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6年4月，祁智回了一趟故乡，江苏靖江西来镇的桐村。
他穿过田埂、弄堂，来到镇上，车站饭店没有了，一到冬天就蒸汽弥漫的浴室也不在了。小时候的伙伴他一个也没碰见，最近几年，他们陆续去往北京、上海、广州，最远的到了卢森堡，“帮子女带小孩”。
他恍恍惚惚，一眨眼好像回到从前，一眨眼又回到当下。
“我们都在走啊。”祁智说，“唯一不走的是老家。老家像一棵树那样，一动不动，深情凝望我们的背影。”
他很庆幸还可以用手中的笔，将过去的人、故事和情感写下来。在2026年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苏少社”）推出的长篇小说《我们兄弟》中，祁智再次将故乡“请进自己的书里”。
《我们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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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祁智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6月
《我们兄弟》的故事并不复杂，它讲述了王大松和王小柏这对兄弟的童年日常。故事发生在苏北乡镇的寒假，兄弟俩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他们跟着身体不太好的妈妈一起生活。哥哥比弟弟大两岁，却早早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给他洗脚、挑鱼刺、哄他睡觉，尽量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王大松和王小柏的故事，几乎就是祁智和弟弟的真实经历。
祁智年幼时，父亲在外工作，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我小时候‘没有爸爸’，只有寒暑假有。”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好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小学作文最常见的题目就是‘我的父亲’，我写的第一句就是‘我没有爸爸’。同学吓到了，问我，你怎么会没有爸爸？我说，大家回去都喊爸爸，我回去没有爸爸可以喊。”
母亲身体不好，年幼的祁智就像书中的王大松一样，拉扯着弟弟长大。关于这种超出年龄的责任感，祁智是这样解释的：“我跟弟弟说，我和你是妈妈的作业，你是我的作业。你要是出了一点问题，我不好交代，我就得不到一百分。”
这份“作业”，祁智做了很多年，一直到弟弟成年、成家。十多年前，弟弟因为一场原因不明的病去世了。
“我一直都想写这个故事，希望用另一种方式让弟弟活着。”祁智说，他迟迟没有动笔，“有时候一个题材酝酿一辈子也写不出来，有时候就是瞬间的事情。”
2025年立春那天，祁智终于开始动笔，并在2026年大寒之日完成初稿。
祁智
在二十多年前写《芝麻开门》时，祁智做了一件特别的事。他在一家报纸的“作家现在时”栏目中，说自己正要写一本给孩子的书，最后收到近一千个孩子提供的故事。但是写《我们兄弟》时，他不需要别人的故事，甚至不需要采访那些在他童年生活中出现的人，“小时候很多事我都记得”。
除了王大松和王小柏，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多有现实原型，比如电影放映员老董叔叔和小邵哥哥，“老董叔叔就是现实中放映员的称呼”。
书中还有两条狗，黄彪和肉圆，也是兄弟俩童年生活的参与者。它们跟着孩子们追电影放映队、在田野里奔跑、在院子里打盹。
祁智自称不是一个擅长虚构的作家，他把这种特质归功于母亲。母亲识字不多，却给了他最重要的写作启蒙。“母亲对我说，你看见什么就写什么。”这个朴素的教诲，贯穿了祁智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他笑称这是一种“笨”。
“我因此成了一个非常笨的人，我不会编故事，只能写我看见的。这很要命。我只有不停地去看见，要不然就得停笔不写。”祁智说。
在《我们兄弟》中，这种“笨”恰恰成了最珍贵的东西。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的，祁智不需要编造什么，他和弟弟之间的日常，以及他们在故乡度过的整个童年，都是他的创作源泉。
《我们兄弟》没有写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以细腻的情感与具体的小事打动读者，“对孩子来说，这些细节就是天大的事”。
比如冬夜睡觉。王大松和王小柏合盖一床被子，王小柏入睡总是很难，先磨磨蹭蹭不肯上床，一上床就开始翻滚，把被子卷来裹去。王大松不抢，因为他越抢弟弟就越兴奋、越不睡觉。他只敢在心里默念：“小屁孩快睡着……”等到王小柏终于累了，“刹那间软了下来”，睡着前用脚一撩，把半条被子掀回来还给哥哥。王大松赶紧配合，侧身，等被子落到背，再放平身体，王小柏就在这个时候贴近了他。
“王大松立刻感知到王小柏的体温。他不能动，哪怕只是动一动脚趾，王小柏都会醒。”祁智说，这些微妙的心理，都是他真实的感受。“那种在寒夜里不敢动弹的僵持、被弟弟脚上的怪味激出喷嚏又不敢打出来的憋屈，以及又气又心疼却拿他没办法的无奈，是真正的兄弟之情。”
王大松对王小柏的照顾，也是祁智从前对弟弟的照顾，渗透在日常的每个角落。
他不允许王小柏独自吃鱼，他会反复确认没有鱼刺后，才把鱼肉放进弟弟碗里，因为他听说有个女生被鱼刺卡住喉咙，送医院的路上去世了。
他每天晚上给弟弟烧水洗脚，从东屋走四步跨过门槛到堂屋，八步穿过堂屋再跨门槛到西屋，五步走到灶台边。他把搪瓷脚盆从墙角抽出来，水有点烫，端到里屋温度正好。
而王小柏呢？他不喜欢洗脚、洗头、洗澡，面对哥哥的擀面杖，他会头顶搪瓷脚盆当钢盔，嘴里喊着“来啊来啊”。王大松一擀面杖敲下去，“咣——”，王小柏晃着脑袋说“头昏，脑浆好像被打乱了”。王大松吓坏了，想起城里一个同学摔了一跤就颅内出血导致死亡的事，急得捡起擀面杖对着自己脑门敲一下，“试试到底是什么感觉”。
在故事的结尾，老董叔叔和小邵哥哥骑着自行车来了，带着胶片圆筒、发电机、放映机和四条棉被。镇上的大礼堂人潮涌动。兄弟两人好不容易挤进去，王小柏的鞋子却丢了。王小柏还很骄傲，手里拿着一只鞋，说他只丢了一只。王大松气得够呛，因为这是妈妈辛辛苦苦做的鞋。他在礼堂的地上到处找鞋，让弟弟乖乖在原地等着。
最后，鞋子被黄彪叼了回来，而王小柏却靠在电线杆上睡着了。
这些细节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乡镇童年图景，那些提心吊胆的夜晚、啼笑皆非的场面，以及兄弟俩以为天要塌下来、第二天却依旧平静的瞬间，都是祁智想与孩子们分享的往事。
祁智创作时有一个特点：不喜欢讲道理，不居高临下，也不刻意迎合小读者。
这种“不迎合”的底气，离不开他多年的教师经验。
祁智当过九年教师，对孩子认知水平与阅读习惯的把握非常精准。他给自己定了几条创作铁律：句子不能太长，不然小朋友会绕晕；不用成语，多用动词；认识八百个字的孩子，就能读他的长篇小说。
“我坚持对孩子们说，你要知道成语，但不能用成语，因为成语不是你的语言。”祁智解释道，“比如你写爸爸的愤怒，不要用‘暴跳如雷’这个词，这不是你的语言，你要写出爸爸的愤怒之后，老师说‘你爸爸暴跳如雷了吧’，这才是对你的褒奖。”
在他看来，用克制的词语准确表达，其实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怕简单，就怕你不会简单，要让孩子喜欢看，成年人也觉得有味道，就要字斟句酌，每一句都得认真。”
祁智也明确反对把儿童文学“弱智化”，“有些儿童文学作者，当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他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觉得弱智，孩子们也看得明白”。
对语言的敬畏，部分来自他在苏少社担任编辑的经历。
刚到出版社时，他面对的是刘健屏、顾宪谟、邵平这些著名的儿童文学编辑，同时接触到了金波、曹文轩、黄蓓佳、秦文君、张之路、沈石溪、高洪波、汤素兰等优秀作家，“一下子见到了天花板”。祁智说，优秀的编辑与优秀的作者互相影响，这种良性循环塑造了他对儿童文学的标准和判断。所以，他坚定地相信，给孩子看的小说要有好看的故事、好看的人物、好看的风景和“好看”的感情。
“美是儿童文学的灵魂。”祁智说，“即使写到残酷的东西，仍然要让孩子感到有希望、有力量。暴风骤雨是可以的，但天边要有亮光，有亮光就有希望，风雨之后是彩虹。”
后来，他又担任苏少社总编辑、社长，在不同的岗位上，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儿童文学理念。
离开苏少社后，祁智开始以作者的身份，与苏少社共同打造“芝麻开门”成长书系，《我们兄弟》正是该书系的第八部作品。至今，他已累计创作文学作品六十余部，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冯牧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荣誉。
“芝麻开门”成长书系
有人问祁智，现在的孩子离乡土生活越来越远，他会担心作品与小读者之间存在时代隔阂吗？
“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作家写不好。”他的回答很直接，“唐诗的题材和环境离我们久远吧？我们还是会梦想回到唐朝。《诗经》里先民的生活跟现在不能比，但我们读了觉得很好。”
祁智总结道：第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亲切的，不管时空有多远；第二，这片土地上产生的情感都是真实的，应该留在血脉中；第三，凡是能感动过去的，一定能感动现在，也能感动未来。
“这片土地”，就是祁智的生活场所，可以是《二宝驾到》中的都市，也可以是《我们兄弟》里的乡土。
今年清明节前后，祁智特意回到老家，把《我们兄弟》中写到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故乡虽然变了，但河流还是那个走势，村庄还是那个姿态，道路的基本格局还在，只是人不同了。”
他反对那种“叶公好龙”式的怀旧。有人曾呼吁保护老街，他问对方：“你住不住？你住高楼大厦，让别人住老街，这公平吗？”
为此，他还写过一首诗：
我们一直在编造
故乡的意象
把飞鸟、树林、田野、禾苗
或者皱纹、炊烟、虫鸣
搬进分行的文字
有几个人真的见过飞鸟呢
有几个人真的见过禾苗呢
还有乌篷船
或者茅草屋
我们离这些已经很久
就像种子、耕种、抢收、造屋
或者吹笛、雷电、霜冻
离我们很久一样
……
我们写了
大量无性繁殖的文字
如同把筷子插在阳台
一个做旧的瓦盆
梦想丝瓜花开
或者麦浪滚滚
故乡就在那里
真的应该回去住一晚
或者看一眼
站一脚泥
让故乡心疼一回
祁智说，他不是在保护什么，也不想挽留什么。他只是一个“笨人”，把看见的东西写下来。他希望那些被他看见并写下的人和事，乡镇街道上的少年、合盖一床被子的兄弟、追电影放映队的黄狗、冬夜灶膛里“哧”一声亮起来的火柴，会因此获得一种奇特的生命。它们不再只属于过去，而是属于所有读到它们的人。
“《我们兄弟》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条狗，都值得心疼，我希望能够让《我们兄弟》中的每一个场面都温暖。”祁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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