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掠夺资源，穷人承受污染？法国经济学家直指当下人类生存的核心矛盾

我们能在阻止环境危机的同时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吗？

摆脱贫困的过程往往要消耗更多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大压力，而治理污染的措施反过来可能导致失业激增、物价上涨，最终由穷人“买单”。

面对这一两难问题，法国经济学家卢卡·尚塞尔在新书《不可持续的不平等：迈向社会和环境的双重正义》中提出新的见解：社会正义和绿色世界的目标可以兼容，但需要公共政策做出实质性转变。

作者详细分析、对比了北美、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种种案例，也寻访了不同国家成功治理的经验，给出了碳税政策设计的利益倾斜机制、国家与地方的环保权责划分、绿色就业岗位的创造等具体方案。长期来看，正是弱势群体从环境保护中获益最多；改善环境，与政府、企业和普通人都关系重大。这是一部绿色行动指南，既体现经济学家的政策敏锐度，又饱含哲学家对正义本质的思考，更有作为地球公民的自觉意识。在作者的蓝图里，环境保护不再是奢侈的道德选择，我们终将迈向社会与环境的双重正义。

01饱受不正义之苦

在那些已饱受不正义之苦的社会中，新冠病毒大流行让不平等雪上加霜。最贫困的那些人往往正是最容易暴露于病毒的人。当那些“劳动先锋”面对第一波大流行时，没有口罩，没有保护，面临着无解的抉择：要么冒着生命风险去上班，要么冒着失业风险自我防护。这些人里面包括了收银员、护工和其他更多保障基本服务的工作人员。这些领域当中有千百万不知名的人日复一日埋头苦干，维持社会运行的物质基础。

而社会其他阶层当中，那些“白领”们，那些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他们的工作已经去物质化，可以在客厅的沙发上或度假别墅中召开一个又一个远程视频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会在社交网络或报纸上分享他们的居家封控体验，描述在花园中度过的早晨有多么静谧——他们的世界远离超负荷运转的医院，远离被封控的狭小陋室，远离持续营业的大型超市。

暴露于病毒的不平等由于应对病毒的不平等而雪上加霜。总体而言，最贫穷者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比最富裕者更差，就诊程序也更加困难。这种社会梯度在贫穷国家中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西方实际上也一样。在美国，黑人出生时的死亡风险是白人的两倍，这主要是由于非裔美国人母亲受到的医疗照护比其他人要少。在拥有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欧洲国家，贫穷地区拥有的医疗服务设施也往往更少。这种接触病毒和接受治疗的双重不平等导致的后果无可挽回：在全球死亡率统计资料中，最弱势群体所占的比例高到不相称。

问题远不止于此。大流行导致了一连串的企业倒闭和破产，毫不意外，工作不稳定者、低收入者、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作者首当其冲。在法国最贫穷的10%人口当中，35%的人表示生活水平下降，是最富有的10%人口中有同样感受者数量的两倍。在美国，最贫穷的四分之一人口受到的失业冲击是最富有四分之一人口的将近三倍。在这些最受冲击的人群当中，女性所承受的比男性更甚，黑人与拉丁裔女性所承受的则比白人女性更甚。我们在此发现，社会、种族、性别等各层面的不平等相互交织。在几乎不存在社会安全网的新兴国家里，危机造成的不平等后果更加严重，现有的资料已经证明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些机制对于社会不正义现象的研究者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社会内部不平等的回归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这种回归并非不可避免，但当每次新冲击(如大流行病、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到来的时刻，如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不平等就会通过如前所述的机制(暴露于病毒的不平等和应对病毒的不平等)而变本加厉。

要想理解并纠正这些不平等机制，就应该看看社会金字塔顶端在发生什么。在那里，有一种趋势在2020年显露痕迹。当二月和三月股市大跌之后，市场交易却开始增长;当失业率暴增之时，纽约、法兰克福的股市又创下新的纪录。那些最富有的股东们的财富也随之增长。就是这样，尽管全球生产量在2019年底到2021年初创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跌幅，福布斯排行榜上亿万富豪们的财富却增加了3.8万亿欧元，涨幅达50%。正如同美国人所说，“主街和华尔街”之间横亘着巨大鸿沟。

02一场全球社会与生态危机

如前所述，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世界各地的不平等：这是一场深刻的全球社会危机。那么为什么它还同时是一场生态危机呢?尽管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然不见谜底，但它很可能就是一种人畜共患病毒，即起源于动物界并传播给人类。现在要想知道它到底是如何传播给人的还为时过早，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但毋庸置疑：新冠病毒是在某些动物种群中发展壮大的，比如自然栖息地受到人类活动威胁的蝙蝠。森林砍伐和地面人工硬化扰乱了这些动物的栖息方式，它们被迫逃离并寻找避难所。这些动物随后与其他环境接触，使得病毒传播给人类。由此来看，新冠病毒大流行是一场有生态根源的危机。

无论新冠病毒的确切起源是什么，这场危机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我们与环境、距离和周围事物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上，这场大流行首先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我们与空间的关系。封控禁足的那段时间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内部和外部的体验。在更大层面上，已经消失的国界被重新激活(尤其是欧洲)，交通工具全球化和商务旅行曾经将千百万人从某一个国界的束缚中部分剥离，而这场危机又将他们重新捆绑回去。它还扰乱了供应链，提醒我们全球资源总有山穷水尽的一天，我们自己领土上的资源更是如此。它还提醒我们西方人，我们每天都在消费世界其他地方的一部分资源。口罩、消毒凝胶和疫苗在许多国家的持续短缺则让我们注意到，在21世纪初人类社会相互依赖的程度有多深。这种资源短缺情况是由残酷的实力对比导致的，并与国境内的资源管控有关，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全球大市场的抽象化和洲际自由贸易协定曾经将其粉饰起来。因此，这场大流行促进了人们对全球生态制约的认识。用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说法，它强迫人们痛苦地“返回地球表面”(retoursur Terre)。

03未来的世界如何建构?

这场危机除了带来一连串悲剧以外，也带来了机遇。但我们仍然需要下决心去把握它。为此，我们首先要理解其中的关键：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不平衡在起作用，以及它如何与我们的经济、政治、生态体制中现存的缺陷相结合?为什么近几十年来的环境失调首先是个社会问题?为什么生态是社会不正义的一个新领域?全世界的社会和生态危机是如何造成的，社会又如何面对?本书旨在回答这些问题，它写作于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但其内容如今看来更加切中要害。

20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向现代产权制度的过渡，我们的社会从中沿袭来了一种癖好，选择了不平等与环境危机：一方面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考虑分配和污染问题)，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贫困化而私人领域受益。我们需要好好剖析这个(或这一系列)选择，以便了解如何在新冠疫情后、在环境限制下重建一个新世界。

当然，更好地了解政治选择与当前产生混乱的原因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些事件过后我们要怎么做?这几行字落笔之时，我自己正处于两类人之间：一方是崩溃论的拥趸，另一方则认为共享与慈善将取代商品化而急于宣布新世界的降临。危机过后，人类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也可以变得更糟，没有什么事先写好的剧本。未来属于那些懂得从过往中汲取教训并且为一个真正的社会规划团结奋斗的人们。

一个国家懂得在危机过后改弦更张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重创之后，欧洲国家重新团结起来，创建了全民社会保险，取消了战争遗留的债务(1953年伦敦会议)，以便投资于未来。再更久远一些，美国通过重新定义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并且将商品领域“重新嵌入”（卡尔·波兰尼语）政治领域，走出了1929年骇人的经济危机。

还有离我们更近的例子：2002年至2004年的“非典”流行过后，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等地区懂得调整其应对危机的政策，对新的流行病建立起反应性极强的机构和操作模式。它们如今的成果证明了这是成功的。

但是，由于人们没有吸取过去危机的教训，由于掌权者对变革不感兴趣，或是由于统治者对于如何实现变革未能达成一致，历史上也存在着很多催生了其他危机的危机。日本在福岛核事故十年之后仍然没有在安全方面吸取全部教训，仍然在依赖核能和碳能源，在实现能源转型的努力上非常滞后。在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没有被深入探讨。金融体系的监管目前虽然有所改善，但深层问题挥之不去：底层阶级收入微薄的问题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新的债务还在继续涌现，尤其是可能比次贷危机更不可承受的助学贷款债务。2008年以来，美国不平等的趋势实际上正在恶化，经济的危机已经催生了民主的危机，其症状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及政治辩论的高度极化等。

在本书中，我讨论了摆脱当前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必要条件。最首要的条件有赖于就此问题展开严肃研究，制订社会转型方案，不再把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这两大目标对立起来，而是让两者成为统一、共同的社会规划。要实现这个任务，社会科学和环境科学是最佳搭档，还需要对不同社会的得失进行比较分析，各个社会贫富不一，但都在面临不平等问题和生态制约的回归问题。这一全球性跨学科的调查研究构成了本书的主线。

终审：李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