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背影：战后日本社会战争记忆问题研究》：拨开日本战争记忆的重重迷雾

《历史的背影：战后日本社会战争记忆问题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在2026年9月出版，这本书立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角度，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的历史认知展开系统探讨。现实中东亚多个国家常常因为日本的历史认识产生矛盾摩擦，这本书正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创作而成，它跳出简单片面、直线化的思考方式，站在中国的立场之上，把多个热点历史争议作为切入点，梳理日本战争记忆一步步形成的完整过程，帮助普通读者理清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原貌，也为我们看懂当下东亚诸多现实矛盾提供思考线索。

这本书的研究覆盖了大量备受关注的现实议题，天皇的战争责任、教科书篡改、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参拜，还有过去的殖民统治问题都被纳入讨论范围。作者没有局限单一国家的研究观点，而是整合中国、日本、韩国三方学者的研究见解，大量参考报刊报道、档案卷宗、私人日记等多种原始材料作为研究支撑，从日本社会战争记忆本身具备的结构性特点出发，挖掘日本社会内部历史认知出现分裂的根源。二战结束已经八十多年，日本社会对于当年战争的整体看法依旧充满矛盾，很多认知误区长期在社会当中流传，这本书就尝试解释这些错误观念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被构建出来的。

书中分析指出，日本社会内部流传的 “事变” 叙事、战争责任的刻意转移，以及不断强化自身战争受害者身份的思维，共同搭建起一套偏离史实的认知体系。除日本本土社会因素之外，战后美国实施的对日占领政策，再加上日本长期延续下来的保守政治传统，都持续对社会大众的战争记忆进行改造与重塑。作者既关注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慰安妇” 这类极易引发国际争议的显性记忆符号，也没有忽略冲绳战役、广岛核爆这类情况更为复杂的历史事件，兼顾不同侧面展开实证分析，完整还原日本战争记忆的生成和变化脉络。

透过文本的剖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刻意篡改侵略史实，想方设法扭曲全社会的战争记忆，大肆美化过去的军国主义行为，想方设法逃避本该承担的战争罪责。书中揭示出右翼群体开展这类活动的具体操作手段，以及背后潜藏的政治图谋。很多普通民众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误导，分不清历史事实与刻意加工过的叙事，这本书把这些隐蔽的记忆建构过程摊开，让我们明白历史认知的偏差，不只是民间的观念差异，背后往往掺杂明确的政治诉求。

本书作者郑毅拥有深厚的学术积累，身为北华大学二级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长白丛书》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校内也曾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还在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国史学会等重要学术机构承担职务，同时兼任日本多家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相关岗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多年来他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社科课题，两次斩获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累计公开发表六十余篇学术论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完整转载，已经出版十一部学术专著，长期深耕日本与东亚历史研究领域，扎实的学术积淀保障了这部著作研究视角的客观性与史料的严谨性。

放在东亚区域发展的大环境下，这部作品的价值不只是复盘过往的战争记忆问题，更有着面向未来的现实意义。历史认识上的分歧长期干扰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相处，想要实现区域的良性交往，绕不开正视战争历史这道关卡。《历史的背影：战后日本社会战争记忆问题研究》通过对日本战争记忆多维度的考察，不仅解释清楚矛盾分歧的由来，也为我们思索如何实现真正的历史和解、推动东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它提醒我们战争记忆不是单纯的过去旧事，会持续影响当下的国际关系，只有正视真实的历史，放下刻意制造的记忆扭曲，地区之间才能够走向真正的理解与和平。

精彩书摘

序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逾80年，亚洲太平洋地区是二战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最早的地区，战火肆虐长达14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地区长达50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长达35年，殖民统治中国东北14年，军政统治东南亚地区3年多，东亚地区也是战争结束最晚的地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很快进入冷战，对日结束战争状态的旧金山媾和会议是一次片面的媾和，开辟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被排斥在对日媾和会议之外。战后日本与东亚地区主要邻国中、朝、韩、俄等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之路异常曲折，围绕着侵略战争的战争责任与殖民地统治问题，对于那场战争的历史认识以及战争结束时遗留下来的领土、领海纠纷等问题，在战后几十年来始终是困扰东亚地区各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换言之，历史问题是东亚国家间实现战后全面和解的主要障碍。

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各国之间随着政治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国家关系变得更为紧密，社会各层面的交流日益活跃，但历史认识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为阻碍各国正常交往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不再只是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而成为影响现实中韩日三国间政治、外交、经济、人文交往的国际政治问题。与中韩两国要求澄清侵略战争责任的呼吁高涨相同步，日本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克服过去”、“成为国际国家”的“大国志向”追求，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日本在继美国之后成为经济大国，日本应发挥与国际国家相匹配的国际性的作用，为之有必要进行战后政治的总决算。”1尤其是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了合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引发了中韩两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抗议。

1995年8月15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之际，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行为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村山首相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必须把战争的悲惨告诉年轻一代，以便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此后的日本历届政府都曾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坚持“村山谈话”精神。

与艰难推出的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表态相比，战争责任和战争记忆问题实际上在战争结束之后就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并且在战争责任的认定和战争记忆的形塑过程中呈现混乱、对立的状态。1945—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战争时期日本领导层进行了战争责任的清算；1951年，日本在使自身重新获得国家独立的“旧金山和约”中明确承诺：“日本国接受国际军事法庭及日本国内外其他同盟国战争犯罪法庭的审判，而且对被拘禁在日本的日本国民执行上述法庭判处的刑罚”；195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时再次声明，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尽管如此，但1979年远东军事法庭判决的14名甲级战犯被偷偷运入靖国神社进行了合祀，以“英灵”的形式加以纪念。此外，广岛、长崎核爆纪念馆和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在1958年建设完成，广岛、长崎核爆成为“日本是那场战争受害者”的象征性符号，成为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悲情意识和受害意识叙事的终极标志，也是日本社会中战争责任感普遍缺失的情感基础。

战后日本研究战争历史和战争责任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绵延32年（1965—1997）同日本文部省进行了三场法律诉讼，目的是“让国家历史的关键叙事留在公众视线中，尤其是战争中的黑暗篇章：在中国进行的侵略、强奸和掳掠；731部队的生物实验；南京大屠杀；对殖民地人口和战俘的强迫劳动；对冲绳平民的迫害”2。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则因为在《冲绳札记》中提及冲绳战役中大规模平民自杀与日本军队有关，同样被告上了法庭；2008年大江健三郎在这场诉讼中获胜。1993年8月10日，日本时任首相细川护熙发表了对那场战争的看法：“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自民党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奉达英灵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紧急开会磋商后，联合向细川内阁官房长官提出抗议，指责细川首相的讲话“是对在大东亚战争中阵亡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213万英灵的侮辱”，在社会中造势呼吁要“为大东亚战争正名”，“要重建被东亚东京审判所毒害的历史观，从而确立正确的认识”。3日本自民党内成立的所谓“历史研究委员会”推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演讲集，为“大东亚战争”“正名”、“招魂”。

当战争成为记忆之后，战争记忆本身也就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人类的记忆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成员个体的记忆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最基本组成单位。记忆的传承性使得历史记忆成为各族群、社会的文化内核之一。“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涵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4必须要承认，由于集体记忆的不透明性和目的性，维持记忆的纯粹性是非常困难的，通过集体记忆重构历史是存在局限性的。多数情况下，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是以自己国家的历史逻辑为中心而完成的。因此，只有承认记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才能再现完整的记忆和带有些许瑕疵甚至伤疤的纯粹记忆。如果不承认相互记忆的差异性，就不能形成相互“共享的记忆”，最终只能使历史记忆在相互差异状态下延续下去。因此，正视彼此集体记忆的差异性存在是前提，消除差异是各方努力的共同目标。同时，客观、理性地理解对方战争记忆中的合理诉求，寻求共同历史记忆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实现历史问题上的真正意义的和解。

一、政治和解与历史和解

所谓“和解”，就是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在汉语和日语中这一词汇的意义是相同的。1951年9月7日晚，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在缔结“旧金山和约”的演讲中，高度评价了日本与曾经的敌国（以美国为首的“旧金山和约”缔约国）之间的和解与信赖，他说：“这份和平条约并非复仇之约，而是标志着和解与信赖的文件，我作为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对这一公平宽容的和平条约，表示欣然接受。”

和解从国家层面而言应具有两层含义：国家间政治和解，国民之间消除仇恨和敌意的和解。通常，前者可以通过邦交正常化来实现，政治外交协定、协议可以视为和解实现的标志，而后者则不同。因为族群之间的仇恨和敌意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累积形成的，尤其是战争会加深这种仇恨和敌意，所以，国民间感情的和解应该属于历史和解的范畴，只有从解决历史认识层面入手，形成共识和宽恕谅解，才能逐渐实现现实政治和解的目的。政治和解可以以破冰式的方式实现，历史和解则是一个缓慢的融冰式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间的政治和解可以借助政治领袖的果断、远见和胸怀去判断、推动；历史和解则既需要政治领袖的勇气和诚意去推动，同时又需要有国民感情的沟通为基础，也就是民意。历史和解同政治和解相比是一项更为复杂的跨国境、跨文化的系统工程。

东亚中韩日三国的现实国家间关系史证明：政治和解往往会优先于历史和解而实现，但若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和解，政治和解的成果会受到质疑和冲击。韩日国交建立、中日邦交恢复都是在世界冷战背景下国家现实利益的优先考量和需要促成了政治和解的实现，历史问题是作为次要因素加以考量和协商、妥协处理的。韩日邦交建立的60年历史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50年关系史都印证了一个事实，政治和解无法替代历史和解，历史和解对现实和未来的国家间政治关系发展不可或缺。

二、历史和解的路径

第一，实现历史和解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朝夕之间实现。耐心、诚意和勇气是实现历史和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实现东亚地区中韩日三国在历史问题上尤其是围绕那场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无疑是一项长期的宏大工程。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80余年，但东亚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之路仍然处于摸索之中，不要奢望某项政治性文件或某次政治人物的谈话就可以达成真正的和解，“融冰”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以日韩为例，2015年，日韩两国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政府间协议。现实国际政治体系下的日韩关系比较复杂，两国在领土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上长期存在对立与矛盾。但由于日韩共同拥有一个盟主国—美国，两国在美国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类似同盟”的关系。在历史记忆和认识问题上日韩是对立的状态，在国家安全保障领域日韩两国又形成了互为依存的“准同盟”关系。在美国的刻意推动下，本着现实政治利益优先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则，日韩两国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政治妥协。尽管韩国民间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但必须承认这是日韩两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当然也要看到，日本在排除朝鲜的前提下，以韩国为和解对象在涉及整个朝鲜半岛“慰安妇”问题上达成一揽子不可逆的政治和解协议，显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韩国社会本身也并不接受这一解决方案，民间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屡因“慰安妇”问题而再起波澜。这表明历史和解过程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二，和解不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尤其是在东亚社会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国家利益冲突的时空情境下，所有当事国都应该带着真诚的意愿去正视历史，不要情绪化、功利化地对待历史问题。作为那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作为国家法统的延续必须坦诚地面对历史，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谈话中提出：“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尽管如此，我们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6铭记历史、面向未来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以面向未来而替代对历史的真诚反省，以时间已久就割裂对历史责任的继承，是对历史缺乏敬畏和尊重的表现。事实上，安倍谈话在中韩两国的关注度很高但评价并不高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关于中日问题，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已经确定的基调和方针应该具有延续性，同时中国民间的历史情感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战争结束时的中国曾展现了一个大国的胸襟，现在的中国同样可以展现一种负责任政治大国的气度，理性地控制“受害者悲情意识”和仇日情绪的外溢，着眼于东亚未来的发展，冷静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记忆是中日两国共同的“历史遗产”，必须妥善处理应对。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四个框架性政治文件7应当成为两国处理这一“历史遗产”和现实关系，乃至发展未来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韩两国社会对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想意识以及日本主流学界的历史认识和反省态度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认识到和平主义思潮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99%的日本历史学者都认为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8，日本历届政府中也有过多次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官方表态。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第三，重构和形塑真实、客观的战争记忆是中韩日三国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没有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作为基石的任何政治和解方案都是不稳固的。英国学者伊恩·尼斯曾经提出：“和解必须基于实证研究，而基于实证研究就意味着和解是建立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之上的。这样说来，历史学家的工作对于促进相互理解，跨越过去那些带来详细的误解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寻求证据加以分析研究，面对有关战争的历史叙述，尤其是那些世间广为流传的谬误说法，要仔细甄别。”9欧洲法德实现历史和解过程中，两国历史学者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解读者”的作用。历史共识是和解的基础和前提，谋求中韩日三国的历史共识应该是三国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政治家之间的政治共识应该是建立在历史学者之间取得历史共识的基础之上的，各国之间要进行事实与史料的交换，围绕史料展示也必须要持开放的态度。近些年来，中韩日三国的共同历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2002年起，日韩两国政府间组成了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2006年起，中日两国政府间也组成了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2002年起，中韩日三国历史学者开始着手共同编写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在2005—2006年两年间，中韩日三国共同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和平新格局》。2012年，中韩日三国又正式出版了共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102014年，中日两国共同历史研究成果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日本勉诚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一些中韩日三国历史学者之间共同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现。11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研究中心”12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13为共享中日两国的文献、档案史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社会群体的“历史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记忆”而产生并固化的，“历史记忆”通常又会左右和影响彼此间的“国民感情”，即所谓的“民意”或“民众心理”。“民意”或“民众心理”对政治人物的政治决策过程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东亚社会，历史学者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范畴，跨文化跨国境的共同学术研究还肩负着推动国家间历史和解的使命和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步平先生认为：“对于解决历史问题来说，从学术研究层面入手进行对话是最现实和最可以操作的，学术层面的对话可以成为其他两个层面（政治层面、民众感情层面）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学术研究可以建立相对冷静的思考空间，保持相对安静的对话环境，避免极端政治的干预和极端感情的影响。而历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资料与历史事实的学术传统，为在东亚学者间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提供了基本保障。……按照东亚各国间开展共同历史研究的主张，今后政治家关于中日（韩）历史问题的表态，应当根据历史学家的结论。”

那场战争结束已逾80年，有战争体验的人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当前集体记忆保留、传承的主体基本上是没有战争体验的群体。这些族群主体的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与各自国家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相同步，无战争体验群体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记忆的重构过程是相互影响的伴生关系。

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具有引导性。但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重构不可能是在社会封闭状态下进行的，国家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在与他国集体记忆的互动下才能完成。因此，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引导和固化，必须是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完成的。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必须是在多元化历史记忆充分沉淀、固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中韩日三国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都在经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历史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抗战历史记忆和对日本的认识，长期是政治领袖主导下的一元化记忆模式和官方单一立场；日本在被美国占领时期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同样是受占领当局的严厉控制的；韩国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也是如此。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韩日三国社会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相继向多元化结构演变，历史认识问题也不再是单纯的国内政治问题，而成为一个关乎外交的国际政治问题。

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历史记忆不应成为政客手中的“玩具”去随心所欲地拆装、组合，对历史保持足够的敬畏和尊重应该成为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心中的道德基础。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核爆、“慰安妇”等历史“记忆之场”，应成为东亚社会共享的战争记忆，而不是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些战争记忆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而应该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立足于整个东亚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的历史遗产。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历史已经超越犹太民族的苦难一样，将东亚社会的战争记忆重构、固化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共享的记忆”，是一条在欧洲已经被验证的切实可行的路径。

直面历史，寻找真实历史记忆的目的，不是为了铭记仇恨，而是为了坚守今天和未来的和平，重视历史记忆研究的目的和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

最后需说明的是，本书研究对象为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记忆问题，对于引文中在特定情境下使用的“支那”、“满洲”、“英灵”、“日清战争”、“满洲事变”等称谓，并未改为通行译法，其只是作为批判对象而使用，并不代表作者立场，还请读者注意甄别。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