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经党中央批准，20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公开版《毛文稿》）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历经十余年修订、增补，收录5259篇文稿、总字数达757万字的巨著，不仅是迄今为止册数最多、体量最大、注释字数最多的毛泽东著作集，更承载着记录新中国探索历程、传承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使命。
百道网专访了公开版《毛文稿》编辑团队的三位主要成员：主编熊华源、副主编张素华、副主编周炳钦，从团队组建、版本演变，到文稿取舍、注释规范，再到著作价值与时代意义，探寻这部文献集编纂的背后故事。
熊华源
张素华
周炳钦
《毛文稿》的修订与增补，并非一蹴而就的简单项目，而是凝聚了整个编辑团队十余年心血的浩大工程。组织架构如何搭建、分工协作怎样推进，都有着复杂且严格的考量。可以说，这既是一项严谨的学术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熊华源在采访中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编辑团队和工作情况。
2011年，为满足社会各界对公开版本的需求，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在主任冷溶、副主任李捷的领导和直接推动下，正式启动内部版《毛文稿》的修订与增补工作。2018年3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成立后，院长曲青山高度重视，将这项工作接连列入研究院2018-2022年和2023-2027年两个五年工作规划，为项目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
公开版《毛文稿》的编辑团队架构清晰：陈晋任主审，熊华源任主编（唐洲雁、陈扬勇在担任原第一编研部主任期间也曾任主编），张素华、周炳钦担任副主编。此外，团队还有两位阶段性副主编——卢洁负责初期工作，杨明伟参与中期编辑。编辑组成员还有李珍、曹前发、王颖、吕臻、单劲松、李宛聪、付闪、李振、祝志伟、沈雁昕、魏芬等。团队成员共同推进文稿的修订与增补工作。
熊华源介绍道：“编辑团队以原内部版《毛文稿》为基础，分别成立了以张素华副主编负责的1949年9月至1952年12月时间段的第一编辑组，以周炳钦副主编负责的1953年1月至1959年12月时间段的第二编辑组，以卢洁副主编负责的1960年1月至1976年7月时间段的第三编辑组，分头开展编辑工作。”这种按时间分段的分工方式，既保证了每个时期文稿研究的深度，又避免了重复劳动，为十年完成修订任务奠定了基础。
除了专业的编辑团队，《毛文稿》的编辑的最后阶段，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还通过分别报送多个相关中央部门审核文稿的方式，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专业性。
张素华介绍，“涉及军事问题的，报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涉及国家关系的，报外交部审定；涉及党与党之间关系的，报中联部审定；涉及国内民族或党派问题的，报统战部审定；还有我们的档案绝大部分来自中央档案馆，所以必须报送中央档案馆审定。”
内部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主审逄先知、主编冯蕙
和熊华源、张素华在一次业务工作会上。
《毛文稿》的出版历程，折射出不同时代的背景与社会需求。从最开始的13册内部版，到2023年推出的20册公开版，离不开文献整理技术的进步以及学术研究的推动。
谈及1980年代内部版《毛文稿》的出版初衷，张素华回忆道：“当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想给读者尽量多提供一些建国后的毛泽东著作。建国前有《毛选》四卷，1977年4月出版的《毛选》五卷主要是建国后的内容，因编辑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停止销售，大家急需了解毛泽东在建国后搞经济建设的论述。二是当时思想比较解放，学界呈现出研究毛泽东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趋势，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毛泽东学’来进行研究。”
1985年，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为了给研究建国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党的历史经验提供比较系统的文献资料”，决定编辑一套建国以来的毛泽东文稿，其收录范围：“既收内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文稿，也收内容错误或正确同错误交错的文稿。”由于部分文稿具有一定的机密性，决定用内部本的方式出版，“只发行到地师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以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专业人员。”并在出版说明中强调“妥善保管，不得外传和翻印，非经同意不得引用。
“谁知道，内部版文稿一上市就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第一册销售20多万册，实际上成为公开发行。全书一共13册，单册销量最少也卖5万多册。各种学术刊物也是广泛引用。弄得我们很尴尬，你说不让引用，事实上都在引用。”张素华笑着说。这种被动公开的局面，为后来公开版《毛文稿》的推出埋下伏笔。
2011年，原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式启动公开版筹备工作，最初计划在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出版，后因工作量远超预期而推迟。“一开始想简单了，以为补点内容、订正错误就行，结果一摸底才发现，要做的工作太多了，直至2014年才重新推进，在2023年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时才出版。”张素华解释道。
从13册内部版《毛文稿》，到20册公开版《毛文稿》，总共新增一千余篇文稿。张素华将其归结为三类：
第一类，是编辑内部版《毛文稿》时觉得不重要的内容。第二类是当时觉得不宜发表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涉及中越关系的，二是涉及中苏关系的，三是涉及中美关系的，四是涉及西藏工作的。第三类是从各种渠道陆续发现的一些新材料，如网上公布的一些毛泽东手迹，一些老同志的文集、年谱、回忆录中提到的毛泽东的电报、批示等。
此外，公开版还删除了内部版中部分存在史实错误的文稿，例如：毛泽东1957年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的题词，经浙江省洞头县文物保护所的同志介绍，实为复制1953年为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所题的“为国牺牲，永垂不朽”。虽然《人民日报》在1957年1月16日曾以《洞头岛烈士墓建成毛主席为墓碑题字》为题报道过，但根据确凿无误的考证，这个题词复制的是毛泽东1953年为华北烈士陵园的题词手迹，因此公开版删除了这篇文稿。
作为一部供研究用的综合文献集，公开版《毛文稿》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原始性与准确性。三位编者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无论是文稿收录、注释撰写，还是史实订正，都遵循着严格的规范。
周炳钦在采访中表示，“每一篇稿子都有据可查，出自真实的手迹和档案原件”是编辑团队选稿的重要原则。具体的选稿范围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语、电报、讲话提纲、书信、批注、诗词、题词，以及修改的文件中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等；二是经本人审定过的讲话、报告、谈话记录和新闻稿等；三是非本人起草但经本人审定并用本人名义发出的其他文稿。未经本人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
周炳钦还补充道，每篇文稿后均附刊印说明，标注“根据手稿刊印”“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等来源，确保有据可查。为保障准确，编辑团队坚持“从疑必查、必考”原则，全面核校考订。例如，编辑团队通过考证史实背景，将与越南奠边府战役时间不符的文稿年份从1955年订正为1954年，以严谨操作留存历史原貌，筑牢文献权威性。
注释是深入理解历史文稿、还原历史的关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公开版《毛文稿》的注释工作中，编辑团队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许多文稿的注释文字数量甚至大大超过正文。
熊华源在采访中表示，公开版《毛文稿》的注释工作遵循严谨规范的流程：首先逐字研读文稿标题、正文及落款，梳理需注释内容；再对相关内容下注码，标题尽量少标注或不标注注码，正文注码需置于文字首次出现处。
在进行注释工作时，编辑团队坚守明确原则，“根据有利于理解正文的需要，对人名、事件应作注释加以说明，对史实、日期和文字等差错应作注释加以订正。”同时严格遵循针对性、准确性、简明性原则，确保注释有可靠文献依据，不主观臆断且重点突出。
具体而言，注释既订正史实与日期差错，如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给向明卿的信中提到的向钧职务有差错，故通过注释将“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订正为“1926年9月至1927年6月任中共衡山地委书记”。这些注释不仅让读者明晰各类差错，更助力读者全面了解相关人物与历史事件，正如熊华源所言，这也是广大读者特别是研究者热爱这部著作的重要原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撰者合影。
从左至右：杨明伟（编撰中期副主编）、唐洲雁（选稿初期主编）、主编熊华源和副主编周炳钦
关于毛泽东的著作不少，例如《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等。而这部公开版《毛文稿》与这些其他著作相比价值在哪里？其有何独特的时代意义？熊华源从学术研究、思想传承、国际传播三个维度，给出了答案。
“主要差异体现在收录范围与性质上。”熊华源透露，《毛文稿》聚焦1949年建国后，收录毛泽东各类原始文稿，以“原汁原味”为特点，不回避不完全正确或错误的观点，忠实还原历史。而《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理论精华，经编辑加工侧重理论完整性；《毛泽东文集》仅收录1921至1976年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文稿，经文字校订；《毛泽东军事文集》专攻军事领域，专业性极强；《毛泽东早期文稿》仅涵盖1912至1920年青年时期作品，与《毛文稿》的收录时段截然不同。
在用途侧重上，《毛文稿》为多卷本综合文献集，按时间编排，更侧重学术研究，新增千余篇文稿后系统性更足。其他著作中，《毛选》《毛泽东文集》适合大众学习理论，《毛泽东军事文集》服务军事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聚焦思想起源探究。
熊华源表示，这些著作既有差异也在内容上互为补充。《毛选》《毛泽东文集》提供核心或重要理论素材，《毛泽东军事文集》构建军事思想体系，《毛文稿》则以原始资料库身份，弥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原始文献的缺失，共同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党史提供全面支撑。
谈及公开版《毛文稿》的现实价值，三位编者达成共识：它既是研究党史、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支撑。
“文稿全方位记录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详细反映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思考。”熊华源指出，这些文献“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引领、坚定不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更好正本清源和固本培元，提供了有力的文献资料支撑”。
从国际视角看，《毛文稿》的公开出版让世界有了了解中国的新窗口。“它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叙事，让国际社会能够直接接触历史原貌，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理解中国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逻辑。这不仅有助于破除偏见，更能让世界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及其思想根源，从而增进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熊华源说道。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撰者等合影。
从左至右：副主编周炳钦、主编熊华源、副主编张素华和王纪一
三位编者在采访中不约而同地谈到，参与《毛文稿》编辑工作的十年，是他们人生中最珍贵的经历之一。
“参与《毛文稿》的编辑工作，我最大的收获和最深的体会，是实现了对‘实事求是’这一活的灵魂从理论认知到实践感悟的深刻飞跃。”熊华源动情地说，“‘实事求是’绝非一个抽象的理论标签，它生动体现在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许多具体决策和实践环节之中。”
张素华则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我们把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治国理政的方法原汁原味呈现出来，只研究建国后28年的党史、毛泽东思想，不看《毛文稿》是不全面的，研究成果会大打折扣。”
周炳钦的感受朴素但真挚：“在编辑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个时期有关毛泽东和党的重要的历史文献，使我从中直观地见识了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我们党执政后，为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进行的伟大探索与实践。同时也让我见识了他们忘我工作，勤政为民的精神风貌。”
20册公开版《毛文稿》的发行，是对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更是对新中国探索历程的梳理、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承。守护文献就是守护历史。这部757万字巨著的价值绝不局限于文字本身，而是定格时代精神的“活化石”。当后人翻阅这20册典籍，读到的不仅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印记，更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在历史洪流中砥砺前行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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