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改革发展启出版新程
文化深耕铸时代丰碑
——专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
陈昕，1952年生，从事出版工作近50年。曾任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总裁、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还曾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等五所高等院校教授。主持、策划、编辑了30多套丛书，共计3000多种图书。著有《出版经济学研究》等16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近200篇。著作、论文及编辑的图书数十次获得国家一级的奖励。2007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业家。中央组织部专家库成员、首批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主编：从文献上看您很早就投身于中国出版改革的洪流，深度参与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全过程，并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昕：我们这代人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粉碎“四人帮”后，出版业彻底摆脱了“文革”十年中陷于“书荒”的困境，图书出版一再突破原有的纪录，出现了一个长达八年之久的高速增长阶段。但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明显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步伐，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均存在巨大的瓶颈，亟待破解。我是经济学编辑出身，进入出版行业不久便对业内的改革发展问题产生了兴趣，试图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分析。我的研究结论是，不重视出版的产业特征，不分析市场的需求，不改革现有的出版体制和运行机制，不调整出版产业政策，是很难真正解决出版业存在的各种问题的。
1986年2月，我在《上海出版》杂志上发表了《开展社会主义出版运行机制研究》，提出：“从根本上说，对出版运行机制的研究离不开对出版主体行为的研究，从而必须以既定的出版体制为前提，这就是说，应该对我国出版的不同体制作出划分和规定，分别对事业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型、企业型三种基本模式的出版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然后，利用这种分析的结果，对符合现实的理想出版模式的选择涉及的若干理论原则加以讨论，并研究如何使我们的现行模式向理想模式逼近。”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提出了出版运行机制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同年4月，我还在《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上海出版税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一文，主张通过调节税收，解决印刷业瓶颈，促进整个出版业的发展。1988年，针对严格的价格管制导致学术图书出版难的问题，我两次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专访，提出中国图书市场的性质已从卖方市场不可逆转地变为买方市场的判断，建议放开除中小学教科书以外的图书价格，以促进图书市场繁荣和出版业的发展。1988年、1989年我先后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申报课题，对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困难和出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最后形成了一个主报告和六个专题报告。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出版业：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潜力》；六个专题报告的题目分别是：《中国出版业：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中国图书价格管制：从严紧趋向宽松》《中国图书市场：短期竞争的展开与长期竞争的不足》《中国出版业：信息搜寻费用的转移与潜在图书市场的开发》《新华书店：中国出版业发展的瓶颈》《中国图书市场发展的背景及国际比较》。这些题目涵盖了当时中国出版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后来以《中国图书业经济分析》为名结集出版。1996年和1997年，我先后在业内报刊发表文章，主张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培育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出版组织，创新出版模式，并就组建大型出版集团，建立强有力的发行中盘，建设超级书店和连锁书店，发展现代物流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1999年我开始关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中国出版业未来发展的问题，2000年在《出版广角》上刊发了《中国出版业应积极迎接加入WTO后的挑战》一文，就加入WTO与中国出版业的关系作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进入新世纪后，我又就出版转企改制、出版增长方式转变、图书定价制度改革、数字出版发展等问题作过系统研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改革方案和政策建议。这些研究成果也曾先后出版。
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又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您组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并主政十六年之久，始终以“为出版业改革探路”为己任，开展了推动集团化、转企改制、数字化转型等一系列的改革实践，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改革初心”？
陈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之初，有一个巨大的悬题摆在世纪出版人面前——出版改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改革是为了激活体制机制，增强市场竞争力，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然而，在我们内心深处，更深层次的目的是“繁荣中华文化，提升民族的文化品质和精神高度，加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创造力，铸造中国人强健的精神魂魄”，而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或经济效益，这一初心贯穿于集团改革的全过程。
基于这样的改革初心，集团确立了一个高远的使命和愿景，那就是“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这体现了世纪出版人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及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努力推动先进文化发展的顽强意志和责任担当。这个使命始终如一轮红日高悬心头，指引我们制订一次又一次的出版规划，作长远的战略布局。我们很清楚，出版改革摒弃了许多陈旧的约束，造就了一个自主、自为的出版业，此时恰恰更需要内心的坚定，渴望尊严和呼唤崇高。后来我们在制订集团长期产业发展规划时，又将使命和愿景具体化为一个目标：将世纪出版集团建成跨地区、跨国界，以内容生产、提供和服务为主体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出版集团。
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如何开展出版内容创新和建设，以实现使命和愿景的？请您具体谈一谈。
陈昕：出版产业从本质上说是内容产业，出版业是通过出售依附在各类载体上的内容来占领市场获得收益的。因此抓好内容创新和建设就成了出版产业发展的第一要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做法是抓规划、抓选题和项目、抓质量。
抓内容建设首先是抓规划。出版工作与新闻工作的不同在于，新闻在某种意义上是短线的，而出版则更多是长线性质的，有的图书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做好长期出版规划就变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就一家出版社而言，从较长一段时间看，它所承担的是向读者提供某一方面或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知识体系的任务，而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而言，可能就有一个向全社会全民族提供较为全面和完整的知识体系的任务，所以，长期规划还有个结构和布局的问题。集团成立后，我在任内先后抓了四个“五年出版规划”和一个“十年长远出版规划”的建设，规划出大众出版、工具书出版、古籍出版、基础教育出版、高等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六条产品线，设计了数千个重点选题，完成了基本学科的结构布局。
其次是抓选题和项目。这是因为规划并不是几条空洞的原则和简单的战略描述，它还得落实到具体的选题和项目上。好的出版人都紧紧抓住重大选题和项目不放，近现代出版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尤其注重以下三个抓手：一是抓《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十万个为什么》等十多个重大文化工程的修订编纂。《辞海》第六版完成后，我们立即组织分科主编用一年多的时间解剖文本，形成近80份检查报告，为第七版修订做好准备工作。《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启动前先做了五年准备工作，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补编本。《英汉大词典》（第3版）和《十万个为什么》的修订也都做了五年之久的准备工作。二是以集团为策划、统筹平台，组织集团所属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些规模较大的丛书、套书，对出版资源和品牌进行一些规划和整合。例如，在大型思想学术文化丛书规划方面，我们整合集团所属出版社的选题资源，出版了“世纪人文系列丛书”，旨在把出版工作和知识生产的几个关键因素——人文教育、学术研究以及人类思想的传承和普及勾连起来，从而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景观和精神资源，为21世纪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中国人提供一个完整的人文科学的知识谱系。这套完全由出版人主持的重大文化工程包括“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和“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从2005年1月至2015年1月，一共出版了600种图书，获得了学术界和方方面面的肯定。三是抓好国家下达的重要项目。基于上海出版业的特殊地位和雄厚的编辑实力，国家经常会下达一些重要的出版项目交由上海来承担。集团紧紧抓住这些项目不放，组织力量，精益求精，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此外，我们每年都要下到集团所属20多家出版单位一到两次，对年度选题计划和重大项目的完成情况逐一“过堂”，抓住不放。长年抓选题和项目的结果当然是硕果累累，那些年我们在赢得国家重大奖项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列入全国重大出版规划的项目数量也长期居于全国首位。
最后是抓出版物的质量。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搞好出版工作必须坚持质量第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后，我们一直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作为出版管理的重中之重，在出版物选题质量、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装帧质量、印制质量等各个管理环节，通过建章立制、强化落实、优化考核、奖惩并举等措施，建立了较为健全的质量保障体系。具体来说，抓了这样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规划先行，项目过硬，从源头确保出版物的高水平高质量。二是建章立制，严格流程管控，从体制机制上确保出版物的高质量，除了十多项规章制度外，大型项目还都单独制订《编辑方案》和《编辑手册》，对内容结构、编辑流程和质量管理作出明确规定。三是强化职业基本功的培训，从队伍建设上打牢出版物质量管理的基础。
主编：在资本力量深度介入、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出版业面临着盈利导向的市场压力与技术迭代的业态冲击，为何内容依然是出版产业不可动摇的根本？从您多年的实践与思考来看，内容作为根本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陈昕：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出版有三个维度：内容、技术和资本，哪一个都不能轻视。前面已经从内容的维度谈了一些看法。这里先从技术和资本的维度谈点看法，然后再来回答为什么内容依然是出版产业的根本。
技术是手段。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都依赖于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出版产业也不例外。今天随着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的广泛运用，出版的内容文本全部数字化了，出版社内容管理已经建立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各项业务开始全面进入互联网领域，还涌现出许多新的数字出版方式和业态。特别是围绕着人们学习和阅读方式的改变，出版人根据不同的出版类型和需求，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在大众、教育、专业三大出版领域建立起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及盈利模式。可以说，这是自五百年前古登堡时代现代印刷术诞生以来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技术革命。出版人应该积极地拥抱和参与到这一技术革命中去。
资本是重要的推动力。今天全球出版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资本的力量和作用，中国也不例外。资本力量介入出版业后，一方面加剧了资本意志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巨大冲突，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两者之间的融合。我们看到的是，随着资本的介入和企业上市并购的开展，出版产业集中度大大提升，集约经营的格局开始形成，新的业务形态、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空间和规模迅速扩大。特别是资本的力量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广泛运用。看看最近十多年视频、音频、微信、电游、大数据等新的业态的背后，哪个没有资本的推手，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乃至DeepSeek等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的崛起，哪个不是借助于资本市场的力量。
然而，在内容、技术和资本三者之间，内容是根本。内容是技术和资本得以发挥助力的核心和基础，内容的广度、深度与系统性决定了技术和资本可发挥的空间，也决定了出版产业的可持续性。我一直很欣赏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一句话，作为一个技术狂人，乔布斯却说，他宁愿用他所有的技术去换取与苏格拉底独处一个下午。可见，在他心里，与内容相比，技术是第二位的。资本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出版业如果脱离内容建设片面地追逐利润和规模，便会沦为大众娱乐业的附庸，在国际出版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要不要资本，而在于怎样对待资本，是做资本的附庸和奴隶呢，还是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以达到出版更多好书的目的。可见，资本与内容相比，也是第二位的，不能离开内容建设来谈论资本作用。
内容作为出版业的核心和根本，是由出版“传承文明、启蒙大众”的本质和使命决定的。我一直说：“出版是人类冲出黑暗和蒙昧的火把，出版人是一批高擎火把的人。”而内容正是火把的燃料——没有燃料，火把终将熄灭。
主编：请您再谈一谈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对于出版业发展的意义。
陈昕：出版产业作为创意产业，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人。没有一批充满理想又脚踏实地、热爱出版又耕耘奉献、高瞻远瞩又善于谋划的出版家，没有一支懂出版、知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出版人队伍，出版产业的转型、创新和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对出版工作生疏的领导同志从外系统调入出版行业担任各地出版集团的主要领导。他们中有的同志眼里很少看到出版人才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里也没有出版人才的概念，他们往往认为只要有健全的利益导向机制，不怕没有人来从事出版工作，并指望靠强大的利益刺激来牵引出一个巨大的出版产业，这不能不令人担忧。
出版人才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人才，他们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有编辑是“杂家”一说），还要有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深厚的学术基础，同时还得具备精湛的文字水平。在出版社面向市场后，出版人才还必须对市场有较高的敏感度，善于捕捉读者的新需求。出版人才的能力首先表现为对选题和书稿的选择、挖掘、编辑、修改上，其养成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年累月的实践才行。因此，作为稀缺资源的优秀出版人才是一家出版企业最重要的财富，需要认真地发现、训练、提升和培养。我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任上，只要发现有资质有潜力的优秀出版人才，都会悉心加以培养，不仅送其去著名高校进一步深造某一方面的知识，还会把他们放到重要的出版岗位加以锤炼，有时还会鼓励他们独立创建新的品牌出版公司，并尽可能提供最好的运行平台。因为一家出版企业特别是大型出版集团的成长极限，并非囿于资本和技术，而是受限于其出版队伍的文化素质、业务水准和经营能力。如果能以开阔的胸怀和战略的眼光，培养、吸引、拥有一批最优秀的、有文化追求和理想的出版才俊，在出版业内部形成相互激励、相互竞争、相互启发的氛围，我们的出版业自然会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迎来出版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主编：20世纪80年代，您策划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成为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转轨的标志；后来又先后策划了几十套丛书，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学术思想的进步。在您的眼中，出版人在“推动一个时代的思想进步”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陈昕：出版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座几重的思想桥梁，起着连接本土和世界、衔接传统与现代、沟通学术与大众的作用，我更着力的是在搭建这座桥梁时起到引领学界和社会的作用。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启航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给予经济学的解释和回答。由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策划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着力在引进、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套丛书在翻译出版现代经济学各种理论的同时，鼓励和推动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分析，举凡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价格机制、收入分配、资金流动、国际收支、汇率机制、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企业改革、财政体制、对外贸易、农村改革、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等，在这套丛书中都有分量颇重的专著予以研究和分析，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此问题的著作，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连续多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度有“三联学派”的美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套丛书延续迄今，已出版了近300种，今天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樊纲、郭树清、张维迎、蔡昉、李扬、刘世锦、江小涓、史正富、洪银兴、张军、袁志刚、陈宗胜等几十人，他们的代表作都是这套丛书推出的。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又把重点放在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最近十多年，这套丛书中的不少著作都被国际上著名的出版公司译成英文出版。
主编：内容形态日益多元、传播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编辑已从单一的“内容加工者”成长为“文化价值的发现者、整合者与传播者”。您认为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编辑？
陈昕：我从事出版工作近50年了，一直没有脱离编辑工作的一线，即便是做了集团的总裁，每年也还是要编辑审读十多部书稿。我这一辈子策划、组织、编辑的书稿有数千种之多。在我的经验和认识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技术如何进步、管理如何调整，编辑工作的专业素养和能力不能丢。我在《总编辑叙谈》一书中对编辑的素养和能力作了概括和叙说，这里简述如下。
其一，发现好的选题和书稿。当编辑讲到底，就是追求一份厚实的书单，看看你组稿编辑的图书有哪些较长时间地立在书店或读者的书架上，有哪些有较高的引用率，这是衡量你工作好坏的重要尺度。一个编辑，一辈子，如果有一两本能够潜入历史，成为经典，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其二，纠错与提升。这讲的是案头功夫。案头功夫首先是纠错。很少有学者的书稿经得起查，千万不要相信那种“大学者的书稿可以一字不改”的说法，问题在于你是否有能力发现差错。纠错能力只有通过训练和实践才能养成。提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编辑工作把一部有价值的书稿变成符合读者需求的作品，好看好读；二是对涉及书稿的学术问题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提升能力的养成非一日之功，需要靠阅读、审稿、研究的日积月累。其三，写好审稿意见。包括：介绍这本书的组稿和成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编辑所做的工作；对书稿作出总体评价，有何创新，有何价值，在所在领域或所属学科中的位置和意义，有哪些值得进一步讨论和改进的地方；对书稿作了哪些重要的处理，在处理的过程中是如何与作者沟通和交流的，书稿水准提高的情况，等等。其四，政治把关与学术自由。这是经常碰到又较难把握的问题，却是编辑必须过的一关。一方面政治把关很多时候是从大局出发作出的选择，要求编辑要有大局意识，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将学术问题随意上升到政治问题的层面，对不同的学术观点要兼容并包。其五，兼具专家与杂家的特质。作为专家，编辑既要熟悉出版工作的专业知识，成为行家里手，还应该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学者，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作为杂家，编辑应拥有广博的知识。罗竹风说：“所谓杂家，就是对各个领域的各种学问，都要懂一点，略知一二还不够，最好是略知二三。”其六，阅读和笔记。编辑的成熟和底蕴有赖于持续地阅读，还要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其七，参加学术会议和定期查阅学术期刊，把握学术发展的趋势，发掘重要的选题。其八，与学者交朋友，为读者服务。要珍惜与学者交流的机会，借学者的外脑充实自己。与“掉书袋”的学者交流了解学术进展，与现实感强的学者交往洞察社会问题。其九，记下每一条编辑体会。编辑在出版工作中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体会和感悟，要及时把它记下来，并尝试将其上升到工作规律的层面。我在编辑生涯中记下的“出版箴言”有近30条之多，选题策划原则也有一二十条。其十，对技术进步要有敏感度和激情。
主编：您多次强调，评论是编辑最重要的职业本领。好的书评是阅读的延伸，更承担着引导价值观念、成就经典著作的责任，您认为编辑如何才能写就一篇高质量的书评？
陈昕：做编辑有三种文字生活：一是读，编辑以读稿为业（读书是另一种形式的读稿）；二是评，有了评头品足的意愿与志趣，稿子（书品）才能分出高低短长来，作者汲取编辑的评审意见，可望攀上更高的学理与文字的巅峰；三是写，基本功就是写评论，审稿意见本质上是一篇书评。在这三种文字生活中，评论是最重要的职业本领，贯穿于阅读与书写之中，反映了编辑的水平，促进了书稿的成熟，更有甚者能够促成传世之作的诞生。周振甫之于《管锥编》所做的“评”便是一例，难怪钱锺书在序言中说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
我在编辑工作中养成了较为“刻板”的工作习惯，就是认真撰写审稿意见，有的审稿意见多达五六千字。图书出版后，我会将审读意见改写成书评在报刊上发表，起到推广宣传的作用，屈指一算，这些文章竟有百余篇之多，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载，后来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书评选。
几十年的编辑工作，我也悟出一些撰写书评的路数。一是要跳出感受，直抵评论。如果书评文章只是表达对作品的思想共鸣和情感认同，没有针砭内容，那就成了读后感。二是把握好思想和文采的关系。书评不宜过于追求文辞和隐喻，牺牲评论的犀利和直白。我个人的志趣是先对作品内容作简要精到的归纳、条理清晰的辨析，随后针对主体架构和核心论点展开审慎客观的评价，以凸显其学术价值或思想意义。三是处理好“聚焦”与“升华”的关系。好的书评不应该满足于对图书内容的介绍和评价，还要立足于所评论的图书，联系与之相关的领域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继而超越原作，打造出学术创新的文本来。
主编：数字化时代，传统出版社纷纷面临转型发展的挑战，请谈一谈传统出版社为什么必须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陈昕：今天我们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时代，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正在极大地改变着出版业的未来预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盼着我们去拥抱它。
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大众出版领域，体制外的出版人在音频、视频领域，围绕着内容作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将众多的潜在读书人口变为读者，开拓了一片新的市场。在专业出版领域，发达国家出版业利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专家系统和知识库的建设方面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个性化需求，形成了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在教育出版领域，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已深深介入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着教育的形态和内容。此外，在图书市场方面，电商销售正快速发展，新的赛道不断涌现，逐渐取代实体书店；电子书的销售也在不断增长，在线阅读方兴未艾，等等。
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本质在于知识信息的处理，而人工智能技术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人工神经网络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使得依托于“专家系统”和知识库、算力和算法，计算机也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来产生并获得知识。这意味着知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人，也可以是机器。这为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展现了新的空间，当然也是全新的挑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数字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需要转型升级，实现数字化融合发展，根本原因在于“边际成本”问题。传统出版社其生产纸质图书的平均成本随着销售数量的增加而逐渐下降，但边际成本始终是一个大于零的固定值；但是对于数字出版企业而言，其边际成本则趋近于零。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就生产成本而言，传统出版会被数字出版所替代。当然这种替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一个相当长的纸质与电子、印刷与数字共生的过渡时期。我在《美国数字出版考察报告》和《数字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的转型发展》两本书中对这个问题有详尽的研究和分析。
现阶段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应“从图书市场转到阅读市场”。传统出版社过去鲜有阅读市场的理念，而只有把图书市场的边界扩展到阅读市场时，才有可能真正开启数字融合。当传统出版社将单纯的图书出版与销售转向阅读的全体系服务，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新技术、新平台、新商业模式，都将从挑战变成机遇。传统出版社的角色也将发生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内容生产者转变为内容生产的组织者和版权的拥有者。通过深入挖掘出版业的核心资源，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重构出版产业链，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传统业务流程，创新出版内容的呈现方式，致力于内容创新和内容提供，从而真正实现传统出版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当打造出品牌性、成体系的知识内容，建成知识库和“专家系统”，传统出版社不仅可以依托版权经营进行产业布局，还可以围绕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延伸产业价值链，为市场提供全方位的阅读服务。
出版人是文化和科学精神的传播者，是正义和良知的维护者，让我们高擎火把，紧随时代，追求进步，为全民族和全世界提供知识、思想和力量！（访谈设计：龙杰 余大品；执笔：吴婷）
(本文原载于：中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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