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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务印书馆最新推出的“涵芬书坊”系列中，爱尔兰著名作家乔治·摩尔的三部作品——《宣言》《埃伯利街谈话录：乔治·摩尔谈文学与艺术》《一个青年的自白》——以“轻经典·大乾坤”姿态重现中国读者视野。
“涵芬书坊”是一个以大家小品构成的开放性书系，集合一众世界名家的开放性小品文，既可以将其作为了解某位大家思想的入门之选，也可以借之感受名家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无限启迪与文学享受，进入一场永无止境的知识旅程。谈到入选的这三部作品，作为译者的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孙宜学教授在接受采访并推荐乔治·摩尔的作品时坚定地说：“这个时代可能不需要王尔德，但一定需要乔治·摩尔。”
这位长期被中国评论界忽视的爱尔兰作家，通过孙教授的访谈，逐渐显露出其作为“时代记录者”的独特价值。当算法能够完美模仿王尔德的机锋时，乔治·摩尔笔下那些不完美的真实、那些带着呼吸声的历史现场，或许恰恰成为抵御数字异化的文化锚点。
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乔治·摩尔几乎是个无人问津的英国作家（乔治·摩尔出生于1852年2月24日，去世于1933年1月21日。在他生活的时代，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因此他也经常被看作是英国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才受到某些中国作家的青睐，并影响了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的创作。作家邵洵美当时做了一些译介尝试，但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未能激起预期的涟漪。
“我最早接触乔治·摩尔是从研究王尔德开始的。”孙教授在采访中透露，直到2000年他翻译乔治·摩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时，这位爱尔兰作家也还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注脚。
《宣言》《埃伯利街谈话录：乔治·摩尔谈文学与艺术》《一个青年的自白》译者，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孙宜学教授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国外学界对乔治·摩尔的定位远高于王尔德，他更像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生态。”在孙教授看来，乔治·摩尔是一位富于想象力的作家，更是一位长期被世界忽视的文学天才。在《一个青年的自白》序言中，孙教授写到，“他天生不会按照别人给他安排好的道路循规蹈矩地走下去，而是不受任何成规的羁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自己的天才。从这一点说，他显然和王尔德一样，是天生和整个时代不合拍的人物。”
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关键人物，乔治·摩尔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涉猎广泛，他是一个作家，但又对绘画、历史、哲学有深入的研究。
作为画家出身的作家，乔治·摩尔将视觉艺术的观察方式融入文学批评中。在《埃伯利街谈话录》中，他通过色彩透视法分析简·奥斯汀的叙事结构，指出《傲慢与偏见》的社交场景“如同华托画布上的舞会，每个眼神都是精心设计的笔触”。这种跨艺术门类的评论方式，在学科壁垒森严的20世纪初显得格格不入。
在人生观、艺术观形成的关键十年，他驰骋于巴黎的文人名士之间，并从艺术创作转向文学创作，很快在文学上初露锋芒。孙教授在作品译序中写到，他“如鱼得水，发表了一系列的诗、剧、小说、评论、自传等，使他可以毫无愧色地立于当时英国最伟大的作家行列，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批评家甚至视其为‘在世的英国散文作家中的大师之一’。”显然，他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学秩序。
乔治·摩尔被归入唯美主义阵营，但其创作始终游走于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他既推崇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又坚持用纪实笔触记录维多利亚时代文艺圈的生态。这种矛盾性使其难以被传统文学史叙事归类。正如《宣言》中所述，乔治·摩尔认为“英国小说陈腐不堪”，而法国和俄国文学更富教养，这种尖锐的批评导致其长期被英国主流文坛排斥。
他在文学史上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这种矛盾的身份既源于其文学立场的复杂性，也与其跨领域探索和尖锐的批评风格密切相关。乔治·摩尔“有话直说”的批评风格树敌众多。这种“文学清道夫”式的作风，使其遭到不少名流的公开抵制，甚至被刻上“为艺术抛弃亲情”的墓志铭。
“中外文学的交流，绝对不是几个作家的交流，而是文学整体的交流。”孙教授表示，自己选择翻译乔治·摩尔的作品并推荐给出版社，正是看中了其在英国文学中的整体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以及在中外文学交流中的不可或缺，“大家不能只知道狄更斯、王尔德。过去我们了解外国文学因为很多客观原因是不全面的，给中国读者造成了一种误解，好像英国文学只有这样几位作家。我在研究王尔德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乔治·摩尔，他就像英国文学链条上的一环，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意义”。
“乔治·摩尔提醒我们，文学最终要落回人身上。”在人工智能创作井喷的当下，孙教授特别强调这位19世纪作家的现实意义。当算法可以轻易生成华丽辞藻时，乔治·摩尔笔下那些未加修饰的艺术家速写、充满人性弱点的对话记录，反而显露出不可替代的真实力量。
“乔治·摩尔的作品相对于其他英国作家更务实、特别朴素。”孙教授表示，尽管乔治·摩尔写过小说和诗歌，但真正影响深远的是他带有自传色彩的文学宣言和作家访谈等纪实文体作品。他所坚持的纪实性写作对当代中国文学具有特殊启示。商务印书馆本次出版的《埃伯利街谈话录》《宣言》《一个青年的自白》等作品就集中体现了其独特的纪实美学。这种风格不仅塑造了“文学人类学”的观察范式，更折射出乔治·摩尔对艺术与生活的深刻态度。
乔治·摩尔拒绝传统传记的造神笔法，转而以“未剪辑的胶片”式记录文学生态。在《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中，他既描绘马拉美沙龙里“用银质烟斗划出的语言弧线”，也记录三流画家“用面包屑擦拭调色板”的生存细节。正如他在《宣言》中所言：“最伟大的艺术都是最本能的艺术”，而这种本能首先体现为对真实性的执着。
在巴黎学画的十年（1872—1882），使乔治·摩尔发展出独特的视觉化写作技法。他将印象派的“瞬间捕捉”转化为文学实践，如描写伦敦雾霭时写道：“词语在句间游移，如同莫奈笔下的泰晤士河，轮廓溶解在光晕中”。这种“文字印象主义”不仅突破文体界限，更构建起文学、绘画、音乐交织的纪实美学空间。
在《埃伯利街谈话录》这部作品中，乔治·摩尔刻意保留的“突然中断的寒暄”“未及展开的争论”，则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结构的解构。这种“留白”策略迫使读者参与意义建构，正如其所述：“描写闲谈的能力是判断作家水平的明显标志”。在此，纪实性成为对抗确定性叙事的武器。
不同于王尔德对精英沙龙的迷恋，摩尔始终关注文艺圈的“暗角”。《宣言》中既有托尔斯泰的宏大叙事分析，也记载无名诗人在煤气灯下“就着煤油灯修改十四行诗”。这种视角转换打破文学史的等级秩序，正如他评价巴尔扎克“收获的是一束束灵魂——在爱情幻想中空耗天资的诗人。”
“当你了解了乔治·摩尔的创作背景和当时英国文学的背景之后，再慢慢且深入地阅读乔治·摩尔的作品后就会发现，他对英国文学的人和事，了解得异常丰富，包括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一些作家的介绍，他试图梳理出当时整个欧洲文学的潮流来。在他外面看似平静的文学表达之下，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时代的宏大主题。”孙教授认为，“他是一名非常关注时代、关注时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作家。”
“我认为乔治·摩尔应该得到重视。因为这个时代可能不需要王尔德，但一定需要乔治·摩尔。”孙教授认为，乔治·摩尔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一个方向：不管是文艺启蒙还是文艺复兴，归根结底都是围绕人来做的。乔治·摩尔的文学创作，很多都是访谈作品，属于即时性、史料性质的，“但无论文学多么复杂，都必须关注现实。乔治·摩尔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的作家要关注当下的人和事，这也是我翻译他作品的一个重要想法，要让更多的人关注他的作品，并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责任在哪里。”
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孙教授始终坚持“翻译的目的应该不是原汁原味，如果是原汁原味，应该是译者和译者所在国所喜欢的‘汁’和‘味’，这才能解释翻译为何的问题。”他更想通过作品让人能够体会到乔治·摩尔的文字之于生活的“味道”，让人知道一个真实的作家在用自己真实的文字记录一个真实的时代。
乔治·摩尔笔下有直白的观点，也有春秋笔法，但更加委婉。在孙教授看来，乔治·摩尔语言中的机智幽默更像是来自英国绅士的传统。“他的文风有贵族气，显得很平等和庄重。他以一种纪实的平实的文风，通过文学表达的方式记录一个时代的痕迹，是超越了其他英国作家的价值所在。”
乔治·摩尔所在的时代，法国巴黎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圈子。在那里的十年，乔治·摩尔浸润于法国唯美颓废主义浪潮，与马拉美、马奈、莫奈等艺术家密切交往，文学和艺术风格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如他在《一个青年的自白》中坦言：“我像一块光滑的蜡，接受一切事物被塑造成任何形状”。但孙教授判断，“他是认为英语不够优雅，或者英语不及法语风雅。”在孙教授早前翻译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中，有部分章节乔治·摩尔就是用法语创作的。其作品中“绅士式幽默”与贵族式的审美克制，恰好构成了唯美主义的另一面向。
乔治·摩尔在英国文学史上是被当作唯美主义作家，他的作品还诞生了很多优美的句子，比如“美是人类天生的需求”“人生的琐碎事儿却需要许多细节才能解释”“生活是一个完美的礼物，我们有责任自己享受它，并帮助别人也享受它”。但乔治·摩尔的唯美又是与王尔德那种唯美是有差异的，他的唯美更注重从日常褶皱中发掘美学价值，如记录煎饼摊的烟火气，展现出“生活即艺术”的实践性特质。
在乔治·摩尔的笔下，也有很多生活中不如意的地方。这些场景在王尔德的笔下更多充满了嘲讽，在乔治·摩尔的笔下则是一个比较平视的视角，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生活中到底存在着哪些美。他既描绘马奈画室的美学革命，也刻画颜料商人的生存博弈，形成维多利亚时代文艺生态的全景扫描。这种对普通创造者的凝视，暗含“美是人类天生的需求”的平等宣言，将生活美学从贵族沙龙解放至市井街头。孙教授说，“他的很多作品，包括他的小说、诗歌，都是更多地去告诉人们自己生活中就有美，没必要去羡慕别人生活中的美。”
这种“日常审美主义”，恰是治愈当代人焦虑症的文化良方。乔治·摩尔教会读者：历史的真相不在纪念碑的铭文中，而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艺术的伟大不在于完美的修辞，而在调色板上的面包屑中。大家在这种平淡的生活里面，怎么样找出生活的趣味来，这或许是他对于当代读者更大的时代价值。正如孙教授所言，“无论是乔治·摩尔那个时代的问题，还是现在的人遇到的包括AI与人的问题，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人如何在竞争中生存和生活下去。因此，解读乔治·摩尔，一定要从生活的角度出发，这也是我在翻译和推荐他作品时的一个核心理念。”
“过度学术化的翻译就像庖丁解牛，解剖得越精细，文学的整体性流失越多。”孙教授针对学界关于“学者严谨性”与“译者文学性”的争议，在这三部作品的翻译中，提出了“无为翻译”的理念。比如在《埃伯利街谈话录》的译校过程中，刻意抑制学术阐释冲动，保留原文的“毛边感”——那些看似冗余的寒暄、突然中断的对话，恰恰是还原历史现场的关键细节。在法语章节的转译中，孙教授创造出“英法风格中和法”：将法语特有的优雅句式适度调整为英语的平实结构，既保留原作的巴黎气质，又避免破坏整体文风的统一性。这种语言层面的创造性妥协，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微观实践。
面对19世纪欧洲艺术圈的密集人名网络，孙教授选择了“去注释化”策略。“这些注释与阐述用途不大，因为他关注的是作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不需要读者记住每个艺术家的生平，重要的是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磁场。”这种处理方式暗合乔治·摩尔本人的创作理念——他记录的是文艺思潮的生态图谱，而非个体明星的升沉轨迹。
这种翻译哲学在当下这个数字时代更具启示意义。当碎片化阅读催生“编译体”“梗概体”盛行时，乔治·摩尔作品的完整译介本身就成为抵抗文化速食主义的宣言。孙教授坦言：“我在翻译的时候，没有从主观上过多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度。因为好酒首先必须有人能品尝出来。我不能因为有人只能喝38度白酒，把53度的好酒通过掺水的方式兑成38度。我们不怕读者暂时读不懂，重要的是保存原作的完整基因库。”
在翻译乔治·摩尔作品的同时，孙教授还在主持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项目。他说，在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和文化交流研究中，每个人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一个具体的点，但这个点应该如何服务一个面？“我设计过一个路线图，一部作品从创作到出版，然后通过翻译对外传播，就好像我们在作品所到之处都建立一个烽火台，最后形成了一个文化传播的大格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接受另外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都是片面的。从事这个工作的译者、研究者，要尽可能地把一个一个的点和面连成片，然后进而把这一片一片再连成一个世界地图。”乔治·摩尔的作品无疑就是该计划的试点项目——其跨艺术门类的特性，可同时触达文学、绘画、戏剧等多个受众圈层。
自己翻译的这三部作品，以“涵芬书坊”轻经典定位出版，孙教授表示，商务印书馆的“轻经典·大乾坤”策略，正是通过小开本、精编版降低阅读门槛，在培育潜在读者群的同时，为深度阅读预留入口。“这是举重若轻的做法。越关心生活的作品越容易成为经典，而越经典的作品一定要在最日常的生活中能够影响或者感化更多的人。经典要回归生活，要让来自生活的经典重新回到生活中去。”
作者简介：
乔治·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爱尔兰作家，对爱尔兰的文艺复兴做出过很大贡献。代表作有《伊丝特·沃特斯》《情欲之花》《克里思溪》《一个青年的自白》《埃伯利街谈话录》《爱洛伊丝和阿伯拉尔》等。
译者简介：
孙宜学，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等，主持“中国大论坛”“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经典译丛”“艺术与文明书系”等大型系列丛书，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编、译著5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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