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扎十一惹1990年出生于云南深山一个彝族村寨中。扎十一惹是她的彝语名字，扎是家族名字，十一是她出生的季节，惹是一种草。
扎十一惹的“童年仍在较为原始的部落里度过”，“村子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没有公路，很少家庭有手电筒，一直到六岁之前，只有一家人有黑白电视”。
十二岁离家读书后，她的生活方式也一步步走向城市化：到镇上读初中；到县城读高中；到更大的城市念大专；毕业前拿到媒体行业的工作机会。从村寨一路走到城市，回过头看，和她同龄的彝族女性乡人，有不少仍留在原处，经受被安排好的人生，但也不乏各人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更符合内心的生活。
身为一个彝族女性，扎十一惹写下了《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为自己的成长和蜕变做下记录，也以温热的眼留心观察，给寨子里的几代女性亲人和乡邻，留下一段段人生写照。
前段时间，扎十一惹回到老家云南，在书店做了两场线下分享活动，与袁长庚、张秋子等嘉宾谈论成长、写作、人生等话题。
以下是两场活动的精彩回顾。
袁长庚：这本书是你回到寨子里完成的，那么这次回到寨子里，你对它有什么新的理解？或者通过写作这件事情，你产生了什么新的理解？
扎十一惹：我觉得我终于把握好了我和寨子、族人之间的距离。我觉得从前的我要不太近、要不太远，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距离。太近的时候，我就被那些愚昧、贫穷、蛮荒所伤害，离得太远的时候，我又像成为大多数的旁观者一样，觉得她们的生活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样忽远忽近的感受让我本身是很痛苦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议题。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寨子和我之间、要在和爸爸妈妈之间的距离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经过长时间的这种处理之后，我认为我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所以现在我再回去看寨子，首先是带着一种非常理智的情感，我既没有去悲悯，也没有去厌恶，就像我写整本书的态度，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想去美化它，也不想去丑化它。
袁长庚：你觉得你这次回到寨子，有在外生活的经历以后，你觉得你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比如说什么东西是你以前就有的，现在又回来的，或者说你又发现了哪种新的状态？
扎十一惹：我以前非常内向，我几乎不跟除了家里人以外的人说话，我只跟我的小动物们说话，像小狗。但是这一次我回去以后，我变得爱说话了，我见到谁我都能聊两句。尤其是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或者说在思想活动达到现在的状态之前，我很讨厌和阿姨、姑妈这一辈的长辈相处。但是我现在再回去，我变得非常喜欢跟她们相处，我非常想知道她们的私人生活是怎样进行的，她们当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她们在想什么？她们想要什么？我就难以克制我的渴望，我就会变得很喜欢跟她们主动聊天了。不管我小时候对她们有什么样的误解，或者说我们之间有些什么样不可调和的矛盾，当话题开始的时候，她们都还是很包容的，她们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她们的感受。花腰彝语的语言比较简单，只有一些生产生活或者是高兴不高兴这样的表达，它没有更多的感受或者意义这类型的表达。但是即便是在如此受限的语言条件下，她们也还是很愿意跟我交流，所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变化。
袁长庚：如果有一天写作变成某种现实性的力量，它会对你的寨子产生影响。你有没有产生过一些憧憬？你觉得书写能给你背后的群体带来什么？
扎十一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年轻人，他得了淋巴癌，只有19岁。他家里非常贫困，他的医保覆盖不了其中进口药那部分的费用。当时他来找到我的父亲，他说：“爷爷，我还想活，你帮帮我。”当时我父亲带着村子里面的几个其他的老辈子的男性一起去附近的几个村寨里为他集资，后来就集到了一笔钱，把他带到了医院里进行治疗。但在治疗期间，他没有一直待在医院里，只要是不化疗的时候，他就回到田地。
当时我把阿生的故事分享在豆瓣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网友就纷纷联系我说要捐款，要给阿生捐款。但是我当时的反应不是说立刻答应，因为我必须要问阿生本人的意愿，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哪怕他不会说汉话，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我去问他，我说：“阿生，别人想要给你捐款，你愿意吗？”阿生说他不愿意。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能很好的回答您的问题，就是当我想要做些什么的时候，阿生愿不愿意呢？
袁长庚：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真正从泥潭里爬出来的扎十一惹，我特别想请扎十一惹摆脱文本、摆脱写作者这个身份和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你是怎么从那个困境里走出来？
扎十一惹：首先就是想尽办法多吃一点饭，这个一定要做到。其次就是让我们把生活回到生活本身吧。我可以发自内心地和大家讲，现在我的生活里一天当中最高兴的事情既不是什么成就，也不是纠结谁喜不喜欢我、爱不爱我……我现在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天黑了，天黑了意味着我要铺床，我可以睡觉了！然后睡觉之前，我对于第二天的期待是什么？我明天早餐要吃什么？这是我现在生活的重心，我的写作、我的婚恋，如何处理家人的关系等等都排在这后面。如果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让睡觉和吃饭回到睡觉和吃饭本身的话，或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普照：从写作伦理来讲，在书中写别人的事情可能会暴露他们不愿公开的一面，你是怎么平衡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扎十一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写非虚构作品，一开始确实没把握好和当事人之间的距离。所以我选择了最老实的方式——直接问当事人是否同意。他们都给予了肯定，想法也很单纯，说：“扎十一惹，你写这本书和我们的真实生活是两回事，你写出来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写这本书是好的、有意义的，那就写。”尤其是我的家人，我跟姐姐说：“我在书里说了你不少‘坏话’。”姐姐问：“那你这本书写出来，大家喜欢吗？”我说：“喜欢。”姐姐就说：“那就够了，只要大家喜欢，哪怕你把我写成大坏蛋也没关系。”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写这本书是在消费自己的亲人。所以写到某个合适的节点，我就会及时停止。因为我心里有自己的判断，清楚能写到哪里，后面的内容不该再写，也不必过度纠结。目前读者反馈说我写得比较克制，这其实也是我有意为之的。
袁长庚：你觉得自我转变的过程是你写作的诱因，还是说你在写作、在推开你所谓的童年那个房子的过程里连带着自己发生了变化？
扎十一惹：这个问题还挺难回答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现在让我想，为什么我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完成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因为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接纳了。我不光是接纳了寨子带给我的坏，也接纳了人们之间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不快、误解，或者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知道这里是贫穷的，是蛮荒的，甚至有些事情你听来是非常可笑的，但是我已经接纳了，甚至于我非常感动于在这样的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候，我的族人她们身上还是保留着很多的天真，她们这种天真非常地打动我。
总的来讲的话，只要你接纳了这一切，接纳自己的好，接纳自己的坏，允许一切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会再感觉到不舒服。生活就是生活本身，我们让它流动就可以了。
普照：你觉得在写和妈妈、姐姐的关系这一部分过程中跟你写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把曾经有的一些问题放下或解决？
扎十一惹：这本书写作的过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梳理自己的体验，所以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也思考了很多我跟姐姐、跟妈妈之间的关系。我和我妈妈的关系不算特别好，我妈妈是一个干农活很厉害，凡事都要争强，绝对不愿输给别人，尤其是不愿输给男人的女性。她还非常勇敢，不仅不怕黑，还不怕疼痛、贫穷，对痛苦的忍受度非常高，这是她带给我的正面力量。但与此同时，她不知道应该怎么跟我相处，所以她打我打得非常厉害。我在书里也有写到，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她的关系。其实我很爱她，但又放不下对她的怨恨，因为我觉得你虽然是第一次做妈妈，但你不是第一次做小孩啊，你怎么可以这样打小孩，这样养育你的小孩呢？我一度是非常想不通的。但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好像找到了一种平衡。我感觉我从母女关系中跳出来，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然后意识到，其实我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有解或无解的问题，而是它本身就已经存在在那里。我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解决它。所以当我用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妈妈时，她不再是我的妈妈这样一个身份，她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就是一个人，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特点，就像我刚才说的，人是立体的。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我的妈妈呢？然后我好像某一刻就想通了，觉得没那么恨妈妈了。如果我一直执着于其中，受苦的其实是我自己。并且妈妈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反复产生一些摩擦去伤害她。
此外，我觉得我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我的父母是愿意成长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见过太多的父母，他们的心智好像从某个阶段之后就再也没有成长过了，所以他们的家庭关系也变得非常紧张。但我的父母他们还是愿意做出改变，愿意去成长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相对来说最幸运的一点。
普照：你是怎么写成这本书的？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本书？
扎十一惹：首先要感谢编辑，是他先找到我，想约我写一本这类题材的书。他和我说：“写你自己，写你的生活，写你的所思所想，不要有任何的框架，不要想着把这本书写得多漂亮之类的，都随性吧。”我写这本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花腰彝族的语言系统。在我们村寨里，所有人都只说花腰语，这就意味着，要是想上学，必须先学会说汉话。而且这里的汉话不是普通话，是西南官话，也就是学方言。我们在大概五六岁时，会去几个村子中间的一所“不完全小学”。这所学校只有三个年级且只有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的唯一职责就是教我们说当地汉族使用的方言。
我们需要把汉话练到能基本流利交流之后才有资格去读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小学”。我们村子里很多族人，因为过不了汉话这一关，一直没能上学。我五岁就去学汉话了，当时同班同学里还有十三四岁的。这意味着，我和族人之间的想法交流，只能靠花腰彝语来进行表达。也就是说，我的族人其实没有真正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机会。但我走出来，从村子一路到了城市。虽然我只读到大专，但至少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既然有机会表达，就想把村子里的人和事写出来，尤其是女性的故事。我本身是女性，天然会站在女性的角度，想把她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另一个原因是，我时常感到孤单。我和我族人的共同经验，在我外面接触到的世界里，他们无法理解；而我在外面接触到的事件，我的族人也无法理解，我就处在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
有了书写的机会，我就想把这部分记忆留存下来。我怕有一天自己会忘记，但不想让这些记忆消失，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普照：现在回头看，你对这本书满意吗？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它和你想象中的形态是否一致？
扎十一惹：我最满意的地方是自己足够诚实。一开始我还想过要不要“修饰”一下，把自己的经历和人生写得更光鲜，但我无法对自己撒谎，这样做会让自己心里不安，那种不真实的感觉太难受了。所以我决定，哪怕傻一点、难看一点，没有那么多戏剧化情节，也要保持真实。我也想过，书出版后可能会引发各种讨论，但最终还是觉得，诚实才能让自己心里踏实、幸福。
不过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一是我的汉语书面表达能力还不够好，很多感受和记忆没能写进书里；二是客观原因，我在书里提到过自己在吃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物，这种药物有副作用，会让我的记忆变成零散的片段，不是连贯的，我很难把这些片段串联成完整的内容呈现出来，这是我目前觉得遗憾的地方。
普照：这本书是你的第一本纪实作品，也可以说是自传散文，但在这之前，你还出版过以中年女性为主角的悬疑小说。你觉得这两种文体的创作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可以互相汲取、互相影响的地方？
扎十一惹：首先，我创作的核心目的都是展现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的生活。我觉得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类型的作品，大家的关注点似乎更多集中在其他年龄段，很少有作品展现像我母亲（1963年生）这个年龄段的故事，尤其少见展现她这个年龄段中相对普通、容易被忽视的群体的故事。
我觉得写虚构小说时，自由度很高，能尽情创作，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现实中遇到的那些让我郁郁不得志的事，或是看到的、让我感到痛苦的真实事件，我都能在小说里为它们设计解决方式，找到答案。这样一来，不仅我写得畅快，读者读起来也会觉得愉悦，毕竟人总需要一个情绪出口。
但写非虚构就不一样了，不能再这样自由地展开想象、挥洒创意，必须实事求是。书中的很多细节，我后来都找相关人员做了大量求证。这部分工作对我来说其实挺累的，因为我本身是个很内向的人，可为了把事情弄清楚，不得不主动跟长辈们仔细询问。不过总的来说，经过这次非虚构创作的尝试，我还是很愿意继续写非虚构作品。我觉得非虚构带来的幸福感，和虚构小说完全不同，所以接下来我还有继续创作非虚构作品的打算。
普照：你觉得《大专课堂上老师教我们洗澡》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比你的其他豆瓣文章有更多的关注？你觉得是跟什么有关？是内容本身引发的，还是你用了什么技巧？还是说你也没想这么多，很多时候热点不是提前能想到的？
扎十一惹：其实我写这篇关于洗澡的文章时，一开始确实没想太多，就是跟朋友聊起洗澡的事情，我就想到我真正学会洗澡，是在大专的时候老师讲的这堂课，所以我就写了。文章内容大概是，老师告诉我们，洗澡不是简单冲一下水就可以。他告诉我们，得认认真真洗耳朵后面、腋窝，还有腿后面的膝盖窝，都要仔细清洗。他还告诉女生怎么认真清洗私处等等，讲得特别详细，包括怎么打肥皂泡都讲了。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些，因为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认真洗澡这件事。
写了这篇文章之后，第二天一打开，发现有很多评论，我被推送了。我当时心想，老师教洗澡是2019年的事，别人可能会觉得我在说谎，编一些无聊的事情来获取流量。结果我一点进去，发现很多人都在说谢谢我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其中主要的两个观点，一是因为我写出来了，他们才知道有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部分群体存在，他们会理解与自己不同的生活。因为说实话，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人对人的了解变得非常片面。人们能通过只言片语，或者通过你对某一件事情的表达就给你定性。我们通常忘了人生是一个整体，人是喜怒哀乐、美丑、内心的善恶或追求同时集于一身的。好像人通常很容易忘了这一点。
我写了这篇文章后，他们有一种突然理解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立体的感觉。这是一个观点。另一个观点是，他们很感谢我把它写出来。因为我写出来了以后，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抚慰，觉得生活中还是有一些可以去相信、可以去改变人的真善美的存在。那篇文章我没带什么标签，也没有刻意吸引人，但普通网友不断转发点赞，还给了我很多鼓励。大家甚至还私信问我：“你现在过得还好吗？你需要钱吗？”当然我没有要。就这样引起了反响，然后吸引到了你，这就是整个经过。
普照：在读者的反馈里，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之前可能问过类似问题，但或许有新的记忆可以分享。
扎十一惹：书出版后，最让我惊讶的是，很多女孩读了会哭。我在上海书展的时候，每个见到我的女孩都会默默掉眼泪。其实我也不清楚她们哭的真正原因，但在书展嘈杂的环境里，只要和读过书的女孩四目相对，哪怕什么都没说，我们就会一起掉眼泪，我也不知道这种共鸣是怎么产生的。后来我想了很久，觉得不管我是彝族、她是汉族，不管她生活在上海、我生活在村庄这样的区别也好，我们首先都是女性，生命体验是相通的。生活中的幸福、阵痛、纠结、迷茫，对每个女性来说都是相似的。这一点让我特别幸福，通过文字，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能在某一刻达到灵魂共鸣，这比男女感情更浪漫。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反馈是，很多人说我“坦诚”“诚实”，觉得我很棒。一开始我不太理解这个评价，觉得“坦诚”这个概念太抽象，但听多了类似的反馈，我慢慢有了自信。我会对自己说：“你是个诚实、坦荡的人，这很好、很了不起。”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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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扎十一惹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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