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晚期,北京西城前门大栅栏西南一片的胡同里,住着一群特别的年轻伶人。他们白天大多在戏园里粉墨登场,名动九城;夜晚回到寓所,接待上层社会的客人,斟茶陪酒。
这些年轻人是伶人,同时也被称为“相公”。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私寓“——既是他们的演艺技能的训练场所,也是晚间对外开放的娱乐场所。
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私寓是京城戏曲生态运转的关键枢纽,它既培养了大批著名的京剧演员如梅兰芳和程砚秋,也孕育出一种被高度浪漫化的“男风”文化。
这段历史在二十世纪很少被人提起。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吴存存的《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以下简称“《戏外之戏》”),便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系统还原了清代京城私寓的运作体制、伶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围绕他们的阶层、欲望与权力关系。2017年,这本书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2026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简体中文版。
吴存存说,她希望人们明白,伶人的处境是制度造成的,与道德品质无关。“这不是某个人物身上的污点,而是一段需要被看清的历史”。
《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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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存存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4月
吴存存最早注意到私寓制度,是在四十多年前南开大学图书馆一间昏暗的线装书库里。
当时,吴存存刚刚留校任教,工作量并不大,她有大量的时间阅读。很多明清古籍还没有排印本,教师和研究生都可以进线装书库,她便立志通读那里所有的明清小说、戏曲和笔记。
“有好几年,我几乎每星期都有两三天泡在那昏暗而散发着浓重樟脑气味的书库里。”吴存存回忆道。
有一天,在书库最下层的一个书架上,吴存存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刊行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她原以为那是一套讨论戏曲艺术的丛书,翻阅之后却大吃一惊:“书中对伶人的品评方式和专门描写妓女的‘画舫录’极为相似,甚至措辞更为香艳。”
后来,她又读到道光年间刊行的小说《品花宝鉴》。小说中动辄垂泪的伶人杜琴言、士大夫与伶人之间卿卿我我的故事,让听惯了《红灯记》、在特殊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吴存存“无所适从”。

“这不是因为我对同性恋本身的恐惧——我们的文化没有这种恐惧,而是伶人被视为性对象,演戏之外还要提供色情服务的事实,我闻所未闻。”在后记中,吴存存将这次阅读体验称为“文化休克”。在她的成长经验里,演员是“人民艺术家”,应当从事纯粹的艺术活动,可就在并不算太远的过去,戏园文化与同性性爱之间竟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这一困惑,成了吴存存研究的起点。
此前,她因为读到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已经开始留意明清小说中大量的同性恋书写,还写过一篇关于晚明男妓阶层的论文。她说,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受剥削压迫的下层弱势群体:中国社会自宋代以来几乎没有打击过同性恋,却对为钱从事性爱活动的男妓极端轻视,在那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连女人都不如”,因为他们不可能通过婚姻和生育改变命运,年长之后大多只能从事最下等的工作。
在墨尔本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她的两位导师,研究明清文学的马兰安和研究中国电影与媒体的裴开瑞,都劝她把论文中提到的梨园花谱继续做下去,写成一本书。他们说,这个案例太典型了,它同时触及中国人对同性恋的态度、阶层与性爱的关系,而且京剧是公认的国粹,“在艺术发展当中性爱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吴存存开始关注“倡优并提”的观念,即将娼妓与乐伎划为同一社会阶层,“它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
到了雍正年间,朝廷下令废止乐籍,严禁女伶。此后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清代的戏园里不能出现女性,女角一律由男伶扮演。于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清代特有的私寓制也悄然诞生。在二十世纪初北京出现富连成那样的戏曲学校之前,私寓几乎是徽班进京后约两百年间京城训练伶童、为戏班提供演员的唯一场所。
但私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班。孩子们被卖进私寓的时候,他们除了学唱戏之外,也可能要同时从事性服务,这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情,包括孩子们的父母。私寓一方面承担着京剧演艺训练的职能,另一方面,在晚间则成为一个公开的娱乐场所,需要接待客人,也经常会有男风色情服务。
“这两重身份是同一套体制的两面,不是伶人可以选择的。”吴存存说。

私寓服务的客人主要是京城的官员、士人和富商。浪漫的士大夫们更发展出一套极为精致的流行读物:梨园花谱。这是一种类似品鉴指南的读物,给京城伶人排名次、定高下,分状元、榜眼、探花,所谓“一经品题,声价十倍”。花谱从明代给妓女排定的花榜移植而来,清代有了私寓制之后,很快被用到男演员身上。今天有人把花榜理解成一种早期的粉丝打榜,吴存存并不反对这个类比,但她提醒,花谱背后的东西要冷峻得多:那是士人维护精神特权、构建浪漫幻想的工具。
这些花谱从士人的视角品评伶人,喜欢把士大夫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品位强加到伶人身上,强调伶人擅长诗文书画而厌恶唱戏,无视伶人的色情服务是他们社会地位低贱而导致的制度的问题。这些花谱经常会误导读者,仿佛品德高尚的伶人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而从事色情服务的只是因为他们道德水平低下。这种观念的根扎得极深。而事实上,伶人在法律上属于“贱民”,无权参与科举,不得与良民通婚;甚至在有些朝代的律法里,强奸伶人的惩罚远轻于强奸良民。民国作家包天笑在回忆录里说得更直白:“不论唱京戏、昆戏、地方戏,都是一样。当时是戏子与婊子同等的。”哪怕到了二十世纪初,田际云、俞振庭已是知名伶人,彼时笔记仍把名妓愿意嫁给他们的消息写成“奇闻”。
这些现象,日渐成为吴存存的学术研究课题。

吴存存
研究这样一段历史,最大的难点不是学术观点的表达,而是史料的不平衡。
记载私寓和伶人的史料不少,但绝大部分都是出自士大夫之手。吴存存说,因为这些伶人绝大部分不识字,学戏靠师父一句一句地教,没有时间读书,更别说写作了。
“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买方的话语,卖方有什么话语?没有。”吴存存花了很多精力去找伶人留下的文字,几乎一无所获。她翻遍民国著名戏曲文献收藏家周明泰的戏票和戏班演出日记,涉及私寓服务的记录一份也没有找到。
于是她只好将目光转向小说,可这又牵涉到一个严肃的方法论问题:虚构的作品能不能当史料?她很推崇南开大学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观点,文学作品虽然人名、地点、时间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他方面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非常真实的,尤其是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其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和道德价值观念。。
“一个写亡妻的丈夫只会留下赞美她端庄贤慧的悼文,可小说里会有悍妇、通奸和一个更复杂且真实的社会。”吴存存说,如《品花宝鉴》这样的长篇小说,恰恰保存了正统史料不屑于记录的欲望、趣味和人际关系。
不过,吴存存也会时刻警惕着,“不能被作者牵着走”。
她以《品花宝鉴》为例。作者陈森本人是个穷困不得志的文人,他把士大夫分成好坏两类,名士、高官是好人,商人和骄横的武官是坏人;把重视钱财的伶人一律写成反面角色。“其实伶人是提供服务的,不可能不关心钱,他们建立这种所谓的浪漫关系多少也是为了赚钱,赚不到钱回家要被师父打,难道他们不该在乎钱吗?”吴存存解释,陈森的浪漫幻想本质上很势利眼,这本身就是史料的一部分,它精确地暴露了掌握话语权的买方希望看到什么、避开什么。吴存存通过严谨的论证,指出了那段历史里最不公平的一笔:社会从不指责光顾私寓的士大夫,反而赞赏他们浪漫风雅;对没有选择余地的伶人,却任意摆布、百般苛责。污名全压在了弱势者的身上。
相比文字资料,更稀缺的则是关于私寓与伶人的视觉材料。正因如此,《戏外之戏》中四幅描绘士人与伶童交往、嬉戏的晚清工笔画,也显得愈加珍贵。
2015年吴存存在哈佛访学期间,经一位学者引荐,前往印第安纳大学的金赛性学研究中心。意外发现那里收藏着一套描绘私寓内景的“男风”绘画,共十幅。据吴存存介绍,这些画作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此前也没有人识出画作内容。“之前我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没有找到清代留下来的描绘私寓的视觉材料,突然看到这样的绘画,我非常震惊。”本书选印了其中四幅,在这段历史被掩盖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这些材料堪称弥足珍贵。

也是在2015年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吴存存完成了《戏外之戏》的书稿。
波士顿那个冬天暴风雪不断,她在住处的小阁楼上写了三个月,“仿佛隐约听得到一百多年前京城韩家潭一带那哀艳的胡琴笙箫”。
两年后,《戏外之戏》繁体版在香港出版。吴存存回忆,因为种种原因,这本书的传播效果有限,但仍然受到一些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2025年,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向吴存存提议出版《戏外之戏》的简体中文版时,她一度非常犹豫,甚至有些害怕,“我担心被人说成是故意揭开中国人的伤疤给外国人看”。
吴存存知道这个话题会触碰许多人的情感禁区。“人们总觉得,一个人从事过类似卖淫的工作,好像是这个人的道德污点。可这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她说,“越掩盖,就会越描越黑。”她认为应该直面真实的历史才能纠正伶人被污名化的偏差。
与编辑反复沟通后,吴存存同意了简体中文版的出版事宜,“毕竟这是一本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书,只有在大陆出版了,才算是真正的出版”。
事实证明,吴存存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有读者说,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歧视戏子,读完后才明白。“我就希望人们能理解,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跟任何人的道德品质都没有关系。”她说,现在的年轻人比他们那一代人理性得多,这让她感到欣慰。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学者,这本书还受到不少普通读者的喜爱。不同于很多晦涩的学术著作,《戏外之戏》获得很多“好读”的评价,它的叙事方式与语言风格更像娓娓道来的讲述,而非程式化的论证。这是吴存存长期保持的写作习惯。她经常对博士生、硕士生说的一句话,就是“把话说清楚”。
对于有人纠缠于“这算不算同性恋”的定义问题,吴存存在再版后记里作了认真的回应。她说,中国传统社会从来没有颁布过针对同性恋的法律,传统医学也从未把它当作病态;《逸周书》里已有“美男破老,美女破居”的记载,《晏子春秋》更有“拒欲不道,恶爱不祥”这样明白的肯定态度。清代士伶之间的情感当然带着严重的等级和金钱的问题,然而,“人类历史上性爱从来很难是纯粹生理的”,不能以现代西方的观念为标准去裁剪评判其它文化中的同性恋问题,正如不能因为古代男女关系不同于现代的异性恋,就说古代没有异性恋。
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审视这段历史,吴存存想做的不是批判而是理解:“我们需要客观地了解我们社会发展中曾走过哪些与现在的想象很不一样的路,并理解其历史脉络和各种成因。与其他的文化一样,我们的历史也从来不是单行道。”

现在,吴存存的研究方向更偏向晚清俗曲和性别问题,尤其是劳动女性。她说,上层社会的书写和下层社会的书写几乎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许多无名者的俗曲写得极好,却还没有被学术界看见,“我们一直比较倾向于精英主义,缺乏很多人文关怀”。从戏台之外的伶人,到俗曲里的劳动妇女,她其实在做同一件事:让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被更多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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