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脉绵延处，少年正当时——论曹文芳《小淮班》作为“大历史”的微型书写

“儿童文学是文学，‘儿童文学’四个字，儿童是定语，而中心语是文学。”当曹文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斩钉截铁的语调划出这一道界限时，他是在为一个似乎被“天真无邪”所围困的文类，凿开一扇通向广阔、沉重乃至幽暗的文学腹地的窗。其妹曹文芳的长篇新作《小淮班》，则以其庞大、精微而滚烫的叙事实践，不仅回应了兄长的文学宣言，更将儿童小说推向了我们时代文化书写的中心场域。这部作品以其惊人的叙事容量，迫使我们追问：一部关于“非遗”传承的儿童小说，究竟可以承载什么？或许，我们应当倒置这个问题：在当下，还有什么样的“大历史”与“大问题”，不需要、不应该，并最终无法在一种“儿童”的视角与结构中，获得其生动的讲述？

《小淮班》的“巨大”，首先体现在其叙事时间的纵深感与历史结构的宏阔性。这绝非一部简单的成长故事，而是一部以“淮剧”为经络的、关于苏北大地两百年精神秘史的微型史诗。曹文芳的笔触，轻巧而精准地穿行于时间的褶皱：从“门叹词”“香火戏”的民间源头，到灾荒与迁徙中“盐阜小戏”与“淮海小戏”的血肉交融，再到与徽剧、京剧的碰撞与自我形塑，最终定格于“淮剧”之名的确立与上海移民文化的磋磨，乃至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与淮剧新创作的勾连。这几乎是一部学术化的地方剧种流变史。然而，作者的叙事魔法在于将这庞大的知识谱系，悉数溶解于虞小妹、虞爷爷的童年记忆，虞海翎、杏儿的艺术人生，以及秦小兵、虎娃的成长轨迹之中。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纪年，而是祖辈口中温热的气息，是父辈舞台上的水袖与唱腔，更是孩童眼中那把自制的、音色喑哑的竹二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革命理想，市场经济大潮下剧团“自负盈亏”的生存挣扎，这些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所共同面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洪流，在“糖河”的水波与孩童的嬉戏间，被“举重若轻”地刻绘。这不是历史的简化，而是历史的“肉身化”——将时代的宏大命题，转化为具体人物在具体境遇中的呼吸、抉择与痛楚。

由此，小说的“具体”性得以彰显。这种具体，体现为一种精妙而深刻的“参差对举”式人物图谱构建。曹文芳笔下的人物，几乎总是成对出现，在命运的镜厅中彼此映照，折射出传承之路的多重可能与沉重代价。同为淮剧传人，虞小妹的坚守是初心不改，历经风波后仍以船戏延续火种；虞爷爷的支持则藏在幕后，修戏服、排《上学路上》等童戏，做淮剧启蒙的基石；黑衣“二哥”靠拉二胡卖艺攒钱，全部用于资助剧团，凄然的二胡声里全是滚烫的赤诚。同为花旦，杏儿的“船戏”与虞海翎的“剧团”，构成了民间野生力量与体制内专业力量的对话；杏儿是水乡滋养的“明艳耀眼”，虞海翎是舞台淬炼的“优雅高洁”，她们是艺术生命不同绽放形态的并置。诗人杨一鹏为戏“闭门”的痴狂与琴师冷峻为爱“不渝”的陪伴，是创造力与守护力的二重奏。而最令人心颤的，无疑是秦小兵与虎娃这一对核心的“对举”。秦小兵，毫无家学，凭借一腔热爱与时代机缘，从芦苇丛中的野孩子，一路“破格”成为非遗传承人，他的轨迹是一条标准的、被主流叙事所嘉许的“奋斗-成功”之路。而虎娃，这个四代家传，天赋异禀，不满十岁靠《买油条》一战成名拿下“小梅花”大奖的淮剧小天才，却偏偏被“肌无力”的宿命之手，猝然扼断了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所有路径。这组对举是残酷的，它揭示了传承中最为核心的悖论：那被“选中”的，或许并非血脉与天赋的天然继承人；而那最具资格与热望的，却可能被抛掷于传承的谱系之外。每一种生命姿态都在为淮剧的延续注入力量。这种书写超越了简单的成长叙事，让少年人的世界与历史的重量产生了深刻的共振。曹文芳以极大的“热忱与疼惜”书写这种参差，她让虎娃的命运多舛，不是作为秦小兵成功的反面衬托，而是成为以“悲苦”为基调的淮剧本身的注脚，迫使我们去思考“传承”光环之下，个体生命不可化约的创伤与牺牲，在一个水乡故事里的悲怆回响。

更值得深思的是，作品对淮剧传承图景的呈现，从未陷入“传统vs现代”的二元对立迷思。它清晰地勾勒出两条并行的传承脉络：一条在水上，虞小妹、杏儿母女以船为台，用乡音唱《珍珠塔》《秦香莲》《牙痕记》《蔡金莲告状》等，戏文里的悲欢与水乡人的生活水乳交融，这是淮剧最原生的民间形态，是扎根在泥土与水波中的文化基因；另一条在剧团，虞海翎作为当家花旦，既要承续传统剧目的庄重，又要探索《九湾小镇》这类新剧目的可能，在全国展演的舞台上寻找淮剧的当代坐标。这两条脉络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在情义与担当的联结中相互成全——当淮剧团陷入生存困境，虞小妹一家变卖戏船、无条件地支持虞海翎带着剧团四处演出，恰是民间血脉与专业传承最动人的相拥。上海知青阿川的伏笔更显精妙，他从苏北回到上海的人生轨迹，不仅补全了淮剧定名与传播的关键环节，更暗示了这种地方戏曲跨越地域的生命力，让传承的版图变得愈发开阔。

而这一切的“巨大”与“具体”，最终都安放于一个“鲜活、灵动”的苏北水乡宇宙——“糖河”。这个名字本身，便是一种叙事的宣言：它不回避生活的苦涩（淮剧“诉苦为文、悲苦为腔”的基调），却更执着于提取生命中最本真的“甜度”。那夏夜的璀璨星河、秋日的漫天霞光、冬日的飞雪，那草鞋饼的香气、夜戏后滚烫的青菜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感官丰盈的“人间烟火”现场。曹文芳的诗性语言，尤其在对淮剧演出场景的描绘中达到高潮：“广阔无垠的夜空，繁星眨着眼睛，银河在流淌，优美的器乐声，略带悲戚的戏声，飘荡在乡村旷野里。家乡人听家乡戏，台上唱着、台下哼着，天空与树木好像都在一同吟唱。”在这里，戏曲不再仅仅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是天地人神共在的仪式，是自然与人文、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最原初、最亲密的共振。这正是地方戏最本质的特点：它深深植根于一方水土的生活方式与情感结构之中，是“家乡人”的“家乡戏”。

于是，我们回到了那个根本性的问题：儿童小说可以写什么？《小淮班》以其存在本身，构成了一种坚韧的回应：儿童小说可以，而且应当去书写属于大众也属于个人的经验。作为盐淮方言地区的人，曹文芳在后记中坦言，读此书时，将自己的童年“摆进去”，用自己的年龄脉络去复刻书中人物的生命维度。这正是关键所在。她所调动的，不仅仅是贫瘠却丰润的童年往事，更是一种文化记忆的“延迟理解”。如同鲁迅在《社戏》中，多年后才在记忆的微光中，打捞出那夜航船、豆麦香与那缥缈如仙境的戏台，曹文芳（以及我们作为有类似文化背景的读者）也是在成年后的回望中，才真正“听懂”了中老年亲友为剧中人掬泪或捧腹时，那唱腔中所承载的族群迁徙的苦难、爱恨情仇的挣扎与生命全部的重量。《小淮班》的成功，在于它精准地捕捉并再现了这种“延迟的理解”。它既写出了童年自身的莽烈天真，更通过秦小兵们“成长”的眼睛，让那曾被忽略的唱腔、曲调、故事，逐渐穿透时间的屏障，显现出其作为精神图腾的深沉力量。小说因此成为一种“记忆的装置”，它邀请读者（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完成一次文化的“再认同”之旅。

最终，《小淮班》以其巨大的历史容量、精密的人物结构、鲜活的在地书写，完成了对“儿童文学”疆界的卓越拓展。它告诉我们，儿童小说不仅可以书写“非遗”传承这样的宏大主题，更可以，而且必须，以文学最本真的力量——对个人经验的忠实、对命运参差的凝视、对土地深情的皈依——来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曹文芳的写作，是对诗意的、永恒的美学信念的坚定践行。《小淮班》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用一部儿童小说承载了淮剧两百年的兴衰，更在于它重新定义了儿童文学的可能性——它证明儿童世界从未与历史、文明隔绝，少年人不仅能成为传承的受益者，更能成为传承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当秦小兵拉起自制的竹二胡，当虎娃在病床上吹奏起笛子，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少年的成长，更是一条文明长河在代际传递中，始终涌动的鲜活生命力。这或许就是《小淮班》最动人的答案：所谓传承，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与地域、人情、生活深度绑定的文明载体，在少年人的心跳与戏文的唱腔中永远绵延的精神力量。

作者：姚苏平

(本文原载于：《江苏作家》，2026年第1期)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