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前几日，我的老东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强禄院长和好友关舜甫同志来探望我，带来了《姬堂晋墓》发掘报告的样稿。强禄院长嘱我以当年项目负责人和亲历者的身份为本书写个序，算是对姬堂晋墓这一项目有个相对圆满的交代。我翻开书稿，看到发掘现场和出土器物的照片，30多年前从事田野工作的场景仿佛又回到眼前，不禁思绪万千，不自量力地应允为本书作序。
姬堂晋墓随葬品清理工作照
广州的考古工作开始得比较早。1916年侨商盖楼施工发现东山龟岗南越国木椁大墓，算是广州考古的肇始。1928年1月，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设立民俗、考古、语言、历史四个专业学会，并在4月份对番禺县员村乡晋代古墓进行了调查，商承祚随后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三集第三十期（1928年5月23日）发表了《调查员村乡发现晋代古冢始末记》。1928年3、4月间，谢英伯改组广州古玉学会，成立中华考古学会。1928年10月，傅斯年牵头筹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入柏园，正式成立，规划了史料学、汉语、文籍校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学、敦煌材料研究、人类学及民物学共8组研究方向。1931年初，谢英伯以中华考古学会为基础，组织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职业考古学团体——黄花考古学院，在其后1年多的时间内相继发掘了广州市东郊木塘岗汉冢、东郊猫儿冈汉冢和西郊大刀山晋冢。1932年1月，胡肇椿在《考古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广州市西郊大刀山晋冢发掘报告》。
从上述抗战之前广州地区的考古工作不难看出，汉晋墓葬的发现与调查发掘自一开始就是广州考古工作的重心之一，时至今日大刀山晋墓依然备受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3年1月西村石头岗秦墓的发现与清理，拉开了现代意义上广州考古的序幕。至20世纪80年代末，以麦英豪、黎金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配合基本建设而抢救性发掘的晋南朝墓葬，据不完全统计有近300座。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考古发掘的晋南朝墓葬数量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了，“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确非虚言。
姬堂晋墓群所在地现状
蒙强禄院长告知，就目前摸查和整理的情况来看，姬堂晋墓依旧是现阶段广州乃至广东地区出土器物最为丰富、年代和墓主人身份最为明确的两晋家族墓地。广州博物馆原通史基本陈列和南汉二陵博物馆“考古广州”基本陈列中，姬堂晋墓的出土文物都占据一席之地，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姬堂晋墓的抢救性发掘缘起基建工地破坏古墓并发生盗抢及贩卖文物的事件，幸得当地群众及时发现并举报，镇村派出所和治保会即刻立案处理并及时追缴文物，市、区两级政府和有关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最终让当时地处广州远郊的这一重要考古发现，经正式的考古发掘而留存下来。只可惜原址保护的构想最终因不具备条件未能实施，而我也因自身原因于2014年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1月更名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其间又因为多次搬仓搬家导致个别原始发掘资料遗失，深感遗憾。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日得益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领导高度重视，设立专项，组建团队，由当年参与发掘的关舜甫同志牵头整理、编撰姬堂晋墓发掘报告，最大限度地刊布发掘资料。翻阅样稿，能看到编者根据现有资料，尽可能客观、详尽地还原发现与发掘经过、墓葬形制、随葬品出土情况，尤其是对费力采集回来的墓砖进行了近乎全面的介绍。随葬器物的刊布也颇费心思，不仅是采用便于阅读的图文相随的排版方式，而且是既有照片，又有线图，部分还加上拓片，大多数器物都是三四张照片，有的重要器物甚至达十余张，力求呈现工艺、制法、细部场景等更多信息。模型明器和鎏金铜带具等器物的线图也特别注重细节的准确表现。相信《姬堂晋墓》的出版将在学术界引起不亚于大刀山晋墓的关注和讨论，也为丰富晋代广州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增添更多的考古实证资料。
我离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多年，告别学术圈也多年了，但仍由衷地感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积压考古资料整理工作的重视，也预祝广州市的文物考古事业更上一个台阶，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图书简介：
《姬堂晋墓》系统刊布了1994～1998年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街道姬堂村彭山4座西晋时期砖室墓的考古发掘资料，客观全面地梳理墓葬的发现与发掘经过、墓室形制、墓砖特征、出土遗物及相关科技检测结果。全书采用图文相随的编排形式，配附大量高清照片清晰呈现各类文物的细节特征，便于读者阅读与利用。姬堂晋墓是广州晋南朝时期墓葬考古的重要发现，其墓葬分布有序、形制多样，出土随葬品数量丰、品类全，既有陶水田、青瓷印纹壶、金手镯、鎏金铜带具、珠饰等精美器物，也有印章、铭牌等表明墓主人身份与墓葬等级的器物；墓砖多饰各式花纹，且带模印纪年铭文，为墓葬年代判定提供直接依据。
本书的出版，对于岭南地区晋南朝墓葬分期与葬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为探讨西晋时期广州的社会生活、农业与手工业发展水平以及对外交往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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