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历史学家常常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中国社会的何种特质阻碍了这个国家在19世纪的经济发展。在最新一轮的论战中，以下的观点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安德鲁·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考察了白银流入对后期帝制中国的影响，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论述了欧洲与中国在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诸多的相似。按照前近代的标准来衡量，18世纪的中国有着优裕的物质生活、领先的科学技术、相对高的教育水平和丰富的贸易经验。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和美洲那样顺利地经历19世纪的煤铁工业转型呢？

目前学术界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即16世纪至18世纪白银的流入为中国带来了一场商业革命。随着中国产品的输出，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当时中国出口的产品包括丝绸和瓷器，其技术水平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中国的出口商品也包括茶叶，它在英国的销量空前巨大，不仅迎合了新的消费时尚，而且还为国库带来了巨额的关税收入。然而，18世纪的中国贸易并不仅仅限于商品输出。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旅行家就用非常艳羡的笔调描写了由国内贸易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不断提高的农村劳动生产率、繁华壮丽的城市，以及国家在低税收的情况下所能动员的庞大资源。对于18世纪的欧洲来说，中国是一个理性社会的典范，在那里皇帝的统治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学者型官僚得以实现，而普通百姓则安居乐业。

然而，中国并没有发明和使用蒸汽机，也不曾创造一个可以为引进19世纪西方工业铺平道路的投资环境。如果要强调中国和欧洲经验的相似之处，那么就必然会曲解中国经济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特征。概括地说，虽然中国的商业制度确实带来16世纪至18世纪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同样的机制却不足以带动19世纪蒸汽机时代的规模化经营，如工厂、铁路和轮船等。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很难断言，19世纪的发展究竟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对于中国和西方来说都是如此。西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一轮挑战，是因为在16世纪之时，银行、公司和商法的基础就已经奠定。这些机制催生了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金融工具，使得贸易和工业的融资成为可能。实际上，16世纪的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不同形式的信用工具，但却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所以银行、纸币、股票和债券的发展都绝非易事。一言以蔽之，无论中国是否拥有充足的资本以发展蒸汽技术，它都不可能拥有健全的机制并将这些资本集中到工业企业。事实可能正如彭慕兰声称的那样，中国和西方工业实力的分岔只是在19世纪才变得显而易见，但是造成这种分岔的原因却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潜滋暗长。

在本书中，我会在中国与“资本主义”狭路相逢的历史情境下展开一系列论述。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常常用它来指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这不是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我将从“资本”这个词根出发来对它进行阐述，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述之中，“资本”是财富的组成部分。在这本讨论中国与资本主义的书中，我将考察使资本能够对经济施加影响的种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将会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研究。在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中，我会解释中国如何与西方分岔以及18世纪如此成功的中国经济为何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遭受如此巨大的挫败。

首先，我希望阐述一下对目前已有的中国史研究论著的基本观点。在古典经济学中，资本是财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区别于土地和劳动力，正如利息是价格的组成部分，但却区别于租金和工资一样。资本不同于劳动力是因为它可以累积，不同于土地是因为它可以流动。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说明资本能够流动的原因。它只是假定资本在以贸易为主体的交换过程中产生，贸易伴随着劳动分工产生而成为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人们撰写了一系列市场史。而这种观点在20世纪初遭到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挑战，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观点强烈地影响了我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假设相反，他们认为不均等优势并不必然引发贸易，因为贸易只有在拥有健全配套制度的时候才能得以进行。他们所指的制度就是对结算信用的安排，例如货币（特别是纸币）、会计、法律以及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的银行。费尔南·布罗代尔从这一前提出发，对这些制度的历史轮廓进行了重新勾勒。

因此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我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中国的经济繁荣，而是其工具的演变。资本主义的制度必须是有助于资本持有和流通的机制，也就是货币和一些十分常见的书面保障机制，其中包括土地契约、会计账簿、合同、股票、债券和任何形式的储蓄与贷款凭证。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可以是家族企业、特许公司、寺庙或者宗族。目前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详细地描述了商人们参与农业和工业，但这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参与。而只强调中国被抑商的观念所主导也是不对的：虽然存在对商人的贬抑，但更为重要的是去认识帝国的贸易如何取得繁荣，以及某些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如何达到高技术水平。这种卓越的技术水平伴随着富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国内和国外同时赢得了十分可观的市场。我们不能简单地假定商人在从事贸易时所使用的机制一定可以实现资本的持有和流通，也不能假定只要存在资本持有和流通的机制，它们就会有效地运作。这类工具的运用是与观念、法律、商业实践以及经纪关系紧密相联的。

首先需要提到的是，中国人并不像笃信上帝的西方人那样，在观念上排斥放贷生息。道教著作《太上感应篇》的开篇即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因为勤于诵读《太上感应篇》，得到了神明的指点购入药材，后来瘟疫流行，他靠出售药材就获利无数。此人的行为也可视为投机买卖。此外，尽管许多研究论著十分强调“抑商”的观点，但实际上中国官员对贸易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各个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由于农本思想是当时主流的经济思想，所以贸易必须屈居于农业之下，土地投资则被认为是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投资，似乎与任何形式的利润和经营完全绝缘。与西方一样，市场独立于国家的思想在较晚的时代才出现于中国。但是，农本思想在政府的所作所为中却体现得极为详细。我们无须回溯一千年内的历史以寻找这种思想的源头，我们只要翻阅16世纪至18世纪有关“治国之术”的卷帙浩繁的文献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这些资料所描绘的是资源管理的蓝图，囊括矿藏、河流、平抑物价、公共服务、课税、仓储管理、灾荒赈济等有深刻经济意味的课题。从16世纪到18世纪，随着对治国之术的掌握越来越娴熟，帝国政府对于各地的地理和风俗的了解也与日俱增。这些知识的细节结合在政府的各项实践中，远非儒家的教条所能概括。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农本主义背景下——具体地说是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经济思想正迅速地融入市场的因素。这一融合的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重银主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与鸦片战争有关。1853年，咸丰皇帝计划发行低成色的铜币，户部侍郎王茂荫上奏谏言：尽管朝廷有权力和手段降低铸币的成色，但却没有同样的权力和手段来防止百姓抬高物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在一个注脚中提到王茂荫。然而，少数官员偶尔阐发的关于市场独立性的认识，并未扭转清政府的抑商立场，即依然否认开放海外贸易的必要，并贬低商业活动。王茂荫因为提议发行完全可兑换纸币，而受到朝廷的斥责。在朝廷看来，这种做法维护的是商人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尽管马克思并不了解这些发生在中国的争论，但他的著述同样反映了19世纪的西方对于不断变化的中国的印象。经过多年反贸易限制的努力，西方商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仍仅限于广州南部港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广州），他们自此广为宣扬清政府的抑商和反贸易倾向。在西方商人看来，中国社会强调的是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权利，处理各种事务并不是遵循严格的法律，而是更看重裙带关系和金钱财货的往来。整个官场自上而下陷于腐败，致使政府无可挽回地走向低效和无能。两次鸦片战争的落败都验证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孱弱和社会的动荡。19世纪下半叶，中国发展新式工业的努力最终宣告失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这个拒绝从商人的角度去看待经济的政府。

然而，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政府的低效却是没有依据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政府的统治效率时高时低。与17世纪明代政府的无能相比，清代的官僚机构可以说是非常高效的。尽管在19世纪面对外来侵略之时，它的表现的确令人扼腕叹息，但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在国内统治方面都确立了很高的权威和效率。18世纪时，它成功地提高了国家的财税收入，它的经济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当时的官员对于国家经济的理解远比他们19世纪的继任者更加透彻。正因为如此，18世纪的中国经济在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之下迎来了一次繁荣。所以，任何对于中国19世纪落后的解释都不应囿于中国政府抑制商业的陈词滥调，而是应该像中国历史学家那样，去探讨中国商业制度的薄弱，以及政府在改变这种制度方面的无所作为。正是由于中国18世纪拥有令西方人瞠目结舌的富庶，而在19世纪时却遭遇了向工业化转型的失败，中国历史学家才把从16世纪至18世纪的300年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这个名词的含义是：尽管在西方最终引致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制度在明清时期的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萌芽，但却没能像在西方一样开花结果。仔细阅读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当时的商业制度一方面包含着大量的创新，另一方面却又体现出明显的停滞。然而，正如我所强调过的那样，这些研究成果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寻找和论述在很多情况下误入了歧途。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