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泥沙俱下、浑浊泛黄、水土流失、水患不绝，这是过去千百年里黄河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而2026年6月，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一套丛书，名字却叫《黄河清绿》。
黄河真的清绿了吗？
《黄河清绿》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它分为四册，分别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及生态实践角度，呈现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实践与成效。丛书总主编是山东大学教授王仁卿，编写队伍集结了沿黄九省区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数十位知名学者。他们以近六十年的一手科研成果和数据资料为基础，从黄河源头一直写到渤海入海口。
近日，王仁卿接受百道网专访，讲述了这套丛书的编纂过程。他希望读者能够跳出对黄河的固有印象和偏见，既看见它曾经面临的生态困境，也能感受到国家大保护带来的巨大变化。
《黄河清绿（精装4本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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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王仁卿 总主编
出版时间：2026年06月
《黄河清绿》诞生于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下。
2019年、2021年和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郑州、济南和兰州三次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
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式成为重大国家战略；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表决通过。
山东作为黄河唯一河海交汇的省份，在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中承担着重要使命。2024年10月，在山东省委宣传部策划，山东出版集团、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统筹组织下，《黄河大系》丛书出版，以12卷20册的内容，从历史文化角度对黄河进行了详尽介绍。
很快，以上部门再次联手启动《黄河清绿》丛书的编写。如果说《黄河大系》展现了母亲河的厚重文化和历史底蕴，那么《黄河清绿》则突出了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带来的黄河生态巨变和成就。
在此之前，黄河生态相关的著作大多聚焦局部河段、单一生态主题，或者偏向政策解读、案例汇编，缺少一套完整覆盖从黄河源到入海口全流域、兼顾各分段差异、融合长时序一手科研数据的系统性著作。《黄河清绿》要填补的正是这个空白，它覆盖的不只是黄河干流，还包括白河、黑河、渭河、汾河等重要支流，将整条黄河生态廊道完整贯通起来。
王仁卿接到总主编的任务时，第一反应是感到“使命光荣，但压力巨大”。
“光荣”很好理解。“这是学术研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一次实践，能把沿黄九省区科研团队数十年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为黄河保护提供科学支撑，意义重大。”王仁卿说。
“压力”则来自这条大河本身。
黄河流域横跨九省区，地域辽阔，生态系统复杂多样，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湿地修复与高质量发展几重命题叠在一起，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团队协同、数据整合、内容把控等环节都充满挑战，“需要集结多方力量，严谨对待每一处内容”。
至于书名，一开始并不叫《黄河清绿》。
立项申报时，它的名字是《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丛书》，准确、周正，看一眼就知道它的学术分量。直到出版阶段，团队希望用更精炼的方式表达全书内核，突出黄河巨变，体现总书记强调的“黄河问题的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的精辟论述和治理重点，于是改名为《黄河清绿》。
对此，王仁卿从科学视角进行了解释。
长久以来，大众认知里的黄河一直带有“泥沙”和“浑浊”的标签，但近些年随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上游生态修复、湿地保护等一系列工程落地，黄河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河水含沙量下降，流域植被覆盖率持续提升，多地重现水清岸绿的景象。
“所以‘清’是指水沙关系改善、水体向好，‘绿’指流域植被恢复、生态系统复绿、生物多样性提升。”王仁卿说，“‘清绿’是对当下黄河面貌的客观写照，也承载了一种愿景：通过大保护、大治理，让黄河持续向着河清岸绿的方向发展，同时呼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李白曾感慨“黄河之水天上来”，这在王仁卿看来是很合理的，“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东到渤海，一路跨越多个地形区”。
不同河段的径流量、输沙量以及地貌差异显著，对气候也产生显著影响。比如，黄河全流域年降水量在200-650毫米之间，秦岭北坡能到700-1000毫米，宁夏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却不足150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100毫米，甘肃、内蒙古等地超过2500毫米；无霜期下游平原约200天，上游部分地区不足20天，少数地方全年有霜。
《黄河清绿》被分成四册，正是因为黄河如此“不统一”。
王仁卿解释，丛书遵循“分段施策，全域统筹”的逻辑，这也契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治理思路：黄河上、中、下游的自然禀赋和主要矛盾完全不同，“不能用同一套逻辑去解读整条河流”。
第一册《黄河上游水源涵养与生态保护》，聚焦青藏高原源头到宁蒙河段，讲述三江源生态、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高原生物多样性和水资源评估。
第二册《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与生态农业发展》，面向黄土高原，重点关注水土流失等问题，梳理历史环境变迁、水土保持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的成效，同时解读黄土高原旱作农业如何实现高产高效。
第三册《黄河下游湿地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提高》，着眼河南到山东入海口，以湿地生态系统为核心，研究滩区生态修复、生态廊道构建、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和滨海湿地修复技术。
第四册《大河上下生态保护实践录》是综合卷，跳出分段视角，视整条黄河为有机整体，汇总战略实施以来全流域的生态成效、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案例，也直面现存短板，提出对策建议。
王仁卿把这套结构概括为“分而治之，合而观之”：空间上从源头到渤海入海口完整贯通，方法上采用“空间—时间—数据—案例—政策”五维协同，将空间分区、长时序数据、实地案例和国家政策融为一体，构建出一张完整的黄河流域生态地图。
关注黄河流域生态的这场科研接力赛，已经在山东大学持续了近六十年。
王仁卿是几代科研人员中的一位。他长期扎根黄河三角洲进行野外调研，“早些年黄河三角洲湿地萎缩，海水侵蚀，植被退化，很多物种栖息地退缩”。近些年随着生态补水、湿地修复工程推进，他再次回到同一片滩涂时，看到芦苇大面积恢复，鸟类种群数量明显回升。他将眼前的景象和历史照片、老记录摆在一起对照，“这种现实的变化，非常震撼”。
这些照片大多出自科研人员之手。三江源区域海拔高，野外条件恶劣，科研人员在高原冻土区冒着严寒、顶着大风开展植被和物种调查，在黄土高原跑样点甚至要深入沟壑梁峁。“那些地貌剖面和珍稀物种影像，都是多年野外工作的积累。”
除了野外调查，王仁卿还面临一个更现实的难题。
编纂队伍来自沿黄九省区，比如上游的青海师范大学、兰州大学，中游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科院水保所，下游的山东大学、河南大学等，团队便采用“总主编统筹+分册主编负责”的合作模式，各分册分别选定对应区域深耕多年的专家担任主编，并组织本省、本领域的专家撰写相关内容。沿黄的青海、河南、陕西、山东等地的管理部门，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建议。
“地域分散，九省区科研人员线下集中难度大；各省长期监测的标准和数据口径不完全统一；不同学者的写作风格和学术侧重不一样，分册之间容易内容割裂、体例不齐。”王仁卿回忆道。
对此，团队商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编委会定期召开线上编研会，统一编写大纲、写作体例和图表规范；分册稿件完成后由跨分册主编互相审阅，出版社编辑交叉审稿，避免重复和逻辑断裂；在尊重各地本土科研积累的前提下，制定统一的数据引用规范，保证风格一致，又保留各区域特色。
即便如此，每个环节仍然极其繁琐，比如数据处理。
近六十年积累的数据资料，来源非常复杂，有几代人野外调查的记录，有各地监测站的水文、植被观测数据，还有遥感影像，“不同时期、不同省份的监测规范都不一样，不少数据是第一次公开”。
为解决这个困扰，团队制定了一套“来源分级”的原则：野外一手调查数据，如科研人员记录的物种、植被、样方数据，被列为最高优先级；其次是正式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官方监测公报，拒绝无来源的二手转述数据；关于时间序列数据，要甄别监测方法变迁带来的偏差，对不同口径的数据进行标注、说明采集条件，不强行合并；遇到冲突数据，组织领域专家交叉比对研判，必要时回溯原始野外记录档案；所有核心数据和图表均需注明来源，区分野外实测、文献引用和官方统计等方式。
“仅仅这些环节，就反反复复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王仁卿说。
稿件完成后，数据还要经过本区域同行专家复核，总主编统筹校验后，出版社编辑再进行核查。“数据时间跨度太大，历史时期监测条件有限，也难免存在局限，我们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王仁卿补充道。
为方便读者查阅，丛书在编排上也做了平衡设计。
整套书穿插了200余幅图片，用三江源高寒草甸的原生性、黄土高原治理的前后对比、黄河三角洲湿地鸟类和植被景观的向好变化等实拍图，降低阅读门槛；上游分册用图表呈现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段水资源价值的动态评估，中游分册展示不同时期水土流失的演变趋势，下游分册呈现湿地植被的动态变化；每一部分内容都将生态原理与现实场景结合，既有严谨的学术分析，也有典型案例阐述。
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黄河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以后又会如何？
《黄河清绿》用事实和数据为读者提供了参照。
从2002年到2023年汛前，小浪底水利枢纽累计参与27次调水调沙，下游主河槽河底高程平均下降3.1米，主槽过洪能力从每秒1800立方米增加到每秒5000立方米。退耕还林和淤地坝拦下泥沙，入黄泥沙量显著减少。
黄河三角洲的鸟类生存状况明显改善，由之前的187种增加到403种，包括东方白鹳、丹顶鹤等珍稀物种，“这片河口支撑着全球约1%的水鸟种群，每年栖息的候鸟达数百万只”。“黄河三角洲观鸟”，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新型文明旅游观光和经济增长的模式。
2017年以来，黄河三角洲修复湿地面积1.88万公顷，年均补水3亿立方米；黄河干流山东段6个国控断面的年均水质，已连续9年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
现象背后，变化的还有认知。
王仁卿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更关心黄河的水害治理和开发利用，重在防洪、引水灌溉、发展生产。如今，黄河治理已转向协作性的“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从单一工程延伸至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从分段分部门走向全流域协同。
“尊重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把黄河当作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参与保护的主体从水利工程部门扩展到政府、科研机构、地方群众，这个变化很关键。”王仁卿说。
不过，王仁卿也提醒道，虽然黄河保护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流域生态脆弱的底色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需要持续关注。
他进一步解释：全流域大保护的协同格局需要进一步完善，跨区域协同治理仍有提升空间；水资源短缺仍是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水沙调控的复杂问题依然存在；部分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脆弱，修复后的抗干扰能力有限，退化风险仍然存在；生态保护和地方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平衡难题尚未破解，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还要继续探索；部分珍稀物种的栖息地保护也面临挑战。
关于黄河的未来，王仁卿的期待很务实：上游水源涵养功能持续稳固，守护好“中华水塔”；中游水土流失治理成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更加成熟，必将成为全球典范；下游河道安澜，滩区与人和谐共生，黄河三角洲湿地生生不息。
《黄河清绿》把几十年的野外研究成果转化为可参考的理论、案例和方案，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黄河生态档案，也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贡献了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王仁卿希望，科研工作者将它当作重要参考典籍，管理者能从中看到黄河上、中、下游的差异化问题，而普通读者读完后会改变对黄河的固有印象。同时，他也期待后续资料、图片、经验、模式等的不断修正、更新、完善和提升。
“黄河不只是一条承载历史文化的母亲河，更是一个鲜活完整的生命生态系统。黄河安澜、黄河复绿，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保护黄河是千秋大计。”在采访最后，王仁卿说，“每一个人都是黄河儿女和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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