我因此视植物为伙伴,努力学会与植物的交流,希望与植物之间抵达通心之境。我寄语朋友们的一句话,“若想活得润,多与植物混”,便是由此而生。

“一朵花,入了心才叫花”,也是由此而得。

寻常人看花,多止于眼目所见、世俗审美。看花色艳丽、姿态娇美,或是追逐节日花语、消费浪漫符号,所见不过是植物的外形躯壳。这样的花,开在枝头、留在镜头、流于表象,从未真正抵达人的生命深处,只是转瞬即逝的风景。所谓入心,是读懂了花开的时序、花落的风骨,看见了一朵花扎根土地、迎风生长、坦然荣枯的生命力量。这是摒弃了浮华的凝视后,与草木生命的双向共鸣。唯有放下刻板定义与功利滤镜,以真诚、敬畏、共情拥抱草木,我们眼中的植物,才会化作有风骨、有温度、有诗意的生命。不入心的花,只是寻常草木;入了心的花,便承载着自然的秩序、岁月的底蕴与人文的温情。我一路贴地而行,遍历山河寻花,从来不是追逐繁花盛景,而是以草木照见本心,在一花一木的相遇里,读懂自然最本真、最动人的浪漫。

百道网:交稿后您已赴南极考察,序中也透露您正在关注两条新线索:一是“中国植物西游记”——猕猴桃如何从中国传到新西兰、植物的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二是您已在《中华读书报》开设多年的“世界经典文学地标”专栏。《植物先生》三部曲落幕,但“先生”似乎没有停下脚步,接下来您计划要带读者去哪里?

袁明华:这显然是剧透了。

是的,“中国植物西游记”正是我在植物先生系列作品创作过程中渐趋成熟的一个构想,其实这一计划早在我追逐百年前西方“植物猎人”威尔逊的足迹时就已形成。这个系列之所以从身边的植物写起,一步步走向七大洲四大洋,是为了找到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让读者有一个适应过程。

中国乃世界园林之母,但截至目前,对于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文明史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读者的认知度还是非常低的。日常里,说到郁金香,首先就想到了荷兰,说到樱花就想到日本,说到猕猴桃就想到新西兰,说到苹果就想到“牛顿的苹果树”,甚至把《圣经·创世记》中亚当夏娃偷摘的禁果认作是苹果。很少有人知道,郁金香、樱花、猕猴桃、苹果的故乡都在中国。桃树、桑树、百合、绿绒蒿的故乡在中国,认知度相对高一些,但人们对桃树、桑树的祖庭在西藏林芝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带,几乎一无所知;也很少有人知道岷江百合当年如何拯救了欧洲濒临灭绝的百合市场,绿绒蒿在西方园艺史上拥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同样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有三棵特别重要的大树——“活化石”银杏、水杉、珙桐,是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创建了世界植物文明史上的奇迹,成为国际传播、文明互鉴的代表和象征,同时又成为儒释道三教文化共存的载体。

我不想说“中国植物西游记”对于大众层面的认知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但至少我在这样努力着,这些年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也相对较多。

“文学地标”是另一个课题。近三十年来我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为全球文学经典寻找文学地理坐标,为读万卷书筛选文学经典,为行万里路提供游学途径,为滋养人类心灵成长的泉源确立一座座丰碑。但明确的课题设立萌生于橄榄树学校创办之初。其时,校园里盛行国际游学,但一般的游学团都浮于表面,缺乏明确的主题和根基,甚至“游而不学”。我想凭借“文学地标”规划一张“文学之旅”蓝图,为青少年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提供切实的抓手,让难啃的经典进入生动的现实场景,不再令人心生畏惧。为此,我四处追逐,并在《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开设了专栏,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篇章。为了确立海明威的三个文学地标,我带着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去往东非大裂谷乞力马扎罗山,带着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去往古巴哈瓦那,带着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去往意大利米兰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这样的足迹,几乎遍及了七大洲四大洋。

最令我振奋的一次行动,是去年夏天的南纬90度之旅。我原以为南极大陆是一个大冰盖,不可能存在我心目中的“文学地标”。没想到一百年前传记文学大师茨威格早就为阿蒙森和斯科特争夺南极的斗争写下了杰作,而且改名为《伟大的悲剧》的节选本也早已进入了国内课本。

从南极点返回联合冰川的那个夜晚,我发现自己所住帐篷名为“Bowers”——正是斯科特探险队中最后奔赴南极点的五位壮士之一。那天半夜里我从睡袋的噩梦中惊醒,想象着斯科特在干粮耗尽、燃料告罄、生存无望的最后的日子里,依然顽强地与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作最后抗争的情形,便怎么也睡不着了。当时想,如此“开天辟地”的故事,我们的孩子若单从课本中去阅读,又怎能感同身受?百年前,我们国家积贫积弱,与极地探险绝缘,我们没话可说,那么百年转身后,我们若再止步不前,那实在是难以向世人交代了。于是,我决计要为南极点确立一个文学地标,回来后便写下了《一颗闪耀在南极点上空的悲壮巨星——茨威格用〈争夺南极〉为失败者斯科特立传》。

植物地标和文学地标,其实是交相辉映的两个课题,也是推动植物文明与人类文明共生共荣的两个举足轻重的课题。

我们为此寻寻觅觅,值得。

作者:袁明华

编辑:舒月

终审:舒月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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