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明｜写信的刘杲先生

汪家明 2025年11月12日百道网

2024年11月12日，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刘杲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刘杲先生（1931-2024）

刘杲先生是中国出版改革的规划者、开拓者与践行者，深受几代出版人的敬佩。他的编辑出版理论研究是出版界宝贵的思想财富，其著作有《刘杲出版文集》《出版笔记》《我们是中国编辑》《著作权工作笔记》等。

值此周年祭，活字文化推送出版人汪家明先生的纪念专文《写信的刘杲先生》，谨表追思。

写信的刘杲先生

汪家明

一

刘杲先生爱笑，时而仰面大笑。他嘴稍大，牙齿整齐白净。

仰天大笑

他说话快，反应快，但不多言。他从不褒贬人，嘴很严，其实极有个人看法，偶尔跟我说一二。

夏季，他常穿一件黑红灰三色方格短袖衬衣；春秋季，穿深咖啡色毛坎肩、浅灰T恤，红外套或军绿外套。冬季很少出门。

他喜新厌旧，戴各种帽子（礼帽、鸭舌帽、运动帽、毛线帽），戴墨镜（起初医生让戴，后来自爱），戴围巾。我戏称黑老大。

他幽默，发微信问早安，表情图时有变化，但最终还是回到那只衔着一朵花飞跑的金黄色小鸟，号称“复出”。可不知为什么，小鸟的问候图像在我的电脑上看却是绿色的。我问他，他回我：“先生，第一，它不是小鸟，而是小鸡，将来它会一唱雄鸡天下白；第二，它是黄色的。为什么到您那儿成了绿色的？是不是在您那儿民进党势力太大？”

自制的2024贺年卡

他听音乐，爱唱歌，甚至录下自唱视频，分发朋友。他在信中说：“听歌是我养老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我每天早上起床后，都要在电脑上大声播放铜管乐，依次是：马赛曲、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军威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希望的田野上。精神为之一振”；“我在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反复几次，令人振奋”；“我有幸在列宁格勒听过顿河哥萨克歌舞团男声无伴奏合唱《伏尔加河船夫曲》。太震撼了！”“我在电脑上听了党庆百年大会合唱团唱的七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新的天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随后又听了老版的马赛曲1765，欢乐颂1824，国际歌1888，义勇军进行曲1935。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昨晚突发，在电脑上重看老电影《音乐之声》，欲罢不能，看到一半，勉强暂停。就这么没出息”……

他写诗。从十岁写到老，自费出了一本集子，计三百二十八首。《小引》中说：“我年已九十有二，学习写诗是我的业余爱好。学写新诗，也学写旧体诗。用正规标准衡量，这些东西算不上诗。可是从个人经历来说，或许是份别样的记录。我是个俗人，诗稿的幼稚、肤浅，自不待言。写作时间自1941年至2022年，积累了一堆。现在摘录了大约一半，印制成册。主要给自己消遣，好歹也给家人留个纪念。”他还说：“做旧体诗很麻烦。我仅有兴趣学习而已，难以入门。曾被嘲笑为‘老干部体’，泛指缺乏古典文学根底，大白话入诗。好在老干部的诗真有杰作。陈毅《梅岭三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何等气势，无人比肩！”

疫情期间，他学会手机购物。在网上买了一辆电动轮椅，号称“自驾去医院”（东方医院离他家几百米）。其实他能走路，但小心点为好，谨防摔跤。

他珍爱生命，有病立即就医，先写好病况报告，带给医生。医生都喜欢他。疫情三年，他防范森严，硬是没被感染，保姆也没感染。

理发了，好心情

对儿女，他期望高，用心苦。孩子回家，忍不住高兴。他是讲原则的长辈，又是性情中人。2003年5月，儿子出京赴鄂就职，他赠诗四首，其一曰：慨然受命出京城，重任在肩故土行。政务纷繁何事大？人民冷暖最关情（故土：他是湖北人）。2016年9月，女儿赴澳长居，他写诗说：人各有志去或留，择地而栖今远游。见说他乡风景好，他乡难免动乡愁。

他生活有规律，早上7点起床，午饭12点，晚饭6点，雷打不动。其他散步、晒太阳、吸氧、小寐、如厕、洗澡、泡脚……井井有条。吃啥基本固定。2018年7月21日“酷暑下的早餐：牛奶1杯，苏打饼干6片，香蕉1支，外加一首蒙族民歌《饮马河的黄昏》”。晚餐他爱泡饭，就是把中午剩的饭和菜倒在一起煮煮。爱吃煮得很软的五香花生米和煮得很软的番茄酱加糖烹的黄豆。这两样轮换早餐时吃。糖炒栗子好吃，偶尔吃点，属于零食。

2024年5月27日刘杲先生九十三岁生日，大家都说他可望百岁……

病房里的敬礼（2024.8.28）

二

第一次见到刘杲先生是1997年，那时他已退居二线，是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下属有一个青年编辑委员会，组织去日本研学，我忝列其间。行前，刘杲会长来讲话。我觉得就是领导指示，没认真听，不记得讲些什么，连他的容貌也模糊。听胡守文说，邀请我们去日本研学并资助一半经费的岛崎先生，最为尊敬刘杲先生；刘先生在日本出版界有声望。

第二次见刘杲先生是五年后，这在刘先生发我的邮件中可看到：

家明：

不劳动的劳动节过得不错吧。

我查了我2002年1月13日的日记：“下午，王一方和汪稼明来，谈话多时”。为什么是“稼”？忘了。谈了些什么，也忘了。一晃十年。

从那天起，我算正式与刘先生相识。我不称他“刘署长”“刘会长”，也不愿意称他“刘老”，就叫“刘先生”。我原名汪家明，曾用名汪稼明，后来去掉“稼”的禾木旁。相识二十二年，每年见面不过三次五次，多数是到他家。开初还约他出来吃个饭，后来他坚决拒绝，倒是我多次在他家吃饭。保姆张阿姨做饭好吃。二十二年间，我“每事问”：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思想里的，他每次都有明确答复。写文章也发给他先看（戏称给他布置作业），等他修改审定，才发出去，甚至到了盲目信服的地步（有时他的改动我不赞成，但发表时还是以他的意见为准）。他讲究文字，写了诗和文，也先发给我看。我不谙平仄格律，却总乱改一通，他从不以为忤，反而常说：同意你的修改意见，立即实行“全盘汪化”……2005年我有机会去香港出版社工作，问朋友们，都是帮我分析得或失；请教刘先生，他断言“不去！”他的话起了关键作用。

说来好笑，打破领导和下属、长者与后辈界限的契机，是他老伴去世两年后（2010），看他仍是哀伤，我开玩笑“帮您找个女朋友吧！”他回信：“你要吓死我！”这番通信似乎产生“化学作用”，我和他从此“平起平坐”了。

开饭了

虽如此，好多年里都是发邮件，没加微信——他不开口，我不好意思提。他擅长邮件，还写博客，也没觉得不便。2018年4月26日21点32分，他主动加了微信。微信拉近了相互联系，此后六年多，日均七八条，总计约一万六千条。后来得知，是张阿姨说：“爷爷，您和汪家明这么谈得来，怎么没微信呢？”

我的微信名是“吴禾”（稼无禾为家），他说：“你叫吴禾。我曾用笔名吴畏，因我母亲姓吴。说来咱都是吴家的人。”第二天他来信：“在我家工作十年的老保姆，日前在合肥老家因癌症去世。我很难受。”

夏阿姨2001年到刘先生家，2012年回乡，2018年去世。刘先生曾有信给我：

夏玉聪阿姨在我们家工作了十一个年头，彼此像一家人。我们全家都很感谢她。前不久，她家里要她回去带孙儿，她不能不答应。现在，她已离开北京，于5月29日回到了安徽老家。她舍不得走，我们也舍不得她走。

夏阿姨之后，社区服务中心介绍了一位张阿姨。夏阿姨带班二十天，详细介绍各项工作。直到张阿姨熟悉情况，夏阿姨才走。我想，今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换届。我家里的工作班子新老交替，平稳过渡，有利于为十八大的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有一位老同志评论我说：“不过您好养，家里又简单，望一切都好。”我认同“好养”这两个字。张阿姨是山西人，善做面食。我喜欢面食。所以，基本可以肯定今后会“好养”。

从2012年5月，到2024年7月，张月爱阿姨照顾刘先生十二年两个月，也如一家人。刘先生平等待人，重感情，“好养”，由此可见一斑。

刘先生重感情，更表现在老伴卢邦骥生病的十四年和去世后的十六年。

2007年6月13日，他发给我一封信：

差不多天天都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早上，阿姨给邦骥洗脸和清洁口腔，擦身子和换纸尿片。接着喂早饭，喂药。接着整理床铺，给邦骥戴上制氧机的吸管。阿姨离去，房里只有邦骥一人，她慢慢进入睡眠。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去房里看她。她很安静，呼吸很轻很匀。我在靠椅上坐下。看看邦骥，看看窗外。窗外是枝繁叶茂的大树。翠绿的树叶，落满了雨水，在风中摇曳。房里只有制氧机和换气扇轻微的嗡嗡声。我静静地坐着，好长时间不想起身。邦骥做梦了吗？梦见了什么？我和邦骥的共同生活像一条小溪。几十年来，曾经奔腾跳跃，曾经热闹喧哗。如今，流量越来越小，流速越来越慢。我们正在缓步向前，悄然无声……

这其实是他的一篇随笔。他还为老伴写了上万字的看病日记，其中详细记述了十四年间养病起居、病情发展、医生诊断、住院出院、开方取药、用药效果，直至最后去世的过程。老伴去世，他大失落，写了一首长诗《不需要了》：

久病的老伴走了，合上眼睛永远走了。
老伴的事情不需要办了，永远不需要了。
我该做什么？

是不是睡得安稳，早上起来有一丝笑意？
是不是叫她的名字，偶尔会有一声答应？
总想弄清楚，
她是不是还有一点残留的意识？
现在不需要了，永远不需要了。

看看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是不是合适？
听听睡眠的吸气和呼气时不时平稳？
体温高了还是下降了？
咳喘加重了还是减轻了？
现在不需要了，永远不需要了。

吃饭香吗？喝水够吗？
中药西药服了没有？
雾化吸入做了没有？
吸氧机清洁了吗？
气垫床充气了吗？
现在不需要了，永远不需要了。

床单是不是平展？枕头是不是舒服？
拍背了吗？翻身了吗？
有没有褥疮？有没有湿疹？
是不是该洗澡理发了？
现在不需要了，永远不需要了。

鲜虾、肉末、鸡蛋、牛奶还要添吗？
纸尿片、看护垫、湿纸巾还够用吗？
是不是该通知医药公司送安理申了？
是不是该去平价药房买芦荟胶囊了？
现在不需要了，永远不需要了。

问问医生，还有什么新的治疗。
查查资料，还有什么新的办法。
既然不可逆转，就尽量延缓进程。
也许，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现在不需要了，永远不需要了。

忙了十几年，突然无所事事。
不需要了，现在不需要了。
所有的忙碌，所有的服侍，
所有的焦虑，所有的疼爱，
统统不需要了，永远地永远地不需要了！

2008-2-10 深夜

老伴最爱吃瓜子。她去世后，刘家再无瓜子。

2009年回武汉安葬老伴，他写祭文：

呜呼，患难夫妻，风雨同舟。执君之手，与君偕老。只盼夕阳和煦，安度晚年。孰料金婚刚过，便遭厄运。君断尘缘，溘然长辞。我失依傍，坠落深渊。百年相伴，一朝永别。垂老巨变，人何以堪。盛衰之理易明，结发之情难舍。但求身后同穴，不负今世连理。魂兮归来，永享安宁。

此后十六年里，几乎每逢老伴生日（冥寿）、忌日都有诗作。2016年《亡妻冥寿》：“离愁别恨年复年，失伴孤魂最可怜。此去天堂应有路，不知明月几时圆”。2024年8月6日：“今天是邦骥的生日。她和我同是1931年出生。今年是邦骥逝世十六周年。2008年2月6日邦骥病逝于东方医院，享年七十七岁。我和邦骥是五十一年金婚的患难夫妻。邦骥患老年痴呆症十四年，卧床十年，我尽力了。2009年邦骥安葬于武昌九峰山寿安林苑。那里是邦骥的安息地，也是我和邦骥合葬的归宿地。我曾在一首悼诗里写过：此去天堂应有路，不知明月几时圆。今年我九十三岁，此刻也在东方医院住院”……

晒太阳（2024.10.20，东方医院）

三

2013年6月7日，刘先生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去信：

你好。有事相求。

林穗芳同志是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他在编辑出版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两个方面都有突出贡献。2009年他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岁。他生前打算编一本自选集，书名为《一个外语编辑的奉献——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论著自选集》，已经编出目录初稿，写出编选说明。非常可惜，他走得太快，未能完成。

……

现在急需确定该书的出版单位。我和邵益文同志商量，建议最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们考虑，作者林穗芳同志在出版界和翻译界享有很高声望，此书具有出众的学术价值和和专业水平，跟商务印书馆的名社地位是相称的。而且，此书多处涉及外文，别的出版社恐怕难以保证编校质量。可以预期，此书的问世对编辑出版理论研究的深入与编辑出版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升，都将是有力的推动。

总经理当天回短信：刘老好！感谢您推荐书稿，我们会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具体事项请承担整理任务的老师联系我就行。

胜利

那时林穗芳去世已经四年。他病中曾几次给刘先生电话，希望见面谈谈，刘先生说，等你身体好些再谈。没想到他一病不起，留下永久遗憾。刘先生与林穗芳没有直接共过事，他们的接触缘于编辑学研究。刘先生看重林穗芳的研究著作，曾给他写信说：“这几年，我也讲过一些有关编辑出版问题的意见，至多不过是工作研究，离理论研究还很远。尊著给了我学习的方便，我很感谢。老实说，研究成果我做不出来，学习我还是非常愿意的。”刘先生认为，林穗芳是中国编辑学建设的带头人之一，其研究成果带有为编辑学建设奠定基础的重大意义。

刘先生为书稿写了一篇长序。

自选集牵涉范围极广，诸如编辑学理论研究、出版工作研究、翻译书编辑工作、辞书编纂和稿件审校、书刊辅文、语言文字规范、编校质量和编辑培训、外国出版业研究……编辑难度极大。

转眼过了两年，刘先生再一次致信商务印书馆，得到的仍是积极回答。编辑与整理者进行了沟通。2016年10月，整理者给刘先生来信，提出三点困难：1.稿子本身的问题；2.授权与合同问题；3.资助费和稿费问题。刘先生不知往下再怎么办了。

2019年春节，去刘先生家聊天，他谈到此憾事。我与出版方和作者家属都相识，自告奋勇，从中转圜。刘先生高兴，马上给负责整理稿件的老师一信：

我托汪家明同志，与出版社、作者家属进行沟通，以促成此事。

我贸然参与，很不得力，愧对故人。如何为宜，请加斟酌，拨冗见复。

我沟通三方（版权方、整理方、出版方），多次催问，每次都得到友好、积极地回应。转眼又是四年——

林穗芳文集事，有消息吗？刘杲2021.5.19

外地一位老编审，学术著作出版很难。我正在想办法。所以想到林穗芳。

林穗芳文集出版事，不知下文如何。请你在方便时打听一下。谢谢。刘杲2022.7.4

你能否问一下，《林穗芳自选集》出版事，现在情况如何？谢谢。刘杲2022.9.21

《林穗芳自选集》事谢谢你。谢谢××同志。我已放心。到此为止。刘杲2022.10.1

我刚才为《林穗芳自选集》问我侄女。她是商务的编辑。下面是她给我的回复：刚问了该编辑室负责人，说明年上半年就能出版。我到时也随时关注着，等书出来及时告知您。

我在想，明年上半年，我是和汪家明在一起呢，还是和林穗芳在一起呢？

刘杲2023.12.18

《林穗芳自选集》编辑出版，前后达十一年，2024年12月问世，六十万字，精装，灰蓝封面，雅致厚重。刘先生已于一个月前，11月12日仙逝，没能看到出书。痛哉斯言——出书时“我是和汪家明在一起呢，还是和林穗芳在一起呢？”

四

十三岁时，小刘杲写了四句诗：一粒种子，/它会发芽。/我们殷勤灌溉培植，/它就会成长壮大……直至耄耋之年，九十三岁，他仍志存高远：

忧国匹夫笑我老，大同壮志望君酬。功成不限在当代，滚滚长江万古流。

滔滔天下烦忧多，一己得失值几何。莫道残年皆放下，国家大事仍琢磨。

云横秦岭路迢迢，鸿雁来京草未凋。忧国不知江湖远，为民愧对庙堂高。

据鞍能饭叹廉颇，老骥壮心吟魏曹。无土灌园甘寂寞，傍依五柳望碧霄。

春笋尖尖不畏寒，此心早已寄云端。无情风雨交锋日，剑指苍穹千万竿。

他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职责所在，常写提案。他有一手材料和真知灼见。比如对每个省成立出版集团的做法提出质疑（合理的出版生态：应当有大集团，也有很多独立的中小出版单位），比如对出版业本质的分析（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比如出版业经济规模的算法……可是：

进言每遇杳无音，祭祖只凭寸草心。似水流年花落去，清风明月柳拂巾。

闻道当今言路开，诚惶诚恐上书来。陈词岂为谋私利，不了了之究可哀。

狂风暴雨黑云翻，瘴气嚣张惊塞垣。老朽恨无仗剑力，徒将敌忾托空言。

2019年7月24日，他写了一首《感怀》：“耄耋之年何所求，再无杂念压心头。浮云过眼已驱散，多难兴邦怀国忧”。他的侄子是大学教授。看了诗，回信说：“您还是少怀国忧、多享国运吧！”

刘先生做了十四年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1992～2006）。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出版界，从业三十多年，几乎一半时间在做编辑学会的工作。大家公认他是中国编辑学会的创办者和建设者，是学会的灵魂，但他自己不认同。他说：“一个学术团体……会长应当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我当然不是。整个编辑学的研究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开创时期，我这个会长也只是一个过渡。”在另一封信中，他说：报告中“‘资深出版家王益、许力以、刘杲等同志’的说法有点儿问题。当听到我的名字时我大吃一惊。我怎么称得上‘资深出版家’呢，这是万万不可的。特此相烦，请您在定稿时一定将我的名字删去”（《致卢玉忆同志》，2000年1月24日）。在给刘硕良的信中他谈到同样问题：“贵刊12月号收到，我看了大吃一惊。非常感谢你的好心好意，可我实在难以承受。过誉之词使我惶恐不安……现在我既无法发表声明，而不声明等于默认，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能滥竽其间，因为我不过是个行政人员，自己心里有数……念叨几句，也算是对贵刊的一种反响吧！”

他的这些想法到老不变。我一直不知用什么词汇定义他。谦虚？清高？似乎都不准确。我的直感，他是一个有傲骨的人，但很自律，时时自省。他卸任副署长后，几乎全国各省出版局都邀请他去“指导工作”，这是人情，也不无意义，可是三十年里，他硬是一次没去；开会发纪念品，他从来不要，或送给司机；有关部门做一套口述史丛书，是上级交代的任务，他起初答应了，后来坚决撤回，跟我说：我没啥东西可说。我常想，有的人做了不说，有的人没做却说，把别人做的事标榜在自己身上，于是，后一种人反而成了众人尊敬的“做事者”。我为刘先生抱不平。

2020年9月，庆祝新中国版权法颁布三十周年，有关方希望刘先生写贺词，因为他曾任国家版权局副局长、著作权法起草小组组长、出版法起草小组组长，是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主事者，他推辞不过，写了几句：

热烈祝贺新中国版权法颁布三十周年！热烈祝贺当代中国版权保护事业启动三十周年！

回顾历程，百感交集。

这是艰苦奋斗的三十年。一路上，我们顶住了反对，化解了质疑，坚持了探索，捍卫了原则。

这是走向胜利的三十年。一路上，我们经历了风雨，挺住了挫折，走出了弯路，取得了成果。

……

我年方九十，气力已衰。初心犹在，痴情难改。在此，我由衷地祝愿，在版权法的指引下，中国版权保护事业再接再厉，日新又新，鹏程万里，永葆青春！

过后他发微信给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全文刊出我的贺词，编辑把‘我年方九十’擅自改为‘我年已九十’”。我似乎看见他轻轻摇了摇头。

五

阳台上

整理与刘先生的通信，有日常之信（养老、医疗），有思想之信（天下大事），有灵魂之信（涉及人生大限），也有有趣的文字之信。有两三年，我们经常“斗词、斗字”（如同斗嘴）。一般是他发起：

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刘）

纵虎归山，叱令追回！如雷贯耳，如日中天。（汪）2018.12.15

记性日减，忘性日增。老病叠加，危机四伏。高龄多病，四面楚歌。（刘）

记忆犹新，忘乎所以。老当益壮，危楼望远。高寿可期，四时安和。（汪）2019.1.9

你好我好大家好；早安晚安都平安！（刘）

你乐我乐人人乐；早饭晚饭顿顿香。（汪）2020.3.20

我斗字的基本考量是，凡他有老、弱、病情绪的，都以积极向上的词语对之。其实他心思灵动，常有精彩段子：

老远的云，贼亮的星。贼字褒义，汉语奥妙。

不是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吗？我这是免费的。

忙于吃饭，忙于散步，忙于睡觉，忙得不可开交！

你可能是感冒伤风，有必要吃些对症的药。有吗？（汪）

我有一座医院！（刘）

我不喜欢阴天。今天是阴天。所以我不喜欢今天。

无聊的人说废话。我说废话。所以我是无聊的人。

散步，遇狗迎面而来，其后女子紧拉狗绳，对狗大呼：让爷爷走！余谔然。余岂狗之爷爷？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无发愁何在，有发愁才长。我早已秃顶。

我在痛苦中。因我打字未存盘，退出后全消失了。歇后语：打字不存盘——白干！

我现在唯一可能的贡献是拉高国人的平均寿命。

昨夜左腿疼。主要是防“左”。右臂疼，为什么？我替他回答。你使用电脑，要右臂点鼠标。你下楼散步，要右臂持手杖。你一日三餐，要右臂拿筷子和勺。如此这般，右臂能不累吗？右臂累了，能不疼吗？白天不让疼，夜深人静悄悄疼一会儿都不行吗？

在医院里，我有鹤立鸡群的感觉。因为，环顾四周，惟我最老。你说，虚荣心有多粘人！遇到排队，阿姨就求护士：爷爷年纪大了，能不能提前？护士都会给以照顾。我于是想到一句有名的诗，“老年是老年人的通行证”。哈哈，妙不可言！

我事先给家人打了招呼，免除寿宴寿礼，一条微信足矣。然而朋友不好办。昨天接待了离退休干部局领导登门祝寿。整天忙于电话、微信、短信、邮件，不亦乐乎！此外，收到若干违规的鲜花和蛋糕，不收行吗？……过九十岁生日容易吗？不信你试试！

2023年5月，他写了一篇很有文学色彩的短文：

期待——我期待。期待像初升的太阳，越来越高。我期待明天。我期待归来。我期待重聚的喜悦。我期待亲人的问候。我期待啰嗦和废话。我期待责备和关切。我期待家的温馨和平凡。我期待人的自在和安康。先有期待，后有实现。实现令人兴奋，而期待更加令人兴奋！

我们谈读书的事情。我寄给他《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他说，我很想阅读，却又不忍心阅读。终于看了小艾的长文，终于流泪了……

他说，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当年他很喜欢，收藏一套四本，后来不知流落何方。其实现在老了再看可能更有意思。

谈到《红楼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贾宝玉去他侄儿媳妇秦可卿闺房午睡时，在房门外不远处看到两侧悬挂的这幅对联。什么是胡思乱想，此即一例。不得不说，曹雪芹真能编！

他收到宁成春赠阅的《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认为堪称经典，请董秀玉老师转达敬意和谢意。他还夸奖我写的前言，“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学术论文！瘟疫加身，兵慌马乱，你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我很得意。

朝霞的笑

有次谈到张洁：

遵嘱看了张洁六十六岁和六十九岁写的两篇短文。老人常想到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只是想些什么，往往因人而异，甚至还因时因地而异。

张洁是位国内外知名的女作家，又置身于远离祖国的美利坚。在日渐衰老的时候，她想些什么？张洁说“终点已然遥遥在望”。不到七十岁就这么说，只能解释为作家过人的敏感。

张洁说“人类是不可沟通的”。这既是感悟，更是哀怨。她对人世，期望太高，失望太深。

张洁“清理旧物”“销毁照片”，诸如此类，不无道理。我多少感到她有点“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不过这是和非的具体内容无从知道。

张洁说“我期待一个完美的死亡”，这表明她对自己的死亡是否完美非常在意。一了百了，值得这么在意吗？

我不清楚张洁是否读过陆游的诗句：“身后是非谁管得”。世上有什么是放不下的？

张洁拿这两篇文章征求你的意见，是郑重的。请允许我插一句：张洁有充分的权利说任何她想说的话。何况她已经到了这把年纪。

......

2002年7月我给北京出版社隋丽君回信说到张洁——

惠赠《无字》已经收到。难得张洁同志签名。如有机会，请代为向她转达我的谢意。我只读过她的《沉重的翅膀》。作家非常敏感，向我们预告了改革的艰难。这些年来每当面对改革的艰难时，我都会叹息：起飞的翅膀真是太沉重了。《无字》正在拜读，很慢。像我这样年纪的读者多少有点儿过来人的感觉。不知年轻的读者是何感觉。

以上两段都在《出版笔记》中。刘杲2012.6.25

向日葵

后来我发现，刘先生八十九岁那年，也曾销毁日记书信，还为此写了一首诗：“连篇累牍何须存，蝼蚁悲欢枉断魂。赤子洁来赤子去，落花流水了无痕。”

六

观沧海

2024年来临了。元月，刘先生为他的电脑桌面背景改名——原先叫“面朝大海”（海子），现改为“观沧海”（曹操）。画面是刘先生独自盘腿坐在海边礁石上，背影，军绿外套，深灰鸭舌帽，似在远望，在冥想。

同是元月，他写信说：

睡前看书，早已是如烟往事啦！

一次，我在灯下写东西，思路有点不畅，顺手拿来刚到的新书《红岩》，翻翻。想不到一下子被抓住。一部《红岩》，一个通宵看完！第二天照常上班。

2月：

夕阳西下。阳光照到北边大楼的玻璃窗上。阳光反射，居然进到了我朝北的房间。我有点惊讶。赶快用手机拍下了这个画面。原来阳光竟有如此之坚强，哪怕它来自夕阳！

3月：

短期目标是过生日。过了生日才满九十三岁。此后所有的法律文书上才标明我的年龄九十三岁。舍此都是空话。

4月：

我们小区有个拼多多的提货点。网上下单，点上提货。这个点离我家三百多米远。刚才我独自前往提货。我提了一斤罗马生菜，一斤绿豆芽。我顶着太阳，迎着暖风，胜利归来。这好歹也是干活。我觉得，对得起一顿午饭了。你说呢？

昨天，在京的一位亲叔伯兄弟来看我。因为防疫，我们三年多没见面。昨天他一直戴口罩。

这位“亲叔伯兄弟”就是人民出版社的刘济社，在刘家排行十二，比刘先生年轻二十七岁。他称呼刘先生“小哥”。

5月：

今天量体重，59.15公斤，两个月降了1.25公斤，比两年前降了10公斤。比来一病轻如燕，扶上雕鞍马不知。

6月：

如果说我精神不错，肯定是骗你。现在，骗子要睡觉了。

听音乐当然属于声色之娱。我听佛教音乐，是否也属于声色之娱呢？

昨天上午，我武汉的两个妹妹和在京的堂弟夫妇，突然来家祝贺我的生日。惊喜重聚。热情谈话。亲密合影。共进午餐。今晨，妹妹再来，共进早餐。她们还对我老伴遗像三鞠躬。一个七十以上，一个六十多。同父异母。关系很好，多年不见。两位妹妹来京，怕麻烦我，不肯住在我家，住在附近旅馆。我无法，只好请张阿姨去替她们付了房钱。她们都是普通职工。不是大官大款。往返的车费都是她们自掏腰包。我说什么好。微信保持联系，直到两位妹妹各自平安返汉回到家。我才松一口气。她们也都是老年人了，出远门多不容易啊。

从5月25日到6月2日，家人陆续登门祝寿。我一一接待：惊喜，谈话，拍照，共餐，话别。然后，回味，激动，疲惫。自责。强打精神完成各项规定动作。

8月：

今天下午，我同胞兄弟刘代的大女儿刘刚，从深圳远道而来看我。既是探望，也是诀别。于是，欣慰的笑容和伤感的眼泪齐飞。

9月：

我喜欢济南，曾为济南写过一首诗。千佛山——勇攀千佛山，绝顶风光好。历历济南城，参差小而巧。熠熠大明湖，荷柳正妖娆。紫云四边生，黄河天际绕。齐鲁多豪杰，长征鸡鸣早。高风开胸襟，杂念一吹了。1979年旧作。

去济南的任务是调研。其后，我们拜访了江苏的高斯，浙江的马守良。一路高歌猛进。同行者徐世平，范振江。如今恍若隔世。晨星寥落，不胜嘘嘘。

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长沙会议提出：地方出版社立足本地，面向全国。中央大社反对，地方出版社都赞成。争论不休。翰伯同志高明，宣布这次会议没有结论，没有决议。结果证明，一项深得人心的政策，没有红头文件，照样遍地开花。关键在于人心。

翰伯老是我的恩师。老人家仙逝时，我是第一个赶到他家的。家人说，早晨6点钟去看望时，老人家还在安睡。7点钟去看望时，老人家已经仙逝了。

刘先生7月以来，感觉不好，有时懵懂，于7月24日到东方医院，我和张阿姨、刘济社一起送他住进526病房。天黑了，外面下着雨，我们叫外卖吃了简餐，我开车和济社兄一起送张阿姨去北京西站，她回山西老家（来了一位男护工）。

8月5日，我陪董秀玉老师去医院看望，刘先生明显消瘦，精神还好。

10月：

这次住院期间，他经常自拍或请护工帮拍，在病房阳台上，就着晨光夕照。他给我发信说：“我的‘状态’，得力于摄影技术的支撑。”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