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4年7月20日，英国赫尔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弗·格雷姆·伯纳德因癌症离世。去世前，他曾答应中国学者魏涛完成一篇史学访谈，却最终未能如愿。
从2012年魏涛第一次拿起录音笔面对宾夕法尼亚大学荣休教授迈克尔·W.朱克曼，到2026年《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七位欧美历史学家访谈录》（以下简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后跨越了十四年。
《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七位欧美历史学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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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魏涛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2月
十四年里，魏涛的身份几经转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博士生、民营企业职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这一系列最初并不在计划中的史学访谈，像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了他从赴美留学到回国求职再到学术界立足的全部历程。
《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收录了八场深度对话，受访者是当今欧美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七位历史学家（其中朱克曼有两篇访谈）。
七位学者恰好对应欧美史学转型的不同阶段，串联起整个领域的发展轨迹：
朱克曼是自下而上新社会史的代表，第一篇访谈清晰地展现了美洲早期史从传统政治史向新社会史的转型；第二篇访谈则梳理了欧美学界从全球、跨国视野研究美国革命的现状与趋势。
马库斯·雷迪克深耕大西洋视野下的新社会史，聚焦大西洋奴隶贸易、奴隶船与海上边缘底层群体，他提出“奴隶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的重要观点，分享了新社会史方法在大西洋史领域的具体应用。
罗斯玛丽·扎加里的研究折射了美国史的全球/跨国转向，她不仅分享了从旧史料中挖掘新问题的治学经验，而且探讨了代表制研究的全新可能。
安德鲁·奥肖内西专注英帝国史与英属加勒比史，侧重从跨国、英帝国视角重解美国革命，对比了英帝国框架下，加勒比殖民地与北美大陆殖民地在革命年代的根本差异。
赖德·C.兰斯曼聚焦苏格兰移民史、宗教思想史与启蒙运动，以苏格兰移民社区为个案，探索了把中部殖民地的移民史与大西洋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兰迪·斯帕克斯是微观大西洋史与大西洋奴隶贸易史研究的代表学者，侧重采用微观史与传记方法，从非洲本土视角重新解释奴隶贸易，同时探讨了种族和宗教维度在大西洋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本杰明·卡普从城市与全球双重维度研究美国革命，既以城市史为切入，也从全球视野探讨美国革命的地方特殊性。
七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各异，却共同回应同一个命题：在全球化时代，历史书写如何突破传统叙事框架。这份共识让全书主题始终聚焦，而方法差异又让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史学演变的完整脉络。
七位学者，虽然研究方向并不完全一样，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在全球化时代，历史书写如何突破传统民族国家与帝国叙事的局限。
而这本书本身，也是一个中国历史学者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找自身学术坐标的故事。
魏涛学术之路的起点，有些特别。
2006年，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同时跑到清华大学旁听彭刚教授和刘北成教授的课。正是彭刚的推荐，让魏涛读到两本对他影响至深的书，《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和《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
“那时候，我就期待美国史领域也有一本类似的史学访谈文集。”魏涛说。
这个念头在当时近乎奢望。国内虽有美国史研究，但主流方向集中在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史和冷战史，对殖民时期的北美早期史并不太关心；大西洋史在欧美学界已是热门领域，国内学术界却鲜有人涉足。
2007年，在南开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魏涛结识了赫赫有名的美国早期史学家朱克曼教授。第二年，魏涛同时拿到了乔治梅森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博士录取通知书，但他最终选择了后者。这个决定让他后来得以师从赖德·C.兰斯曼教授，也让他逐渐在美洲早期史、英帝国史和大西洋史这个国内极度冷门的领域扎下根来。
魏涛
求学期间，魏涛多次与朱克曼进行学术对谈，并完成《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洲早期史：与迈克尔• W.朱克曼对话》一文，刊发于《北大史学》。
这是魏涛尝试的第一篇学术访谈。“之所以尝试做史学访谈，当时的考虑主要是想结合朱克曼教授的个人学术经历把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及相关成果介绍给国内读者，”魏涛坦言，“当时我还没有创作一本史学访谈著作的想法。”
转折发生在2013年5月。朱克曼等人在费城组织了一场名为“美国革命重生：21世纪的新视角”的国际史学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三百多位学者参加。彼时的魏涛还只是一名博士生，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场会议所呈现的全球史、跨国史和跨大西洋视野，对国内美国史研究意义重大。
次年，魏涛获得大卫·美国革命图书馆的短期研究项目资助，在那里收集博士论文档案期间，数次与朱克曼相遇。朱克曼家住新泽西州特伦顿，距图书馆只有十几分钟车程。“考虑到‘美国革命重生’史学会议对国内美国史研究的重要性，我尝试着再次对他进行访谈，并从多维视角来反思美国革命研究的新趋势、新主题和新研究取向。”
之后，魏涛整理出《从全球史的视角来反思美国革命：迈克尔• W.朱克曼访谈录》一文，刊发于《新史学》上。
而两次与朱克曼的访谈经验，让魏涛萌生了一个更大的计划。
2016年博士毕业后，魏涛的求职并不顺利。他曾在民营企业工作过八个月。就是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他完成了对雷迪克和奥肖内西的访谈。
2017年6月，他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生涯开始步入正轨。此后，他陆续完成了对扎加里、兰斯曼、斯帕克斯和卡普的访谈。
“整个访谈过程中，我的学术心态确实在转变。”魏涛说，“从最初只想关注并引入前沿成果的记录者，逐渐变成带着自身研究困惑对谈的对话者。”
这种转变，体现在他对访谈内容的理解和处理上。博士期间完成的前两篇访谈，编辑思路偏向纯粹的整理，彼时魏涛“只想完整记录，把鲜活的学术动态传递给国内学界”。进入社科院后，随着工作逐步步入正轨，他开始有意识地聚焦国内学界真正关心的问题：如何突破民族国家或帝国叙事的局限？全球史的研究路径如何落地？这些问题意识让访谈内容更贴合国内读者的实际需求。
更重要的转变，是魏涛决定继续进行更为深入的访谈，整理、出版一本访谈集。他的初衷很简单，“跟进史学前沿且向前辈学习请教，同时也能帮助国内读者跳出纸面，更直观地理解当代西方史学的真实研究状况。”
书中彩插：女海盗玛丽 ·里德（Mary Read）
2023年，魏涛从社科院调到苏州大学历史系，同时承担科研和教学工作。此时他对访谈内容的打磨又多了一层考量：如何兼顾学生和史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此，他开始给每位受访者补充清晰的学术小传，对专业内容做更通俗的梳理。由于部分受访学者在此期间又有新的论著出版，他也不得不对先前的访谈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
十四年间，魏涛对史学访谈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最初他只关心“这些学者说了什么”，后来开始追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再后来则思考“这些对话对国内学界意味着什么”。这种递进式的理解，让这本书最终跳出单纯的访谈合集，变成兼具故事性、问题性与可读性的作品。
这些访谈同样反哺了魏涛自身的研究。比如斯帕克斯从非洲本土视角重构奴隶贸易的方法，直接影响了他对边缘人物和微观大西洋史的关注。在后来的写作中，他特意呈现了此前被忽略的土著印第安人、非洲裔黑人奴隶、黑人效忠派妇女对美国革命的不同立场，从而更清晰地呈现了美国独立的“地方性和多样性”。
“不同学者对同一议题有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兰斯曼偏重移民社区的社会史，奥肖内西偏重英帝国的宏观架构。这种差异让我体会到史学研究的多样性，而不是固守某个单一的研究范式。”魏涛说。
访谈的推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协调七位学者的时间本身就是挑战。他们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要找到双方都空闲的时间，往往需要提前三到六个月沟通。部分访谈因学者教学或会议冲突而推迟，整个过程比魏涛预想的要漫长得多。
跨文化学术访谈的语言差异也给他带来了困扰。部分学者更倾向开放且发散的对话，而魏涛最初准备的问题偏向书面化，导致部分回答比较拘谨。他很快调整策略：提前阅读每位学者的成果，熟悉他们的表达习惯，把书面问题改成贴合研究经历的开放式提问。比如采访雷迪克时，他没有直接问“您怎么看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而是从他早年研究非洲裔黑人劳工的缘起切入，引导他分享学术生涯的转折，得到了很多书本之外的鲜活内容。
更棘手的是概念转译的偏差。国内学界对欧美前沿史学的认知多来自二手文献，部分概念经过翻译后存在偏差。访谈中如果直接按照国内的理解提问，很容易答非所问。讨论“全球转向”时，国内学界偏向宏大理论框架，但欧美学者更多指具体研究路径的调整。扎加里的三次学术转型，帮助魏涛把抽象的“全球转向”落实为具体可感的研究实践。
每次访谈结束后，魏涛会把整理好的文字稿回传给受访学者核对修改。这既修正了听辨错误，又给学者提供了补充观点的机会。一来一往之间，访谈内容不断被打磨，也逐渐沉淀出超出最初预期的深度。
访谈过程中，有些回答让魏涛感到意外，甚至颠覆了此前的认知。比如卡普关于纽约大火的新解释，或者学者们对底层群体的关注是如何落到实处的。这些认知变化，也直接体现在他对这本书的定位上：它不仅要介绍前沿成果，更要展示学术探索的鲜活过程。
在整理访谈实录时，魏涛同样做了大量的处理：适当删改冗余表达，但保留核心观点；不堆砌术语，但也不刻意回避，通用术语首次出现时添加脚注解释；对发散性较强的访谈按主题拆分小标题，梳理逻辑层次。
魏涛对访谈对象的选择有两个标准：第一，对象必须贴合他深耕的研究领域，“只有在熟悉的领域对话，我才能提出有深度的问题”；第二，受访者必须是他个人钦佩、且有实际交往的学者。
在最终的成书中，七个人的研究恰好拼合出欧美史学近六十年的转型图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社会史，到80年代蓬勃发展的大西洋史，再到90年代末兴起的全球史与跨国史。
书中还收录了大量彩插，奴隶船示意图、种植园照片、女海盗画像等。这些图像不是装饰，而是和文字形成互相印证的互动关系。用图像来印证文字观点，为这本访谈录增添了“可视化入门”的功能。
“对中文读者而言，我更希望这本书能为国内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与研究思路。”魏涛说。目前国内不少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引介层面，缺乏扎实的实践案例。而这本书访谈的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具体的地方问题切入，再逐步拓展到跨国和全球视野。这种以小见大的研究路径，或许正是当下国内史学最需要的启示。
2024年7月，伯纳德教授离世。那场未竟的访谈成了魏涛学术生涯里一桩难以弥补的憾事。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用十四年时间完成的这些对话，本身就是在留存那些正在逝去的学术记忆，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如何思考、转向，并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新定义历史书写。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不仅是七位欧美史学家学术生涯的记录，也是魏涛个人在全球化时代寻找自身学术定位的一份私人档案。它见证了一个中国学者如何从边缘走入对话的中心，如何用十四年的时间，把对学术共同体的追求变成一本厚重的书籍。
书中彩插：荷兰庄园，圣·托马斯东部
魏涛在后记中讲述了一件小事。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时常参加纽约大学历史系的大西洋史工作坊，时不时地与创办者凯伦·奥达尔·库珀曼聊天。有一次，库珀曼说她20世纪9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关于殖民时期詹姆斯敦定居地的学术报告，而现场大部分观众对她所说的内容一无所知。库珀曼回忆往事的失望无以言表，“这深深地刺痛了我脆弱的心灵”。
而《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这本书，或许就是魏涛给出的最好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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