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宋诗一百首》一书精选宋代51位诗人111首诗歌，旨在展现宋诗的独特魅力和艺术成就。本书特别强调了宋诗在哲理思考、语言锤炼和意境创新方面的成就，展现了宋诗与唐诗不同的审美趣味。整体而言，本书不仅是一部诗歌选本，更是一部展示宋代文化精神和诗歌艺术的重要文献，适合古典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阅读。此次再版，作者补充修订了部分注释和赏析文字，并增加了自己研读宋诗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之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普及读本，更堪称一部微型立体的“宋诗研究导论”。
宋诗一百首
作者：钱志熙、查正贤 选评
ISBN：978-7-5705-5126-2
出版时间：2026年1月版
定价：58.00元
作者简介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古代文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著有《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陶渊明传》等。
查正贤，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一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唐诗大概是最为脍炙人口的了，其次就是宋代诗词。宋诗与宋词在脍炙人口这一点上，大体上是可以平分秋色的。这样一个现象，说明宋诗仍然具有很突出的经典性。当然，经典与流行，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截然不同；但在古典文学的场合，这两者又常常是一致的。纵览历代诗歌在今天的流行情况或者受欢迎的程度，我们发现，除了《诗经》、《楚辞》、乐府这几种之外，从魏晋到晚清的文人诗歌，其脍炙人口的名章隽句，似乎经过了从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一种变化。也就是说，处于文人诗发展历史的中间一段的唐宋诗其流传广泛的名章隽句，比前面的魏晋南北朝与后面的元明清要多得多。这里面似乎有诗歌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历代的文人诗，跟《诗经》、乐府不一样，是一个前后连续着的大的诗歌系统，即杜甫所说的“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偶题》）。这个系统在其最初阶段，艺术上还不很平衡，我们看魏晋南北朝，大家与一般诗人，艺术上差别很大；到了唐代才各种体裁、各种题材都成熟了，而诗人的写诗技巧，也比较平衡了。“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也就是说唐人比之前代诗人，诗艺有普遍的提高。宋代则是成熟后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继唐代之后，将文人诗歌的艺术世界更进一步地开拓出来。至于宋以后的各代，当然像明清诗人，写诗的技巧也十分高，他们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甚至比唐宋人还要多。但要全面超过唐宋两代，已是很难。所以明清的诗歌虽然离我们今天距离近，但受欣赏的程度，反而不如唐宋。当然这里的原因，不止上面所说这一些。我们说这一点，主要是想强调，宋诗的发展，仍然是充满活力的；宋人与唐人一样，在诗歌史上仍然是适当其时，富有机遇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当然要看到，宋诗的发展，比起唐诗来，有着更大的挑战性与探索性。宋代在诗歌领域遭遇的矛盾、争议、曲折，都比唐代要多得多。所以，不仅宋诗本身带有一些理性的色彩，宋诗发展进程也是充满思辨色彩的。
宋诗发展的最基本的主题，就是通而能变，变而能复。既充分重视前代诗人的艺术成就，又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同时，又能不失诗歌之本质，回归诗道。这的确是充满思辨性的。清乾隆间傅王露为张景星等人的《宋诗百一钞》（后名《宋诗别裁集》）作序，就颇能阐发此理。其语云：
夫论诗必宗唐，是也。然云霞傅天，异彩同烂；花萼发树，殊色互妍。江醴陵云：“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言古今辞章之变化也。变化者，前人后人所以日出不穷以罄天地之藏而泄灵府之秘。否则铢铢称之，寸寸度之，循声蹑影，伪种流传而不能相逐于变化无穷之域，恶足闯唐贤阃奥哉？第波澜虽富，句律不可疏；锻炼虽精，情性不可远。比兴深婉，何贵乎走石扬沙；宫商协畅，何贵乎腐木湿鼓。
傅氏此论，尊唐而不贬宋，个人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观点。宋诗当然也有未能闯入唐贤阃奥，学而不能变的作家；也有波澜富而句律疏，锻炼精而情性远的弊端。这一点宋人自己也类能见及。但总体上讲，宋诗通而能变，变而能复。
二
所谓通而能变，变而能复，更加概括地说，就是两点：一是善继，二是善变。这个继与变，当然是相对于宋以前的各代诗歌来讲的，其中唐代诗歌对宋人来讲，是其最重要的学习对象。历来有见识的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无不认为宋诗杰出成就的取得，是与它充分继承唐诗分不开的。如程千帆先生云：“宋代的五七言诗是继承了它以前的优秀遗产，特别是唐诗的遗产，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的。”从诗学思想与创作方法上看，宋代诗人继承了传统诗学的言志、吟咏情性、比兴寄托等重要的思想与方法，并加以有效的发展。以下尝试稍加论述：
宋代文人继承中国古代文人的优秀的思想传统而加以发扬光大，其群体的精神是纯正、向上的。宋诗有突出的思想性，整体上表现出一代文人关切国事世情、国计民生的精神面貌。这个方面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几乎每个有成就的宋代诗人，都具有现实关怀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诗是传统“诗言志”思想的充分实现。不仅如此，宋代诗文还把这“言志”的传统发展到词里面来。另一方面，由于宋人理性的发展，基本上摆脱了虚无、神秘的意识，其对于道释的接受，也主要是其中的哲学意味。而唐人，至少有一部分人，还被仙释的神秘趣味支配着。因为，唐诗与传统的神话、神仙观念关系比较密切，而宋诗则整体更多地体现儒家的现实关怀精神。所以，宋诗之“理”也表现在诗人在生命意识、生命观念上的理性增加。
普遍认为，唐诗重情，宋诗主理。这只能是相对而言的。单独就宋诗一方面来讲，宋诗的理性因素是增加了，但对诗歌表现感情的艺术特点，并没有忽略。宋人论文章，重道与理，但论诗并不废情，普遍认为诗是表现感情的，情性是诗的根本。如梅尧臣论古诗传统云：“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黄庭坚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黄裳云：“诗之所自，根于心，本于情，性有所感，志有所通。”吕陶云：“诗者，出于情性，因人之善恶而形之言也。”
当然，宋人对情的理解不亚于唐人。唐人不惮言情，即使清远如孟浩然、飘逸如李白、沉着如杜甫，也多发哀越激楚之音，遑论深于情者如李商隐、荡于情者如杜牧、幽于情者如李贺。所以唐诗总体上更重于情。并且唐诗的情，带有更多的浪漫、感伤的色彩，更趋于激情化，情事的类型也比较集中，这一点盛唐名家的作品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王维、王昌龄的诗歌，在题材上仍多沿袭汉魏六朝。应该指出，宋诗人有不少作品，仍然是继承上述抒情传统，有不少激情之作，甚至变化最大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一部分表现离情别绪乃至儿女情长的作品，也采用传统的抒情方式。苏轼、王安石对传统的抒情方法保持得更多一些。尤其显示宋人对抒情传统的继承的，是宋人普遍继承了中古以来歌咏自然山水的传统。宋人的山水，洋溢着丰富活泼的自然情绪。虽然宋人的山水诗多含理趣，但应该说“情悦”仍是宋人山水诗的主体。当然宋诗最重要的发展，或者说宋诗特点的形成，是对上述汉魏以来的抒情传统的发展，唐代诗人已经作了不少的开拓，尤其是杜甫与中唐韩孟、元白这两派的诗人，开拓尤大。宋代诗人只是在唐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开拓。除了山水之外，宋人对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表现，较唐人有很大的开拓，思想上也普遍地趋于深刻化，并且在表现上仍然注重诗歌抒情的特点。
除了言志、抒情外，宋诗对传统的诗歌表现方法，如比兴、造境、用典，也都作出了创造性的继承。曾有宋人不知“形象思维”的说法，由此认为宋人只知道用直叙的、散文化的表达方法。其实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宋诗固然较多采用散文化、直叙的方法，但无论是散文化还是议论，在散文中的采用与在诗中的采用，并不完全一样。散文化就其成功的地方而言，仍属于诗法之一种。所谓散文化，还有类似的赋化，都是相对诗法本身而言，它们是对传统的、习惯的诗法的突破。突破而并非完全取消，所以真正的散文化与赋化，是将散文法、赋法吸收到诗法中来。作者一心之妙用，正在于如何做到两者之间的调和。所以说散文化、赋化，仍是诗法内部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散文的方法做诗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宋人对传统的比兴，用得很多，宋人仍然创作大量的用传统比兴手法的诗歌，许多诗人都模拟过汉魏及初盛唐的古风，显示他们对传统比兴方法的重视。但宋人更重要的方面，是在理解传统比兴精神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比兴方法、比兴客体方面，作出了多种探索。尤其是因为宋代经常发生文字狱，而宋人的现实关怀的情绪又不能稍歇；所以，宋人对于《毛诗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微婉讽喻之说以及司马迁所概括的屈原《离骚》的表现特点“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些经典的诗论，最有心得。黄庭坚在此基础上提出“兴寄高远”的表现原则，并将之作为诗歌的基本品格。另外，用典艺术可视为比兴之一种，至少是与比兴具有相似的艺术功能。宋诗在用典艺术方面有很大的发展。
由上述所论可见，宋诗艺术成就的形成，首先就在于善于继承。无论专门的学者，还是普通的读者，只要我们稍微反思一下，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宋诗的大量代表作，与唐诗的代表作，给我们的美感享受，是同中之异，而非截然不同。试举绝句一体而言，其中如苏轼绝句，风味与盛唐接近，王安石的绝句则比中晚唐绝句后出而更精，黄庭坚的绝句则糅取各家，基本上是保持唐人绝句的艺术规范。其他各体，也无不如此。
当然，宋诗之所以能与唐诗媲美，还是因为善变，善变其实正是善继之结果。只有善变之继，才可称善继；也只有善继之变，才可称为善变。二者我认为如表里之不可分，因果之不可离。上面我们在论述宋诗继承前面诗学传统时，已经处处关注其变化之处。
从诗学方法来讲，宋人相对于唐人，变化最大的地方，是较多地使用了散文化、白描、议论的方法，前人对此评论最多，有带贬义的，也有肯定的。如严羽批评本朝诸名公诗“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叶適亦云：“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浅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诗与文之间的界限，本来就是相对的，议论入诗，更是自古已有。宋诗要创造新的风格，必然要对唐诗的一些作法有所突破，在杜甫与中唐韩愈、白居易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以开拓新的表现手法。其结果是诗的疆域大大地扩大了，但又出现“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充其所求”的现象，它不仅出现在追随庆历、元祐诸大家而成就不高的诗人那里，大家名家诗作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所谓“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只是方法而已，无所谓好坏。具体而言，其中自有精粗之不同。有时即使从形式上看是议论，但诗人如果充分考虑到诗的表现手法，重视诗的趣味的酿造，则这种议论，仍是诗的表现，黄庭坚的不少诗歌，具有这样一种质味。还有一种，则是完全从境界与事物的分际中，包孕哲理的因素，或者说一个具有哲学思辨的人，在观察与感悟事物、景象时自然地表现出来的理性。这后一种，甚至不能一般地认为是以议论为诗。最后一种，在宋诗中确实大量存在过于散文化、议论化的作品，即所谓“汗漫广莫”的作品，那是由于没有达到上述两种艺术标准。其实，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时代的诗歌，都达到完美的创造。即使是唐诗，尽管留下来的都经过淘汰，但里面一般的作品，甚至拙劣、率易的作品仍然很多。任何时代经典总是少量的，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宋诗的议论与入理，首首达到圆融的境地，不能因为宋诗中存在许多议论过直、哲理过露、文体过散的现象，就否定宋人在采用议论化、散文化对于诗歌艺术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
宋诗是在宋代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条件下形成的。形成宋诗的风格的原因，是应该综合地去考虑的。这方面的因素，前面的学者已经有许多研究，也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看法。其中如对宋诗现实性的增加与爱国精神的表现及其时代的原因，是一般的通论宋诗的文章都要涉及的。我们结合前人一些观点，加上自己的思考，作一些分析。
学者们都注意到，与汉唐时代相比，宋代周边的国家有了很大的发展，宋代综合国力虽然不弱，但相对的国力，却是减弱了，更由于五代十国时期遗留的影响（如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宋王朝在军事上始终处于积弱的局面，并且导致赵宋的两次亡国。这种局面对士大夫精神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宋代文人学者中，有不少人喜欢兵学，平时也多喜谈兵，并且表现在诗文中。宋代士大夫，不再视军事为武夫之事，多多少少都喜欢研究一点军事。这种风气，至少始于庆历，范仲淹为延州知府时有所谓“小范老子胸中有十万甲兵”之誉，梅尧臣注过《孙子》。逮之元祐，苏黄等人，都喜欢论兵事，而且常常形诸诗咏。有学者指出：“宋代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上自君主，每就所感，发为心声，充溢民族感情，读之使人意绪激昂，不能自已。”南宋时期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人们对军事更为关心。学术上，兵学的研究也很盛行，尤其永嘉学派的薛季宣、陈傅良、叶適、钱文子等人都有兵学方面的论著。就诗歌而言，即使是看起来最超脱政治的诗派如四灵、江湖等派的诗人，虽然其特长并不在于表现军事内容，但也多有感怀边事的诗作。所以，在宋代很难找到一个完全超脱于现实的诗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宋代的边塞之类的诗歌，与唐代边塞诗之不同：唐代边塞诗承自齐梁，以言情为主；宋代表现边塞、军旅之类的诗，则多加上军事的分析。庆历、元祐诸家莫不如此。
整体上看，宋诗的现实精神自有它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历史。大体上说，北宋诗歌的现实精神的形成，是与几次政治改革与党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主要是庆历新政、王安石新政和新旧党争，在前后的这些新政与党争中，各个不同的政治团体的诗人，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诗歌这一工具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进行政治上的讽喻与干预。其代表诗人，前有石介、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后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北宋诗人的反映现实，主要集中在时政方面，在表现的方法上，庆历诗人近于直露，但情感比较激越。元丰、元祐苏黄等人，则追求含蓄、机智的表现，尤其是黄庭坚，提倡兴寄高远，使诗歌中的现实精神由外向奔放转为内敛。南宋时期的诗歌现实精神，则主要集中于抗战与爱国的主题上，这是由江西诗派诗人陈与义、吕本中、曾幾等人启其端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则是其继承与发扬者。宋元之际的遗民诗人的现实关怀与哀切时事、感伤兴亡，则是宋诗现实精神的一种凄哀的归宿。
论到宋诗与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宋代士大夫文化的高度发达与推广。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历史进程来看，宋代不仅对华夏文明的主体作出很大发展（加强和回复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并局部地从以礼乐为主体转向以心性为主体），而且奠定了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基础。这两点学界有一定程度的注意，但还有向来较少被学人注意到并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宋代还是华夏文明的主体空间扩展的重要时期，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了作为华夏文明重要部分的士大夫文学在地域上的扩大。从相关的地域文献（方志、家谱、文物遗存等）可以看到，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在唐代属于文学（士大夫文学）的落后或近于空白的地带，到了宋代，则有很大的发展。如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其本土的士大夫文学，在唐代差不多是一个空白地带，到宋代则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国内学术与文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应该将这种地域的扩大看成是宋代文学的重要发展。事实上，这种地域的扩大，使宋诗的特质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更具有现实感与乡土气息的作品。唐诗的许多名篇，都是写漫游、壮游中的情绪，更具感伤浪漫的气息。这种情况在初唐四杰、孟浩然、李白等许多诗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宋代的文人，当然也不乏行旅，但地居时的作品很多，这种作品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这可以南宋的永嘉四灵为代表，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丰富的乡土的自然与文化的感受，如翁卷：“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同样，像陆游的《游山西村》、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这类作品，也显示出类似的气质。中国文学突出的乡土化应该是从南宋时期开始的。
关于宋代文化、制度、思潮等与宋诗风格的关系，可以举出许多方面，以上所举之外，比如科举取士的大幅度增加、新的家族制度的形成、南方地区的开发、都市经济的发展等，都以各自的形式对宋诗发生影响。就邻近的艺术门类对诗的影响来说，如果唐诗、宋词主要是受音乐的影响，宋诗中音乐影响已经变为次要的因素，而绘画与诗歌的关系则比前面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密切。这些问题，是要作专门的研究的。
四
宋诗的情况，远比唐诗复杂，选宋诗比起选唐诗，也要困难得多。唐诗虽然处于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峰，但唐人对待诗艺的态度，在技巧与兴会两方面，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兴会。宋诗虽然不废兴会，但毕竟依靠技巧的地方更多一些。两者相比，我们可以说，唐诗比宋诗更近于自然。注重兴会、倾向于自然的唐诗，创作量较少，孟浩然的朋友王士源，说“浩然每为诗，伫兴而作，故或迟成”（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序》）。所谓“伫兴而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等待灵感充沛时再下笔，这种情况，在盛唐与中晚唐的一些苦吟诗家那里，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再看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中说的“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这与王士源所说的“伫兴而作”，其实是相通的。可以说，唐代作诗，比宋人更重伫兴，更重自然。因为不专倚技巧，而多重自然灵感，所以唐诗的杰作与平常之作，差别很大。甚至名家大家集中，这种情况也是常见。所以，唐诗的典范之作，较易选择。尽管不同选家眼光标准不同，会有出入，但出入不会很大。宋诗则不同，更多地依靠技巧，更重人工，“伫兴”往往不足。前人常说宋诗是“小结裹”，跟这种写作特点也是分不开的。与之相对，唐诗则可以说是“大结裹”。小结裹之诗，艺术上比较平均；大结裹的作法，则是大起大落。唐诗任之自然则优劣易见，宋诗凭借技巧工拙难辨。所以，选宋诗之倍难于唐诗，不仅在于其卷帙浩繁，更在于其高下之难判。
上述分析的现象，从唐宋两代诗选本方面之不同，也可以看出来。唐诗选本，一般来说，篇幅都较小，属于精选型。宋诗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自唐以来已然。宋诗的选本，则以类抄为主，如宋代吕本中编江西宗派集，陈起编江湖诗派集，都是较大型的选本，后来像《两宋名贤小集》《宋诗钞》《宋诗纪事》都属于此类。这类大型的选本，只适宜于专家阅读。诗人学诗，先学唐诗以奠定基础，最后学习宋诗以求开拓变化。选家为了这个目的，不妨把篇幅弄得大些，但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就很不方便，这也是宋诗不流行的原因。我觉得之所以宋诗以抄选为主，而不以精选为主，主要的原因还是宋诗实在比较平衡，但也普遍平庸，难以精选。当然，精选型的宋诗选集，古人也还是做过，如吕祖谦的《宋文鉴》、方回的《瀛奎律髓》，其中选择宋诗，是属于通代性质的，数量也比较少。清代则有张景星的《宋诗百一钞》，晚清则有陈衍的《宋诗精华录》。近今人之选，则以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流行最广，对提高宋诗在当代流行程度贡献不少。其他有特色、见眼力的选本，则有程千帆的《宋诗选》、钱仲联的《宋诗三百首》。这些选本的选家，虽然基本上都是肯定宋诗成就的，但观点相差还是很大。从宋金人之选讲起，吕祖谦的选本，选的家数很多，并不特别标榜江西诗派。从他的选择中给人的印象，觉得我们今天视之为最有代表性的宋诗作家像黄庭坚、陈师道，也只属于众多名家之一，并没有特别照顾他们的独特地位。而在苏黄两家中，吕氏选苏诗远多于黄诗。这可能是代表当时许多人的观点的。而方回则竭力推扬江西诗派，确立一祖三宗的地位。张景星的《宋诗百一钞》，如前已论，采取的是宗唐而不贬宋的观点，承认宋诗变创的价值，但作者的基本欣赏标准，还是受唐诗典范风格的支配。所以《宋诗百一钞》所选的作品，是一种折中于唐宋之间的风格。这与清代一些诗人提倡融合唐宋的诗学观点是一致的。陈衍的《宋诗精华录》，则侧重于宋诗变创的一面。但他也并不以能变为唯一标准，而是以善变为标准的。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艺术眼光高，但钱氏对宋诗的造诣评价不足，加上的确过于注重内容的现实性，而较少注意艺术的精妙性。但钱氏毕竟是艺术眼光很高的选家，平心而论，其所选之诗无不善，但未必都是宋诗的最善者。程千帆的《宋诗选》与钱仲联的《宋诗三百首》，都是充分地肯定了宋诗的成就。其所选作品，也多能做到艺术与内容两方面的统一。
唐诗的经典与选择问题，比宋诗要简单。宋诗本身很复杂，造成其魅力的原因以及风格类型，也很不一样。一方面是它充分地继承了唐诗的艺术，在唐诗的艺术的基础上还有精益求精的地方。另一方面则是它的变化，造成唐诗没有的魅力，丰富了古典诗歌的诗美类型。这两方面的原因，在不同的诗人与作品上是有不同的表现的。历来选宋诗，也有欣赏前一方面造成的魅力，也有欣赏后一方面造成的魅力。如清人的《宋诗别裁集》，侧重前一方面；而晚清陈衍的《宋诗精华录》，则侧重后一方面的作品。
以上对历代宋诗选本的评论，属于个人的看法，未必妥当。笔者的真正用意，主要是通过对上述选本的分析，强调宋诗之不易选。这本《宋诗一百首》，较多地侧重于艺术的方面，尽量选笔者心目中认为是宋诗之绝唱的那些东西，以意新语工，不蹈袭唐人，意境乃至为唐人所未有，而诗味又绝不亚于唐诗的那一种为主。至于在内容与题材上，则没有刻意追求某种倾向。
我认为，一部有特色的选本，并非应急所能成，而是需要选家长期阅读欣赏的积累，本书中相当一部分诗歌，是笔者长期学习宋诗的积累。所以虽然大部分选目与名家时贤之选本相同，但也有一部分，是笔者特别属意的。选本的价值之一，在于“发现”绝唱。宋诗浩如烟海，绝唱未被发现的肯定还是很多。笔者学力与识力都有限，加上本书规定的篇幅限制，所以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假如本书能在前面众多名家选本之外，引起读者群的一些关注，为宋诗在当代的流行起到一点作用，则过于所望矣！
钱志熙
2005年10月10日于东京大学
[摘自《宋诗一百首》，江西教育出版社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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