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汉口再见！”——抗日战争与上海工厂内迁 长篇非虚构作品《生死危城》新书分享会成功举办

2025年9月2日下午，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在钟书阁书店，一场关于历史、战争与民族命运的深度对话正在展开。著名作家、学者赵柏田携其最新长篇非虚构作品《生死危城》亮相，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评论家吴玫以及出版人曹元勇共同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危城”之旅。

《生死危城》以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后上海民族工业大规模西迁为背景，聚焦1937年7月至11月短短四个月间的“危城”上海，描摹战火纷飞下政府官员、实业家、工厂主、普通工人的人物群像，重现了一段沉于历史缝隙中的抗战记忆。

上海是中国工业的心脏地带，上海工业的火种能不能保存下来，能不能安全转移到内地，关乎全中国的工业体系能否在战争中延续下去。成百上千的普通工人，昼夜守在轰鸣的厂房里，将笨重的机器一件件拆下、装箱、吊运，冒着炮火顺着苏州河运出上海，沿着苏州河和长江进入内地，去往湖南、汉口、重庆、延安……一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了。

“最后一块拼图”：为现代中国补全工业叙事

分享伊始，曹元勇以一段深情的开场，将现场听众的思绪拉回到1937年的上海。他提到，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生死危城》的出版，恰如一次历史的回响。

作为“中国往事”系列的收官之作，赵柏田坦言，《生死危城》是他“写现代中国的最后一块拼图”。在他此前的作品如《赫德的情人》《买办的女儿》《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中，他已深入晚清至民国的社会肌理，探讨海关、金融、战争等多重维度，而《生死危城》则将目光投向了被长期忽视的工业维度。赵柏田说：“上海不仅仅是‘摩登’的消费空间，它更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

“魔都”之外的另一面：被遗忘的工业化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生死危城》的价值进行了深刻解读。他指出，长期以来，关于上海的叙述多集中于租界的“摩登”景观——咖啡馆、电影院、和平饭店，这些构成了“上海摩登”或“魔都”的浪漫想象。然而，这种叙述遮蔽了上海作为中国工业心脏的另一面。

罗岗进一步指出，《生死危城》的价值在于，它将工业化置于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中。他引用黄仁宇的观点：战争最终比拼的是国家的工业体系。国民党军队虽装备德式武器，但连一条毛毯都无法适应江南的潮湿气候，最终被士兵丢弃。这正说明，仅有装备引进远远不够，必须有完整的工业生态支撑。而1937年的工厂内迁，正是中国试图构建这一生态的关键一步。

文学与史学的交融：非虚构的“真切度”

评论家吴玫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了《生死危城》的叙事力量。她赞赏赵柏田将小说化的叙事技巧与学术严谨性完美结合。“他让历史有了温度，让数据有了面孔。”她指出，好的非虚构作品不仅要“可信”，更要“动人”。

她特别赞赏书中对场景与人物心理的刻画。例如，书中对虹桥机场事件的描写，不仅还原了现场的紧张氛围，更通过细节的堆叠让读者仿佛置身于1937年的那个夜晚，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与紧迫。“他没有用宏大的口号去煽情，而是用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动，去展现那个时代的悲壮与担当。”吴玫说。

她还指出，《生死危城》的叙事结构极具戏剧张力。从“魔盒打开了”到“希望”，四章的命名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命运的隐喻。而书中对“时间”的精确把控——以日为单位推进叙事——不仅增强了真实感，也营造出一种“倒计时”般的紧张氛围，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追问：战争何时爆发？工厂能否成功内迁？文明的火种能否保存？

文学翻译家徐振亚也来到了现场，他感慨道：“赵老师抓住了非常要害的问题。内迁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经济、工业的战略转移，它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徐振亚还分享了家人亲历战场的感受，让在场听众真切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坚韧。

《生死危城》提醒我们，现代化不仅是高楼大厦、消费主义，更是工业根基、科技实力与民族精神的综合体现。在1937年的那个夏天，上海的工厂主们用行动诠释了“实业救国”的担当；而在今天，我们更需铭记这份精神，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