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浙韵》：首部呈现历代汉文大藏经刊刻传播历程与传承脉络的佛典图录

2025年1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佛典浙韵：历史上的大藏经文化》。这是浙江图书馆和径山禅寺首次大藏经联展的图录，也是首部呈现历代汉文大藏经刊刻传播历程与传承脉络的佛典图录。在这本书中，收录了从2世纪到10世纪七八百年间历代刊刻流传的珍贵佛教典籍图片，分为 “藏前古经”“藏经谱系”“藏经传韵”“赓续文脉”四个部分。书中，用高精度微距拍摄的图片，呈现了缅文贝叶经、早期敦煌写经的原迹图片，也收录了宋元《崇宁藏》《思溪藏》《碛砂藏》《普宁藏》、明代《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清代《乾隆大藏经》的版本和内页图片，还展示了历代汉文大藏经中规模、内容最为丰富的《径山藏》等重要珍本。

这本书由专业学者团队倾力执笔，从多个角度，详细解读了大藏经文化及相关的佛教元素。通过对藏品全新的数据采集，以高清微距的视角，突出佛典的装帧艺术之美，剖析扉画及装饰纹样等绘画元素，挖掘写经和版刻书迹中的书法之美，呈现出丰富的多元化的资料，展现佛典中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这本书由径山万寿禅寺和浙江图书馆共同编撰。径山万寿禅寺，又称径山禅寺、径山寺，被誉为“宋代五山十刹之首”“东南第一禅寺”，全国著名古刹之一，是日本禅宗与茶道祖庭之一。浙江图书馆是国内创办最早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总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是国家一级图书馆，也是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书中的佛典相关解读及说明文字由多位专家撰写，其中，李周渊是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张素梅是浙江图书馆研究馆员，法幢是径山寺图书馆馆长，哲学博士。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讲到，2024年甲辰夏至，适逢《径山藏》刊刻435周年，浙江图书馆和径山禅寺精心策划，在两地分别举办“佛典浙韵：浙江大藏经文化展”和“佛典浙韵：径山藏文化特展”。这次联展汇集了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和径山藏禅寺的珍藏精品，安徽博物馆也提供了北宋和辽金写本大藏经高清图片，精品荟萃。

展览过后，浙江图书馆和径山禅寺把两地展览的内容和图片汇集在一起，编撰成《佛典浙韵：历史上的大藏经文化》一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以“藏前古经”“藏经谱系”“藏经传韵”“赓续文脉”四个单元，叙述了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历程。历史上，浙江刊刻的大藏经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向大众普及经藏文化知识，展现历代刊刻的大藏经尤其是《径山藏》的独特魅力，彰显浙江佛教的深厚底蕴。

编辑推荐认为，这本书的特色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 ，在这本书中，反映了历史上首次大藏经展览，也是宋代“五山十刹”之首——径山寺藏经阁宝藏首次面世。书中，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径山寺、安徽博物院五大馆藏的珍品首次集结！从贝叶经、敦煌写经到版刻汉文大藏经，全方位呈现汉文大藏经的历史传承与版本艺术。

第二 ，这是第一部呈现藏经传承脉络的佛典图录！专业学者团队倾力执笔，多角度详解藏经文化，系统收录从公元2世纪开始的写经、刻经文化的发展脉络，重点呈现早期写经书法、明代《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清代《乾隆大藏经》和浙江地区刊刻的《径山藏》等汉文藏经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第三 ，在这本书中，呈现了弘一法师、黄宾虹等众多名家旧藏珍本，集历代藏经扉画、牌记、纹样荟萃，百倍微距呈现贝叶经、敦煌写经、宋元善本纸墨细节，多角度体现藏经书法之美、雕工之精与装帧美学。

大藏经是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勤劳，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作为佛教典籍刊刻的重镇，历代以来，很多佛教典籍，比如宋代《思溪藏》、元代《普宁藏》、明清《径山藏》等，都在此地刊刻，宋代《普宁藏》《毗卢藏》《碛砂藏》，也与吴越国有着不可分的关联。这都充分展现了浙江在中国佛教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典籍不仅展示了高超的雕刻印刷工艺和装帧技术，也对东亚乃至世界佛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们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传统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浙江大藏经的历史传承和版本艺术，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这本书包括四个单元，也就是“藏前古经”“藏经谱系”“藏经传韵”“赓续文脉”。

在“藏前古经”这个单元，讲述了佛教经典的产生和传播的历史渊源。书中讲到，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之间，出生于北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了佛教，后来留下内容丰富的教义（经）、僧团规范（律）以及的教义的阐释（论）。这些宝贵的内容不断增广，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汇编。

从公元二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大量的佛教文本被翻译成汉文。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官方组织刊刻了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开启了后代编修大藏经的传统。

在《开宝藏》出现之前，汉地流传着大量珍贵的佛教典籍，有写本，也有刻本，可以统称为“藏前古经”。它们未必被收录到大型丛书之中，但是却对后世刻本大藏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南方系藏经每行17字的格式，就源自公元五世纪后半期逐渐定型的写经样式。

在“藏前古经”这个单元，主要介绍了浙江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其中，在敦煌写经中，包含了东晋写本《大智度论》和唐代写本《大般若经》，以及隋朝开皇九年抄写的《太子慕魄经》。独孤氏的“一切经”在全世界现存六个卷号，在这本书中收录的就是其中难得的一件。在这个单元收录的单刻经中，包含了吴越国的精品《宝箧印陀罗尼经》以及雷峰塔经砖。

另外，北宋时期，正处于写本大藏经向刻本大藏经的过渡阶段，《金粟山大藏经》则是这个时期浙江海盐县金粟山广惠禅院发起组织的一部写本大藏经，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刻本藏经。在这个单元，也收录了安徽博物馆的一卷珍藏。另外，还收录了径山禅寺提供的缅文贝叶经，这也为这一板块增色不少。

藏前古经的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经、律、论三藏以及各类佛教经典。这些古经的传播，为我国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藏经谱系”这个单元，讲述了刊刻大藏经谱系的多样性和传承关系。书中讲到，大藏经指的是以佛教典籍为核心的大型丛书。刻本大藏经由雕版印刷方式制作而成，是我国大藏经的主体部分。自北宋《开宝藏》开始，到清代《乾隆大藏经》为止，历时七八百年，我国共刊刻了十余部大藏经。这些藏经的主体内容相近，但是又各不相同。在板式、行款、收经数量等方面也有各自的特点。根据学者的研究，刻本大藏经按照刊刻地域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分别是北方系大藏经（如《契丹藏》）、中原系大藏经（如《开宝藏》《高丽藏》《赵城金藏》）和南方系大藏经（如《福州藏》《思溪藏》《碛砂藏》《普宁藏》等）。

在这个单元，主要以浙江地区收藏的藏经来展现藏经谱系的多样性和传承关系，并凸显浙江刻藏的历史。浙江有悠久的佛教传承，从历史上浙江刊刻的大藏经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中华文化璀璨多元的一面。浙江本土刊刻的大藏经有宋代湖州《思溪藏》、元代杭州《普宁藏》、明清江浙《径山藏》，蔚为大观。此外，其余南方系藏经与浙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北宋刊刻于福建福州的《崇宁藏》《毗卢藏》，大量使用了杭州刻工，因此，在字体上接近同时期的浙江刻本；又比如，宋元之际完成于江苏苏州的《碛砂藏》，也与浙江湖州、杭州两地关系密切。

不同系统的藏经，各有自身独特的风格，相互间也不乏联系。掌握藏经谱系，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佛教文献中理出一条线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佛教文化的传承脉络。

在“藏经传韵”这个单元，讲述了大藏经在国内和海外的传播和影响。书中讲到，浙江历史上的大藏经，不经彰显了古代灿烂的文化瑰宝，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藏经的方方面面，比如扉页画、版式、字体乃至收录的内容等，成为后来编纂大藏经的重要参考。从明代中晚期到民国时期，出现了雕印单行本佛经的风潮。这些单行本佛经，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受到了浙江大藏经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在浙江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经坊，如“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杭州玛瑙寺明台经房”“杭州昭庆寺慧空经房”“姑苏陈子衡经坊”“金陵刻经处”等。其中，金陵刻经处是中国近现代编校、刻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由佛教学者杨文会于清同治五年（1886）在南京创办。

另外，佛典从古印度传入我国，又从我国辗转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日本继承、吸收了我国浙江历史上大藏经的优良传统。例如，日本山城州黄檗山沙门铁眼道光在1669年至1681年间募刻的《黄陂藏》，正是覆刻了明版《径山藏》后增补而成。而目前学界通行的现代排印本《大正藏》，成书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在参校《思溪藏》《普宁藏》和《径山藏》的基础上编撰而成。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藏经的编纂工作迎来了崭新的篇章。比如，编纂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经数字化，台湾地区的CBETA中华大藏经项目，以及日本的SAT等电子佛典项目等，都积极借鉴了浙江历史上大藏经的卓越成就，在学术性和普及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佛典浙韵：历史上的大藏经文化》这本书中，介绍了《径山藏》的刊刻与流传。书中讲到，据史料记载，径山寺创建于唐朝，两宋时期步入鼎盛，被列为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此后，直到万历年间《径山藏》的刊造，径山寺再度引起关注。

《径山藏》最早刊刻于五台山妙德庵，然而由于彼时五台山艰难的气候环境，主持者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将刻藏团队南迁至径山寺继续刻藏。此后，刻藏又因时局变动等因素辗转多地。

《径山藏》从创刻到最终完成经历了200余年，是我国木刻本大藏经耗时最长、收录佛教经籍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大藏经！

《径山藏》将以往大藏经的“梵筴本”装帧方式改为“方册本”，所以又被称为《方册藏》。

在《佛典浙韵：历史上的大藏经文化》这本书中，收录了不见于历代藏经的孤本文献——《桂庭昌禅师语录》经版，此版便是方册藏形式的清代禅师语录雕版。

在《佛典浙韵》这本书编辑之初，当编辑团队得知书中收录的《径山藏》刊刻耗时200余年，历经明清两朝，先后有5000余名僧俗信众参与，便萌生了尝试覆刻一页《径山藏》扉画的想法。

然而，从雕版到印刷，仅一页扉画便耗时近两月之久！而《径山藏》足有近13000卷！由此可见古人刻经之艰与发愿之深！

在《佛典浙韵》这本书中，还讲述了《崇宁藏》的刊刻历史。书中讲到，《崇宁藏》是福州闽县白马山东禅寺等觉禅院发起募刻的一部大藏经，原名“福州东禅寺大藏”，因崇宁二年（1103）进呈朝廷祝延圣寿，得徽宗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后世简称为“崇宁藏”。

《崇宁藏》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开雕，约在政和二年（1112）完竣，全藏850函6400余卷，此后在南宋、元代有过多次增补，直至元至正年间书版毁于火。现仅日本少数机构有较完整收藏，而国内所藏皆为零散本，总数不到百卷。

在这本书中，还介绍了《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书中讲到，《永乐南藏》又名《再刻南藏》《南藏》，是明代的官版大藏经。这部大藏经是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初年刊刻的，而且是在都城南京刊刻，所以就叫做《永乐南藏》。版藏南京报恩寺，由南京礼部清吏司主管批准，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

《永乐北藏》，简称《北藏》，因雕造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而得名，是明初继《初刻南藏》和《永乐南藏》之后的第三部官版大藏经。

《永乐北藏》的刊刻历时二十二年，从永乐十七年（1419）三月开始校勘，至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最终完成。全藏共636函，依千字文次序从“天”字至“石”字，刊成后，大批印刷的《北藏》被分发至全国各地的重要寺院供奉。

在这本书中，还介绍了《乾隆大藏经》。书中讲到，《乾隆大藏经》又名《龙藏》《清藏》，清允禄、弘昼等奉雍正皇帝御旨而编，于雍正十一年（1733）开始编校，始刻于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是清代唯一的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

《乾隆大藏经》是在明代《永乐北藏》的基础上整理编校而成。共724函，每函10册。《乾隆大藏经》是我国自北宋以来官私木板雕刻《大藏经》中唯一完整保留下经版的藏经，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佛典浙韵：历史上的大藏经文化》这本书为8开尺幅，四色印刷，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历代大藏经传承的脉络，有助于读者从多方面感受浙江地区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大藏经文化的独特魅力。

终审：李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