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近日，译林出版社（简称“译林社”）推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群魔》全新中译本正式面世，这是继20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精选集”系列后，对陀氏作品的又一次重要扩充。作为陀氏创作中后期的核心作品，《群魔》因思想深度与文学价值被列入“陀氏五经”，但其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长期滞后于《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此次新译本的问世，试图通过全新译文重构文本、注释补充、现代派设计、音频解读等多维创新，为经典文学注入当代生命力，打破与当代读者之间的隔阂并重获新生。
《群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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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译者：李春雨
出版时间：2025年02月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谱系中，《群魔》占据着特殊地位，它被列入“陀氏五经”，与《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齐名。但这部被称为“陀氏思想阐发最充分、最直接”的作品，尽管拥有毋庸置疑的世界影响和文学地位，但在国内的译介和理解情况远不及陀氏的其他作品。译林社编辑张晨透露，直至1980年代，国内才出现首个简体中译本，此次新译本出版前，市面上仅有南江、娄自良、臧仲伦、冯昭玙四种简体中译本流通。“《群魔》的复杂性在于其对虚无主义、革命与信仰的深刻剖析，这在特定历史阶段可能容易引发争议，而国内读者对其理解仍停留在表层，甚至存在误读，导致译介滞后。”
此次推出全新译版的契机，源于2021年陀氏诞辰200周年纪念，译林社推出丛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精选集”，收录了包括《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地下室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在内的五种作品，此次出版的《群魔》是对这套精选集的进一步扩充。张晨介绍，因俄罗斯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俄语文学学者李春雨此前深耕俄罗斯文学翻译领域多年，其译作《大师与玛格丽特》《彼得罗夫流感》等作品均以精准与可读性见长，并广受好评，展现了译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语言功底，译林社因此力邀他担纲《群魔》一书译者。
《群魔》译者李春雨
因《群魔》篇幅较大，翻译工作从2021年开始，历时两年有余；在编校过程中，译者又针对人名等翻译细节与编辑反复讨论、推敲打磨，力求精益求精。例如，埃尔克利（Эркель）的译名曾在“埃尔克利”和“埃尔凯尔”之间权衡，最终选择前者以贴合人物个性。译者李春雨也在“译后记”中详细梳理了各版本差异，探讨了翻译中遇到的复杂案例的处理方式。在深入理解文本内涵的基础上，巧妙运用翻译技巧，补足了前几种译本中一些被忽略掉的细节，将俄语原文里那些微妙的修辞效果更好地传达给中国读者。
新版《群魔》最受关注的改动，是还原了首版被删的“斯塔夫罗金的自白”片段。这一片段揭示了核心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诱奸少女并致其自杀的罪行，以及他与吉洪神父关于罪孽与救赎的激烈辩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计划将其置于小说中部，作为“思想与结构的中心”，但因19世纪俄国书刊审查制度，该章被《俄国导报》主编以“淫秽”为由删除，直至1922年才以“补遗”形式面世。译者李春雨强调，这段独白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关键注脚，更是理解陀氏思想的枢纽。
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斯塔夫罗金被译者称为“陀氏笔下最复杂的灵魂”。他既是虚无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又是自我厌恶的罪人；既渴望救赎，又拒绝接受审判，最终走向毁灭。李春雨指出：“他的痛苦源于‘寻神而不得’——试图取代上帝，却无法自证为神。”这一形象被视为19世纪俄国知识青年的缩影：在西方理性主义与本土传统的撕裂中，陷入信仰真空与道德虚无。
“斯塔夫罗金的自白”
值得注意的是，新版并未遵循陀氏最初将该章节置于小说中部的构想，而是沿用1922年后的版本，选择将“自白”附于全书末尾。译者李春雨解释，这种调整反而增强了叙事张力：“悬念拉满至最后一刻，艺术张力反而超越作者原构思。”这一处理得到学者刘文飞的认可。他在随书音频中评价：“斯塔夫罗金的忏悔是‘上帝已死’时代的灵魂标本，其当代意义不亚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
“自白”章节的回归，不仅补全了人物弧光，更揭示了陀氏的创作野心：通过个体悲剧，映射整个时代的病症。正如刘文飞所言：“斯塔夫罗金的毁灭不是偶然，而是信仰崩塌后人性必然的沦陷。”
新译本中，译者将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称为“五十岁巨婴”，引发两极评价。支持者认为该译法“犀利精准”，反对者则批评“网络用语破坏经典严肃性”。李春雨回应称，这一创造性转化经过深思熟虑：“俄语原文‘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ний младенец’直译为‘五十岁的婴儿’，前辈译者分别翻译成‘年逾半百的黄口小儿’（臧仲伦先生）、‘长不大的五十岁孩子’（娄自良先生）、‘年过半百，却还是个孩子’（冯昭玙先生）等，但‘巨婴’更贴合人物‘心理幼稚、责任缺失’的特质。”“目前，中文‘巨婴’已从亚文化词汇升格为学术概念，指代生理成熟与心理滞后的分裂状态，与此处语境高度契合。此译法以最小文化损耗实现最大批判效能，符合陀氏‘挑衅主流’的语言策略。”
莫言先生曾说，翻译家要学会隐身。李春雨对此也深表赞同：隐身是译者的本分，好的翻译是“不隔”，“译者的最高使命是让译文读起来像原作者用中文写就。”然而，面对陀氏复杂的语言风格（贵族法语、市井俚语、知识分子辩论交织），译者不得不“有限度地在场”。例如，对流氓无赖的粗鄙咒骂，李春雨选择保留忠实于思想的冒犯性，而非用文雅词汇“驯化”。
经典重译不应被“经典化”束缚。“语言需要当代生命力，正如陀氏当年用俚语与复调打破文学陈规，今天的翻译也应拥抱创新。”李春雨强调，但“翻译也不是词语的替换，而是思想的移植。陀氏的语言本就是神圣与卑俗的共生体，任何美化都是背叛。”
陀氏展现的现代性主题、所采用的现代主义文学手法，让他成为十九世纪作家中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读者也习惯于用当代流行的存在主义视角去解读他。张晨介绍，早在2021年译林社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精选集”的前几本书时，设计师便选用了现代立体派油画的局部色块作为封面，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文学风格经由现代派艺术得到了直观的呈现。立体派几何图形的抽象与混乱感，呼应了陀氏笔下人物眼中动荡、碎片化的世界图景。在“上帝已死”的现代，长期稳固的秩序被打破，权威被质疑，道德被重塑，生存意义丧失，人们惊惶失措的精神状态就外化为这些杂乱的色块。
张晨表示，陀氏最为人所称道的写作手法是“复调”——让彼此独立、迥然相异的观点和个性同时行进，激烈交锋，不分主次。同一主人公的多重人格也经常处于撕裂和缠斗的状态。打破单一视角的限制，通过重叠与交错，将同一物体的多个角度呈现在同一个平面上，这也正是立体派绘画所擅长的。“陀氏探讨的是现代性危机，而立体派绘画也是对传统绘画技法的挑战。以现代派艺术来诠释经典，既是跨界，也是对二者共同的精神内核的挖掘。相信这种相对前卫的风格，可为经典作品赋予新鲜生命力。”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常被贴上“艰深”“晦涩”标签，但其在中国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张晨分析：一方面，年轻读者对经典的需求已从单纯阅读转向深度理解，期待高质量译文、精准注释及延伸内容。另一方面，“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陀氏笔下人物的异化与疯癫，反而让读者找到了共鸣。”她说，“陀氏作品的现实共鸣在于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从小说人物的癫狂与挣扎中找到自我投射，这种共鸣为经典文学提供了破圈契机。比如，社畜的无力感、内卷下的精神焦虑，与《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的自我撕裂不谋而合。
为降低阅读门槛，帮助读者全面、立体地理解《群魔》，译林社新版《群魔》采取“轻注解，重引导”策略，配备了万字音频解读、人物关系表、译后记等辅助材料。特邀作家、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刘文飞为《群魔》录制了解读音频，从创作背景、思想史脉络到现代性启示，为读者搭建理解框架。同时，人物关系表以“无剧透”方式梳理关键信息，经反复修改，力求在无剧透前提下帮助读者理清复杂脉络。译者李春雨的译后记则梳理创作背景与翻译难点。
书前附赠：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刘文飞音频解读
张晨表示，陀氏的许多作品都已被改编为影视剧和舞台剧，很适合结合原著观看。未来，译林社计划围绕这一文化IP策划更多有趣的活动，包括学术性较强的专家讲座、对谈，也会有更多面向普通读者的阅读沙龙和观影活动。加缪就曾将《群魔》改编为同名剧本，对于剧本的围读与讨论，可以让读者更深入体会到这两位作家思想的异同。
诚如译者李春雨所说，“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陀氏译本。19世纪的俄国社会与21世纪的中国看似遥远，但人性困境从未改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时代里对人性的追问依然振聋发聩：在价值崩塌的现代，我们如何安放自身？当然，“陀氏没有提供答案，但他让我们直面问题。这种勇气，恰恰是经典重译的核心价值。”张晨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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