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编按】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生态文学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一股奔涌的支流。作家们以笔为桥，深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幽微与壮阔，而老藤便是其中风格鲜明的践行者。他深植东北沃土，将白山黑水的文学传统与儒家文化的深邃哲思融为一体，其新作中短篇小说集《西施乳》，更以构建“文学动物园”的独特视角，为读者铺展了一条审视自然与文明、叩问生命本质的精神通途。
《西施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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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老藤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5月
老藤，本名滕贞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作家。二十世纪80年代起，他便笔耕不辍，多部作品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好书”等重要奖项，而生态主题始终是其创作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期，山东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老藤中短篇小说集《西施乳》，收录《远东第一犬》《熬鹰》《黑画眉》《猎猞》等九个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作品，勾勒出山林乡野间人与动物错综复杂的情感联结。
老藤以沉稳厚重的笔触，探讨野生动物保护背后的深层人文命题——这不仅关乎生态平衡，更是人类对自我心灵的叩问与救赎。书中贯穿着儒家精神的伦理观照和古典文学的审美意蕴，在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揭示生命敬畏与人性光辉。
老藤
谈及《西施乳》的选题缘起，责编贺小凡道出了深层的文学考量：好的文学题材不该局限于“热门”或“流量”，而应关注那些能触及人类共通情感的命题。“人与动物的互动中，折射着人性的多面性，既有温情的羁绊、利益的博弈，也有对生命平等的叩问。人与动物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生命的关系的缩影。”贺小凡强调，当文字去记录那些发生在不同生命之间的故事，其实是在探讨“如何对待生命”这个永恒的主题。“我们被这本书的人文关怀和文学张力所打动——它让我们看到，在喧嚣的时代里，那些发生在不同物种之间的温柔联结，依然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如何对待生命？庄子有个著名的观点：等生死，齐万物。老藤对此深以为然。他说，每当他俯身贴近一草一木、一虫一鸟，总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当他的思想情感全然融入笔下的生灵，便真切体悟到古人所言“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的奥义。因此，老藤写万物，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在写人，写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写人与生命的相处之道。
《西施乳》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既体现在东北荒野的地域特色上，也离不开老藤对动物叙事的创新处理。老藤的文字确实像东北的冻土一样，厚重里藏着细密的肌理，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东北荒野独有的魅力与生命力。在动物叙事上的创新，也让老藤的作品在生态题材中脱颖而出。以往动物叙事易走极端：要么过度拟人化，动物成为了人类道德观念的传声筒；要么单纯从人类视角出发，动物仅作为被观察、利用或拯救的对象。而老藤尝试站在动物的角度去理解它们的行为逻辑、情感世界，这种“人对自然的共情式观察”正是老藤作品的魅力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将《西施乳》定为书名绝非偶然。这篇同名小说本身便是老藤动物叙事与人性思辨的巅峰之作，堪称其创作生涯的标志性篇章。“西施乳”承载的双重隐喻极具深意：既指河豚最鲜美的部位，又暗合“危险与诱惑并存”的生存悖论，精准击中了全书“生命敬畏与人性光辉”的精神内核。
贺小凡认为，当下社会对动物保护、生态平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西施乳》这样的作品不仅能让读者感受到不同生命之间的情感温度，更能引发大家对“尊重生命”“和谐共生”的深层思考，这正是文学作品应有的社会价值。在喧嚣的时代里，这些发生在东北荒野的故事，让我们重新看见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温柔联结，听见自然与人性的深层回响。
日前，百道网专访了老藤，围绕其生态观、创作理念、文化根基及文学担当展开深度对话，全方位呈现这位“万物之歌者”的生态文学世界。
百道网：不管是《战国红》《刀兵过》，还是《草木志》，在小说主线叙事之余，您的视线始终未离开过动植物，一直关注自然与人的关系。您的生态观是怎样的？为什么会持续关注书写这一主题？
老藤：在文学上我给自己有个定位，要做“万物之歌者”。我对庄子“等生死，齐万物”的观点颇为认同。读《诗经》，我对写到的135种植物最感兴趣，又找来《诗经植物图鉴》一种种核对，觉得每一种植物都很有意思，值得研究，《诗经》中的不少植物被我写进了小说。由此我理解了孔子为什么教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且不论其他知识，仅就植物而言，《诗经》就提供了太多的话题。
由植物到动物再到昆虫，我如同走进奥妙无穷的动植物乐园，仿佛书房的四周各开了一扇窗子，无论往哪个方向看都能看到风景。由动植物再联系到人，这种精神关联足以赋能文学，于是我创作了许多生态题材的小说，比较集中的是《草木志》《昆虫志》《西施乳》《自愈者》等作品。
我之所以关注生态文学，是觉得城市化进程加快后，置身于钢筋水泥的人们已经疏远真正的森林，对大自然的情感不再亲切。我到学校与小学生交流，发现城市中有的孩子对大自然中司空见惯的动植物知之甚少，分不清蚂蚱和蝈蝈，连蜣螂和螳螂没见过，把麦苗当韭菜，甚至有的没有见过活猪。人类的第一课是大自然给上的，缺了这一课人在生态理念、生态链条上会有感性缺欠。文学虽然功能有限，但至少可以帮助读者补上这一课，给他们更多的形象和感性认识，这也算作家为生态文明建设做的一点贡献。
百道网：《西施乳》小说集汇集了九部中短篇小说，它们共同的核心文学主张是什么？
老藤：《西施乳》这部小说集本来名字叫《老藤的动物世界》，后来因为考虑稍欠文学性，便用九部作品中的一篇《西施乳》来命名。这九部小说都是写动物的，表达了我同一个想法：人类要善待动物。
比如《扎汉宫》里的白狐，扎汉宫是浑善达克沙地里一个小小的湖泊，因为有一窝白狐生活在湖畔，控制了沙鼠的泛滥，让湖水没有渗漏流失。而当白狐遭到猎杀，沙鼠便数量暴增，在湖边打洞，最后导致了扎汉宫的干涸。总体上看，人和动物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很难想象当地球上其他动物灭绝，人类还能生存下去。这不是危言耸听，今天，地球上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每个小时就有3种，依此速度发展下去，后果相当严重。
百道网：在您的笔下，狗、白狐、驴、貔子等既不是萌宠，也不是怪物，而是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您创作时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如何精准把握生态真实性，从而避免了神化和拟人化的失真？
老藤：创作这些动物题材的作品是有难度的，主要是直接观察和发现不够。有些感悟是间接的，比如《远东第一犬》中的驯犬员和那条叫狼远的警犬，实际上源自真实的故事。姓郭的驯犬员是中俄混血人，我曾和他在辖区内跑了半个月，警犬的故事就是他讲给我听的。在讲到那条警犬时，他眼含泪花，嘴里不停重复警犬的名字。驯犬员与狗的沟通是真正的神交，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声口令足够。我和老郭到林场家访，再厉害的狗，只要他伸手招呼几下就变得温顺起来。
还有，有人觉得《黑画眉》中的驴过于神奇，而我则觉得写得远远不够。小说发表后我在央视看到一个纪录片，西南边陲因为交通不便，当地看山人就由驴子自己往守护站运送给养。驴子相当聪明，只要人领着走过一趟，第二趟便可独自往返，而且不会迷路。节目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令我惊讶。一次，牵驴的人在前面走，在一处陡峭的山坡前，驮着给养的驴子忽然止步不前，怎么拉也不动。牵驴的人很奇怪，正站在那里心里嘀咕时，突然前面出现了山体滑坡，许多山石轰隆隆滚落下来——是那头驴子救了牵驴人一命。
我觉得要想真实地表现动物，一定要投入情感，有无情感或情感深浅，所感受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情感是感受对象的显像剂，没有情感的记录是科学研究，而非文学上的审美观照。
百道网：您的笔触沉稳厚重，写山林野趣与动物习性时却又充满细节张力。这种风格是否来自您对东北山林的长期观察？
老藤：我的创作确实得益于观察，对东北山林、东北河流、湿地沼泽等等的观察。观察本身是发现的过程，通过观察会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秘密。比如人们都熟悉的牵牛花，我通过观察发现其有一个特性，就是永远不歌颂过午的太阳。牵牛花在清晨就开始绽放，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十二点一过它就开始收紧喇叭；下午三四点太阳还高高挂在西天，它就把喇叭缩成一根花棍，悄悄隐藏了起来。牵牛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植物学家要研究的事情，从文学的视角看，它让我联想到了某些人的见风使舵、忠诚的可疑和自保的懦弱，上午对太阳歌颂最卖力的牵牛花，当太阳西落时却是第一个抽身者和闭嘴者，与忠贞不二的葵花形成了鲜明对照。
百道网：您称自己是孔子的粉丝，儒家文化是如何融入您的创作思考中的？
老藤：必须承认，儒家文化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我在《儒学笔记》《孔子另说》中对孔孟之道谈了许多这方面的体会。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当我读《哀公问政》，读到“仁者，人也”；读孟子读到“仁者爱人”时，我便知晓了该如何在文学中体现儒家文化。文学是人学，儒家则强调以人为本，两者在理念上并无分歧。儒家文化主张弘扬仁义礼智信，抨击不忠不孝不廉不义不耻，这些主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了我的创作中。
与所有的学说一样，儒家文化也存在某些瑕疵，需要不断完善。我觉得儒家学说之所以后来变得僵化，与董仲舒和朱熹这些人不无关系，这些大儒把儒家学说高高挂起，成了谁也碰不得的圣训。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成了科举的标准答案，这是好心办了错事，客观上禁锢了儒学的发展。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和碰撞，古老的《易经》早就把相互激荡这个要义告诉了我们。
百道网：您的故事中充满了人和动物双向塑造，这是否是您的生态观，既非人类中心主义，也非绝对生态平等，而是某种动态平衡？
老藤：“双向塑造”这个词可谓一语道破谜底。万物生来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觉得在远古时期人与动物是相互成就，不是纯粹的敌对关系，仿生是人类进化的重要途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当人不再依靠从动物的肉和皮毛上攫取温饱的时候，人与动物完全可以实现和谐共生。
万物皆有灵，天地不可欺，以道观物，物无贵贱。人类不能以主宰者的姿态来对待动物和植物，万物相依才是和谐应有的样子。
所谓“人是万物之灵”这个说法是人类自封的：人类嗅觉不如狗，视觉不如猫，奔跑不如鹿，负重不如蚂蚁，免疫不如老鼠，对爱情的忠贞不如大雁，灵就灵在所谓的科学上。但即使在科学上，动物也不一定输给人类：蜻蜓可以倒飞，蟑螂、苍蝇把自己脑袋揪下来还能活很久，一条小小的美洲电鳗能靠自身发出800伏特的电流，诸如此类，人类能做到吗？人类不要妄自尊大。有科学家预判，地球上如果不幸发生核战争，能活下来的生物只有蟑螂，人类是不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蟑螂防辐射的本领呢？
百道网：儒家讲“仁”，但现实中的生态危机却愈演愈烈。在《西施乳》里，您既写自然的残酷，也写人的忏悔。您认为文学能在现代生态危机化解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老藤：现代生态危机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亚马逊雨林的面积正在缩小，世界上许多河流正在被污染或截留，等等，这些都是现实问题。针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文学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当下，生态文学在主流文坛登堂入室，就说明了一种新的生态理念正在兴起。文学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至少有三大作用，一是播撒生态文明的种子，二是吹响生态红线的哨子，三是救赎被时代巨轮碾压的弱小生命。
我一向看重文学播撒种子的作用，因为我本身就深有感触。我在上小学时，读到了一本儿童文学作品《小狒狒历险记》，从这部作品中第一次知道了狒狒，还有大草原的神奇。这本小册子就是我心田里一粒生态文学的种子，让我写起动植物来乐此不疲。
百道网：您认为生态文学对于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有何作用？生态文学作家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老藤：一般来说，文学是伴随着问题的出现而兴起的，比如乡村出现了根脉断失问题，兴起了乡土文学；城市出现了人与人疏离内卷的城市病，兴起了城市文学；而全球性生态遭到了破坏，则催生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从一出生就奔着问题去的，我认为它至少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先导。
我个人认为生态文学作家在创作中离不开三个向度：
一是多样化向度。多样化向度的关键是平等，也就是庄子提倡的“齐万物、等生死”，这是生态文学应该有的思想维度。
二是亲临性向度。在AI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路径得以拓宽，AI复原的场景也不乏真实。亲临性向度的关键是体验，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别人尝过的描述不一定适合你，因为人的口味是有差异的。
三是关联性向度。关联性向度的关键是情感问题，生命与生命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丝线，这就是情感。而情感是需要培养的，作家作为“万物之歌者”，首要是培养起对歌咏对象的情感。汪曾祺先生认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这话颇有深意。的确，一旦没有了情感，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还能打动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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