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新近出版的戏剧家、小说家任君先生创作的《狼兵出击》再现了明代广西庆远府东兰州土司所领导的狼兵爱国抗倭的史实。作品的历史深度和宏大的叙事使其具有了史诗的特质。它是一部历史小说，“它更像一部电视小说”。作品既具备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计、环境描写烘托，又具有戏剧文学尖锐的矛盾冲突、丰富的人物对白、情节化的动作描写以及场景气氛的描写等要素，横跨两界，毫无违和感，收到了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读罢，我认为该作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艺术特色。
一、学者的严谨态度，艺术家的独特手笔
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并不讨巧，尤其涉及明代实施的土司制度。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可参照利用的资料并不多。倘若叙述不严谨，作品就容易成了浅薄媚俗的“戏说”；设若没有艺术特色，作品就不耐看，从而失去读者。然而，《狼兵出击》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对矛盾。作品在宏大的、基于历史真实的故事场景中，拓展了历史人物的驰骋空间。情节大体基于真实的历史，而丰富的细节描写又展示了作者过人的艺术功底。作品中的主人公——四代韦氏土司谨遵土司制度并恪守王臣职责，献身维护国家主权、保境安民的抗倭斗争的事迹，不仅得到全面的描述，而且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场斗争中，既有东兰州四代土司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韦应龙为首的狼兵的英勇战斗，又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的倾囊相授，以及抗倭名将俞大猷、瓦氏夫人、张经、邓廷瓒等人的光辉业绩。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在一场场如数家珍般的茅田、增城、古竹、河源、九连山等战斗以及漳州大捷、惠州大捷、琼州大捷中尽显风采。值一提的是，作者将王阳明作为一个精神领袖着意点染，不仅在“拜师阳明”“游学路上”“功成逝去”等章节中恰如其分地交代了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弘扬了“心学”的三大核心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也使韦虎臣等东兰“五小虎”的勇于战斗和善于战斗有了思想智慧的“根”。这得益于作者对王阳明心学的深度理解，而笔下的人物也因此有了丰厚的精神内核。
二、贯彻“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
《狼兵出击》贯彻了郭沫若关于历史剧创作要遵循的“失事求似”的原则。郭沫若认为，历史剧创作需要抛弃对历史的生硬纪录，并对史实进行艺术性加工，从而使历史人物更加生动、丰满。比如，他在《屈原》一剧中所塑造的“婵娟”就十分成功。而在《狼兵出击》中，作者在王阳明的身边塑造了女弟子“奚筱蕙”这一形象，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与韦虎臣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纯洁的友谊和“柏拉图式”的爱情，柔而不俗、悲而不伤，给小说肃杀的节奏带来了一股温婉的气息。此外，王阳明与众弟子讲《何陋轩记》的题旨，颇能代表王阳明的品行、胸襟和志向，对弟子们的教益匪浅，犹如《屈原》一剧中屈原将《橘颂》赠予婵娟一般，寓意深刻。
韦正宝是正史中的人物，他因抗倭功勋而被敕封为平北伯。这在史书中确有记载。但作者没有按史书记载的“韦正宝三十二岁去世”进行人物设定，而是拓展了韦正宝的生命历程，让他中毒箭后依然坚韧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他坐在轮椅上指挥战斗，言传身教，培育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抗倭英雄，成为一种精神存在的象征。这实在也是作者的巧妙构思。
三、诗意氛围的美学营造
作者在小说中穿插使用了山歌，而《红水河啊，母亲河》《狼兵个个都是好儿郎》《双刀女英雄》等歌曲也不失时机地出现，增强了作品的现场感、沧桑感和抒情性。尤其是《红水河啊，母亲河》《狼兵个个都是好儿郎》反复出现，如同影视作品中的主题曲，真挚而雅致，深沉而豪壮。
作品引用鲍照、王安石、杜牧、刘禹锡、苏东坡、王阳明等人的诗歌，或表明心迹，或烘托气氛，或寄寓情感，或阐明认知，似信手拈来，又恰到好处。尤其是王阳明的《南宁诗二首》，使作品立刻多了几许亲和力，让广西的读者如同穿过历史的尘埃，重返了当年战火硝烟中的南宁。作者借作品中人物的话“先生透过烽烟写废墟，真是满目疮痍啊”，体现了王阳明的悲悯情怀，更表达了对于先哲的敬仰之情。
作品以抗倭保国为主题背景，以家仇国恨为矛盾线索，以历史场景为呈现舞台，具有史诗般的厚重与美感。
四、多角度、多层面地塑造人物
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人物，上到皇帝、大臣，下到农民、商人、士兵、土匪，体现了文学作品中人物设定应具有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特点。
首先，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仅仅需要勇气和武艺，还需要谋略与心智。东兰狼兵四代抗倭将领在大大小小数十场战斗中制敌取胜的过程，完全基于不同战场、不同敌情采用了不同的谋略、不同的手段，有中心开花、擒贼先擒王，有乘其不备、出其不意，有声东击西，有围点打援……这些不仅表现了战斗的复杂、严酷，也使作品的可读性、艺术性得到了增强。
其次，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交织。作者在作品中不断提及的岳武穆、文天祥、于谦、王刚等民族英雄的业绩，这既是正能量的弘扬，也是榜样的力量体现，更是英雄成长中宝贵精神动力的来源。而英雄们的奋勇争先、以国为家、敢于担责、甘于献身，更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具体体现。
第三，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还在于增加了人文的厚度。作者在塑造征伐杀倭的武士形象时注入了传统文化的元素。譬如，韦正宝谈到“刀”时说道：“刀，其刃叫天，刀背叫地，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取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都用天、地去大劈大砍。人上阵去砍杀，目的就是施行天地之正道。这点你们要记住。”很难想象，倘无国学的知识积累，作者很难写出如此微言大义的文字。
此外，作者在作品中不仅写好了正面人物，也对敌人进行了精心设计与描写。作者没有把敌人脸谱化，无论是敌酋、倭兵，还是汉奸，他们的形象各异，言行举止各不相同。他们偶尔也会阴谋得逞，或者趁机逃窜继续作恶。然而，他们残忍、狡猾、阴险、丧失人性、本性难移，最终依然逃不掉正义的制裁。与此相对的是，英雄也会百密一疏、千虑一失，还会上当受骗。他们在战斗中会经历暂时的失利，甚至“壮志未酬身先死”……这些情节烘托了英雄的仁善、磊落、勇敢与家国情怀。
正是这些多角度、多层面的人物形象，才使纷繁复杂、残酷艰险的抗倭斗争变得具象化。这样的英雄也因此才会真实、可信，更令人信服和崇敬，从而起到激励后人学习先辈精神，并自觉“爱我中华、护我华夏”的文学社会功用。
（作者简介：谭为宜，男，湖南茶陵人，河池学院文传学院原院长，教授。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鲁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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