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与教育史上，商务印书馆与蔡元培先生的深厚渊源堪称典范。如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所言，“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不仅年谊深厚，更是志同道合，一个抱定教育救国，一个坚持开启民智，且都是坐而言，起而行，代表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共同性格，为理想而抗争，坚持学在民间，目光远大，脚踏实地。”
2025年4月，历经十年编纂的新版《蔡元培全集》（后面简称《全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12卷28册、6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不仅是对蔡元培先生逝世85周年的纪念，更是对这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思想遗产的系统整理，通过解析产生于上世纪古今中西交汇时代背景下的文本，及其内在蕴含的学术与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向当代读者呈现了一个完整、真实的蔡元培。
《蔡元培全集（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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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蔡元培 著 《蔡元培全集》编委会 编
出版时间：2025年03月
顾青
4月20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的新版《蔡元培全集》发布会上，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深情回顾：“在商务印书馆看来，蔡元培先生是我们的员工，是我们的同事，是我们的前辈，他是一位真正的商务人。”
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02年，蔡元培应时任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之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两位浙江同乡、同科进士从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合作。顾青指出：“1904年商务筹办出版西式教科书就来自蔡元培先生的建议。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与商务印书馆紧密相连。他为商务引荐人才，撰写书序、书评，编译的著作大多都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细节揭示了蔡元培对商务印书馆早期业务发展的直接影响。更为难得的是，蔡元培始终视商务印书馆为“本馆”，这种认同感在近代知识分子与出版机构的关系中实属罕见。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旅欧期间为商务编教科书和翻译书籍是蔡先生的主要经济来源。”蔡元培当时之所以敢于辞官出游，除了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还有背后商务印书馆的鼎立支持。据陈平原考证，1914-1915年间，蔡元培在给商务印书馆蒋维乔的信中多次谈及编写《文字源流》《美学重塑》等书的计划，这些书信往来揭示了知识分子与出版机构之间超越商业的合作关系。正如陈平原所言：“兼济了公心与私谊。”
在商务印书馆发展的重要节点，蔡元培都给予了关键支持。顾青提到：“1934年3月，蔡元培先生还出任董事，与商务印书馆共度艰困”。特别是在“一·二八事变”后，面对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的危局，“蔡元培先生奋起抗争，致电国联和国际学界，寻求国际的声援”。这种患难与共的关系，彰显了蔡元培对文化事业的担当。
从出版史角度看，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双方合作出版《北京大学丛书》《北京大学月刊》，编译《世界丛书》，形成了“学术中心+出版先锋”的协同模式。陈平原特别研究了1930年代的《大学丛书》，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教育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推出的最高水平学术丛书”，体现了“中国人谋求学术独立的雄心”。
新版《蔡元培全集》的编纂工作始于2015年，至2025年出版，历时整整十年。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顾青在发布会上感慨：“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套《全集》的编纂出版，既是对前人工作的继承，更是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新。
从出版史纵向比较看，20世纪60至90年代曾有4种蔡元培全集问世。顾青指出，此次新版《全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全新的编纂理念，最新的资料条件，以及最高的质量标准”，目标是“为学界提供定本”。这种“定本”意识的提出，体现了当代出版人对文献整理工作的高度责任感。
作为《全集》的责任编辑，商务印书馆的冷雪涵详细介绍了编纂过程中的专业考量。面对蔡元培著述“产生于古今中西交汇时代”的特殊性，编纂中考虑了三个维度：关注知识探求，呈现其学问精神；关注公共关怀，呈现其胸襟气象；关注自我观照，呈现其人格趣味。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全集》编纂的内在线索，也体现了当代学术出版的创新思维。
在具体编辑体例上，《全集》贯彻了依著述性质类编的原则。冷雪涵解释：“除《日记》卷中部分完整诗文在其他卷亦有出现，其余文献皆不重出。”这种处理既保持了各卷内容的独立性，又避免了文献重复，是大型文集编纂的有益探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编委会对公务文献进行了审慎筛选，只收录“最能反映学术思想的篇目和函电”，这一做法得到了陈平原教授的肯定：“淡化其行政官员的味道，凸显其读书人的身份。”
《全集》在文献类型上的创新处理尤为值得关注。陈平原特别指出：“新编《全集》卷五用了三册的篇幅构建了演说家蔡元培的形象”，收录演说、讲话401篇及百余篇答记者问。这种对“声音文献”的重视，突破了传统文集以书面文本为主的局限，更全面地呈现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蔡元培。此外，卷三收录的《石头记疏证长编》《蔡氏切音记号》两种未刊手稿影印本，卷六的九种讲义稿，都是以往版本未充分关注的文献类型。
蔡元培先生孙女、《全集》主编蔡磊砢在发布会上特别提到文献收集的艰辛：“家藏文献的整理，这些珍贵的手稿、信札能够完整保存至今，离不开我的祖母周峻女士的悉心守护。”这种家族传承的文献保存方式，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同时，编委会还广泛收集了散见于海内外的蔡元培文献，包括绍兴民间收藏家提供的资料，体现了当代文献整理的广度和深度。
从学术出版的角度审视，新版《蔡元培全集》在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和创新，为蔡元培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文献基础和研究视角。
在文献收录范围上，《全集》呈现出鲜明的拓展性。与以往版本相比，新版新增文献数量可观。据编委会统计，全书600余万字中，有相当比例是首次系统整理或公开出版的文献，“重新确定了文献的收录原则、考证和补充了大量文献、重新校订了全部文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集》卷九《书信集》收录的蔡元培致王云五的18封信，为研究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陈平原在研究这些信函时发现：“从来没有正面讨论《大学丛书》的编辑事宜”，这一细节修正了以往关于蔡元培直接参与《大学丛书》编辑的某些推测。
在编纂体例上，《全集》采取了“分类编年”的创新方法。冷雪涵介绍：“《全集》贯彻依著述性质进行类编的原则”，将文献分为专著、论文集、演说稿、序跋、书信、日记等12卷，每卷内部再按时间排序。这种“横分类别，纵贯时间”的立体结构，既保持了各类文献的系统性，又呈现了思想发展的历时性脉络。例如，卷四《论文集》将学术文章单独归类，与卷五的演说稿形成互补，让读者既能把握蔡元培的学术思想，又能感受其公共演讲的魅力。
在文本处理上，《全集》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编委会对收录文献进行了全面校勘，对异文、脱漏、讹误等都做了详细校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蔡元培早期科举应试之作的处理，卷一一《蔡元培闱墨辑存》辑录蔡元培的科举应试之作，单独成卷，保留了文献原貌，让现代读者得以看到这些“用字古僻”的文本。这种既尊重历史文献真实性，又兼顾现代阅读需求的编辑思路，体现了学术出版的创新意识。
《全集》在装帧设计上也独具匠心。商务印书馆采用现代书籍设计语言，通过材质选择、色彩搭配、版式设计等手段，既体现了《全集》的学术厚重感，又展现了蔡元培思想的新鲜活力。封面设计采用简洁大方的风格，书脊烫金工艺既庄重又典雅，内文版式疏朗有致，阅读体验舒适。这些细节处理，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精品出版”的一贯追求。
从学术价值来看，《全集》的出版填补了多项研究空白。冷雪涵指出：“《石头记疏证长编》体现其治史之法，《蔡氏切音记号》是从反切过渡至汉语拼音方案中的一种创造性尝试。”这些以往被忽视的文献，为研究蔡元培的学术方法、语言文字改革思想等提供了新材料。陈平原在研究中特别关注蔡元培的教科书编写活动，认为这些工作“既有个人能力和时间方面的考量，也是顾及出版社的利益和需求”，这种平衡对理解近代知识分子与出版机构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新版《蔡元培全集》的出版，不仅是一项学术成果，更是中国当代出版业的重要事件，具有深远的行业意义和文化价值。
新版《蔡元培全集》书影
从出版史角度看，《全集》延续了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学术大家文集的传统。顾青在发布会上提到，商务印书馆“在大型丛书特别是近代学术大家文集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品牌优势”。这套《全集》的出版，既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更是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发展。中宣部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兰肖评价说：“《全集》的出版是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精诚合作的结晶，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勇担文化使命的双重接力。”
《全集》的出版过程体现了国家出版基金对重大文化工程的支持作用。新版《蔡元培全集》2018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年度项目。国家资金的保障，使得这样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大型项目得以顺利实施。这种“国家支持、学界参与、专业出版”的合作模式，为同类重大出版工程提供了借鉴。正如刘兰肖所言：“为出版界进一步做好国家级出版工程积累了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
从出版行业发展的角度看，《全集》的编纂出版探索了大型学术项目组织管理的新模式。面对600余万字、12卷28册的庞大规模，商务印书馆组建了专业的编辑团队，与编委会建立了高效的协作机制。冷雪涵回忆：“由蔡磊砢老师领衔的编委会，给予了商务印书馆编校出版团队极大的信任与支持。”这种学术界与出版界深度合作的模式，确保了《全集》的学术质量和出版水准。
《全集》的出版也彰显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担当。顾青表示：“商务将继续继承先辈遗志，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这套《全集》的出版，正是对这一使命的当代践行。特别是在数字化阅读盛行的今天，商务印书馆依然坚持投入巨资出版纸质版《全集》，体现了对学术出版本质的坚守。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全集》的出版具有多重意义。蔡磊砢认为：“《蔡元培全集》的出版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套《全集》不仅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权威文本，也为普通读者了解蔡元培思想打开了方便之门。发布会上配套举办的“启新培元 光耀千秋：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展”，以及开发的线上展览，形成了“图书+展览”的立体传播模式，扩大了《全集》的文化影响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集》的出版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何光彩在发言中指出，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教育先驱，是北大人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他深刻影响了北大的学术传统，是北大师生立德修身的楷模。《全集》的系统出版，让这些教育思想得以完整呈现，为思考中国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历史参照。
新版《蔡元培全集》的出版，完成了一项跨越百年的文化接力。从蔡元培与张元济的世纪合作，到今天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的精诚协作；从“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理想，到“为国家出版基金增添新的优秀成果”的当代实践，这条文化传承的脉络清晰可辨。
《全集》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汇集了蔡元培的著述，更在于通过科学的编纂体例和严谨的学术规范，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文本基础。正如陈平原教授所言：“但愿新版《蔡元培全集》的编辑出版和研讨，能让北大和商务再续良好的前缘。”这套《全集》的出版，必将推动蔡元培研究走向深入，也必将促进中国学术出版水平的提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故事启示我们：文化的传承需要学术的坚守，需要出版的担当，更需要代代相传的使命感。新版《蔡元培全集》的出版，正是这种使命感的当代体现，它不仅是过去的总结，更是未来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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