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经学研究》第九辑：议礼与制度

前言

“礼乐”是古代中国文明的根本底色。秦汉以后，几乎每个朝代，立朝之初即制礼作乐，修编前朝史乘，皆重礼乐之志。后世通观前史，往往以礼、事为要，如杜佑作《通典》，详述礼典，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长于政事。总之，理解中国文明，舍礼乐则不能入其门。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礼学研究有多种方式。大要言之，两种方式最为典型。其一，从经学角度理解礼经。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师，多言六经分教，侧重不同。《礼》是五经之一，因此研究《周礼》《仪礼》，须置于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共同构成的经学体系中。在这一思路中，礼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三礼及其注疏。至于汉代以后礼学思想的重新阐释，礼仪制度的传承演变，不过是礼经在不同时代的运用。就此而言，礼学研究是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其二，从史学角度理解礼经，即把礼经、礼学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理解，礼经成为历史化的“周礼”。《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固是“周礼”，《仪礼》出自周公，亦是“周礼”，《礼记》则是孔子及其后学对“周礼”的阐释。当“三礼”变成“周礼”，独立而言，研究三礼之书，即是研究周代典宪；贯通而言，研究周代典宪，可以上承尧、舜、夏、殷之礼，下接汉、晋、唐、宋之礼，三礼成为礼制迁变的一个环节。在这样的研究中，礼学成为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礼学研究中，坚持第一种者少，从事第二种者多。

汉代以降的历史中，礼学一直是经学中的重要部分。礼学根本性地塑造了政教，成为政教的重要价值源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朝代都希望原封不动地恢复历史上的周礼，而是希望通过实行正确的礼来塑造当代。在这一意义上，“议”礼与“制”度，成为礼学进入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方式。对礼经的理解，无论《周礼》还是《仪礼》，主要都是具体的官制与仪节。即便经礼、曲礼都出于古圣之心，但礼制本须因时而变，况且五帝三王制法本就不同。因此，礼学的致用，是永恒的礼学精神落实于不同时代具体的制度仪轨的过程。从历史而观，并非照搬礼经中的官制与仪节便可实现天下太平，而是要从这些官制与仪节中，发掘政治的精神、道德的本质、人伦的规范等，以施于当代实际。从礼经到现实中的制度与仪轨的转化，其实现方式便是“议”礼与“制”度。

汉代以后，诸多王朝立朝之初即制作一代大典，这种制作，多本于礼经，根据实际，制定符合时代的制度。不经议礼与制度，则事不可行。《晋书·礼志》载，荀顗制《晋礼》，其中涉及丧服部分竟然直书原文，虞挚批评道：“顗直书古经文而已，尽除子夏传及先儒注说，其事不可得行。”盖不经议礼，徒有经文，不能行于当世。魏晋六朝，天下分裂不安，中原每有陆沉之忧，然尊经崇礼之风不坠，尤其是《丧服》研究，以服制定亲疏，经师通过议《丧服》以决疑狱、定人伦，政治社会得以维持基本的道德。自魏晋至明清，朝廷议论郊祀，据群经以定制度，经学的纷争——如天有六天还是一天，五帝是天神还是人鬼，南郊圜丘是合而为一还是分而为二，天地是合祭还是分祭——贯穿了汉晋以后的历史，也塑造了汉晋以后的郊祀礼。可以说，“议”礼与“制”度，乃是三礼之书变成朝廷典礼的中间环节。

正因如此，无论中国礼学史还是礼制史，自秦汉之后，礼制沿革，不只是表面上的制度沿革，更是一代代经学家将礼学精神贯通政治社会生活的过程。在当今的礼学、礼制研究中，必须重视古人的议礼与制度，正是通过议礼与制度，礼经才不是记载历史的死文献，而是塑造时代的活思想。对议礼与制度的研究，充分展现了经学精神如何超越时空，进入一代代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从而长久地塑造了中国文明。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