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活字印刷早就预言了5G时代的阅读狂潮？

书籍是什么？当新时代的读者不读书了怎么办？

2024年末，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牛津全球书籍史》（以下简称《书籍史》），由剑桥大学书籍史权威詹姆斯·拉文领衔、16位全球学者合著的巨著，以“书籍”为棱镜，折射出人类文明五千年的演进轨迹。这部近500页的大书，看似在讲书籍史，却又处处包含并映射了与之紧密相关的出版发展史和未来趋势，并为我们揭示了“书籍”之于出版的另一层关系。

詹姆斯·拉文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去包含深意的问题。“说到‘书籍’的时候，我们多半认为自己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书籍包含一些字句、一个书封和一个书脊，有时也包括一些图版。如果是参考书的话，多半还包括一份目录，外加一堆索引。我们本能地认为书籍是印出来的。”

但是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我们对于书籍的传统认知已经被动摇。电脑、手机、数字文本，都在挑战我们对于书籍构成、功能和目的的固有观念。也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伴之以国内图书零售市场的下滑（全球图书零售市场也不景气），再次出现了“出版会被取代”的声音。

这是因为普通读者不读“书籍”了吗？传统出版市场的下滑，与“书籍”之间存在哪些联系？我们真的认识“书籍”以及与之相伴出现的出版的功能与价值吗？从书籍的历史中，又影射出了哪些与出版相关的影子和趋势？

重塑“书籍”定义：从物质载体到文明符号，书籍的物质形态对文本所传递的重要意义

书籍是出版最主要的业务形态，但书籍的出现要早于出版这项工作很久，至少可上溯到5000年之前。

詹姆斯·拉文在本书的导言中指出，随着数字时代的书籍新形态出现，我们逐渐认识到书籍史并不仅仅是纸质本册的历史，更不仅仅是印刷图书的历史，而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各个民族，如何处于各自不同的理由，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存储、传播并取回只是和信息的历史。

因此，《书籍史》开篇导言中即挑战传统定义，提出“书籍是记录并传播信息的技术”，涵盖甲骨、竹简、莎草纸乃至电子屏幕等多元形态。例如，书中展示的商代牛肩胛骨占卜记录，不仅承载王室决策，更通过裂纹与刻字的结合，形成早期“图文互动”载体，其功能与今日电子书的超链接逻辑惊人相似。这种定义将商代占卜兽骨、印加结绳记事等纳入考察范围，揭示了书籍的本质功能：跨越时空的信息存储与共享。正如詹姆斯·拉文在接受《书籍史》译者李家真采访时曾表示，你所追问书籍到底是什么，心中浮现的通常是一个物质化的形象，我们尽可认定，作为实体的书籍应该包含文字、封面和书脊，还可能包含图片，但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十分狭隘、因地而异的定义。更极端的例子是，能不能把一个人也视为一本书？

不同的书籍的物质形态往往由此衍生全新的意义。新的版本经过重新排版、重新印刷和重新包装，还可能经过翻译，添上新的评注或附图，传播到四面八方。所有这些都会为文本的变异推波助澜，使文本触及散居多国乃至遍布全球的新社群，辗转流传许多个世纪，走进各种彼此大相径庭的文化语境，并由此得到重塑。在文本流传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生产商、出版商或编辑的干预都有可能改变原有的事态，使文本的各种类型、同一作者或同类作者的各种作品和其他的书籍及读者群体三者互动，缔结局限于特定时间的多重关系

同时，《书籍史》对比了伊斯兰贝叶经、中国雕版印刷、欧洲活字术等技术路径差异。以中国为例：宋代雕版因汉字特性与市场需求，形成“一版多印、按需修订”模式，与欧洲活字追求标准化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技术选择的差异性，揭示了出版业的核心规律：载体形态受文化基因与经济逻辑双重塑造。书籍的物质形态对文本所传递的意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印刷书籍的读者会意识到，其他读者若是展读自己正在读的某本书，读到的基本会是“同一本书”。但手写书籍的读者即便会产生同样的意识，他心目中的“同一本书”也和前者心目中的“同一本书”大相径庭。

技术驱动的历史脉络：从黏土刻写到数字编码，新旧载体长期共存

历史上，技术进步在书籍的物质形态变化和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书籍史》指出，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内容形态的塑造者。在中世纪，羊皮卷的制作成本非常高昂，因此人们发明了缩写符号体系来减少书写空间和材料的使用，从而降低记录和传播信息的成本。这种缩写符号体系使得信息能够在有限的载体上保存和传递，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羊皮卷因成本高昂催生缩写符号体系，与当代短视频简化文本异曲同工。以19世纪电话号码簿为例，它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但随着电话和电信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和存储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通信技术如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电话号码簿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揭示，技术淘汰使曾经主流载体沦为“文化化石”。

最早的书籍形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苏美尔文明，他们使用泥板刻写楔形文字。随后，古埃及人发明了纸莎草卷轴，这标志着书籍材料的重大进步。这些早期的文字记录技术奠定了书籍作为知识传递工具的基础。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使用羊皮（如犊皮）制作卷轴或折叠成册的手抄本。这种材料比纸莎草更耐用且便于保存，但生产成本较高。尽管如此，手抄本成为了中世纪欧洲修道院传播知识的主要方式，但由于手工复制的效率低下，书籍数量有限且价格昂贵。

公元11世纪，中国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书籍制造技术的一次革命性突破。然而，真正使书籍大规模普及的是15世纪德国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机。这一技术大大降低了书籍生产的成本和时间，使得书籍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被更多的人所拥有，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社会的进步。

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造纸技术和机械印刷得到了进一步改进。新型造纸机提高了纸张的质量和产量，而轮转印刷机则加快了书籍的印刷速度。此外，装订工艺也逐渐标准化，书籍变得更加坚固美观，阅读体验得到提升。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电子书应运而生。电子书不仅改变了书籍的物理形态，还提供了全新的阅读方式，例如可调节字体大小、内置词典等功能。电子书平台如亚马逊Kindle、苹果iBooks等，使得获取书籍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任何人只要有网络连接就可以随时随地下载和阅读各种书籍。

从泥板到电子书，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深刻地影响了书籍的物质形态，进而改变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无论是书写材料的改进、印刷技术的革新还是数字媒体的应用，它们共同推动了书籍向着更加高效、便捷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拓宽着人类的知识边界。正如《书籍史》中所描述的，我们可以看到书籍作为一种文明符号，在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书籍将从单纯的物质载体转变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承载着知识和信息，还将成为文化交流、社会互动和文明传承的重要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载体长期共存，例如，电子书并未取代纸质书，反而催生收藏级精装本市场。

但对当前火热的以语言大模型为代表的AI人工智能，译者李家真表示，“我做过多年编辑，照我个人的体会，人工智能应该能给出版工作带来相当的便利和助益。话又说回来，这些便利和助益多半只会局限在营销层面，并不能提供核心价值，因为人工智能尚不具备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多半还永远不会具备。”

社会功能变迁：从知识垄断到文明平权，书籍将继续扮演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世界的重要角色

书籍在历史上从知识垄断到文明平权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西方启蒙运动为例，印刷术打破了教会知识垄断，推动理性思潮传播。类似地，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借助石板印刷技术普及白话文，重塑国民思想。这些历史表明：出版业的终极使命是降低知识获取门槛。

在古代，书籍主要由宗教机构和贵族阶层掌握，它们不仅是宗教经典的记录工具，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通过控制手抄本的生产与解读，维持了对知识的垄断。只有少数经过专门训练的神职人员能够阅读和解释这些经典，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到真正的知识。

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使得书籍的成本大幅降低，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技术进步打破了宗教和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使得更多人能够获取教育资料和其他形式的知识。随着书籍变得更为普及，普通人开始有机会接受教育，这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

这些表格在各个层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教育普及层面，印刷术使得教科书、字典等教育资源得以广泛传播，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在思想解放层面，马丁·路德利用印刷术广泛传播《九十五条论纲》，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挑战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在科学革命层面，科学家们如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通过印刷品分享他们的发现，加速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学革命的到来。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书籍作为知识传播工具的一个重要时期。启蒙思想家们撰写并出版了大量的哲学、政治和社会学著作，旨在启迪民智，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权威。这些书籍不仅在欧洲内部广泛流传，还通过翻译传入世界各地，激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民主意识觉醒。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等作品提倡自由和平等，激励人们追求人权和公民权利。公共领域形成：咖啡馆、沙龙等公共场所成为人们讨论书籍内容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思想交流空间，有助于公众舆论的形成。

进入现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教育体系的完善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书籍的角色进一步扩展到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致力于缩小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教育差距，通过建立图书馆、推广义务教育等方式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触书籍和学习知识。

现代社会强调终身学习的理念，书籍作为最重要的知识来源之一，帮助个人不断提升自我，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的书籍相互交流，既丰富了人们的视野，也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各民族的独特文化遗产。电子书和在线资源降低了获取知识的成本，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或经济条件较差的人群来说，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

书籍从最初的少数精英专享逐渐走向大众化，这一历程反映了人类社会不断追求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无论是通过印刷术带来的知识爆炸，还是现代信息技术促成的信息共享，书籍始终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关键力量。在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书籍将继续扮演着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世界的重要角色。

正如译者李家真所言，“在当前这个数字化时代，书籍（具体形式不论）理当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爆炸乃至泛滥的‘资讯’，往往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书籍恰恰可以为读者提供相对可靠的立足点，提供筛选甄别的准绳和标尺。当然，能够演好这种角色的书籍，只可能是那些本身经过筛选甄别、真正蕴含教益的书籍。”

行业未来图景：从内容生产到生态构建，未来出版业需从“内容制造商”转向“知识服务商”

《书籍史》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书籍发展的历史脉络，还提供了对未来出版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从书籍的发展历史出发，我们可以预见书籍及出版行业在未来的内容生产到生态构建过程中将经历一系列重要变化。詹姆斯·拉文指出，未来出版业需从“内容制造商”转向“知识服务商”。

在内容生产的变革中，内容形式将更加多样化。随着技术进步，书籍不再局限于纯文本形式。未来的书籍可能会集成音频、视频、互动元素等多种媒体形式，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例如，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的应用可以使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事情节。借助大数据分析，出版商可以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推荐或定制书籍内容。这种个性化的服务不仅能够提高用户满意度，还能增加书籍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

互联网平台使得作者可以直接与读者交流，获取反馈并据此调整创作方向。众筹出版模式也日益流行，读者可以参与到书籍的前期策划和资金筹集中来。未来书籍的创作可能涉及更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合作，如科学家、艺术家、设计师等共同参与，创造出更具创新性和深度的作品。

在渠道的变革端，随着电子书市场的不断扩大，数字阅读平台成为重要的分发渠道。这些平台不仅提供了便捷的购买和下载服务，还支持云存储和同步阅读功能，方便读者随时随地阅读。对于那些仍然偏爱纸质书的读者来说，按需印刷技术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书籍，减少了库存压力和浪费。

随着翻译技术和跨国物流的发展，国际间的版权交易变得更加频繁，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书籍流通。通过先进的翻译工具和技术，出版社可以在短时间内推出多种语言版本的书籍，满足全球读者的需求。

在从内容生产到生态构架端，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越来越多的社交阅读平台让用户能够在平台上分享读书心得、讨论书评，甚至直接与作者对话，增强了读者之间的互动性。书店和图书馆组织的各种读书会、签售会等活动逐渐与线上直播相结合，形成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阅读生态系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出版业也在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使用环保材料制作书籍、减少碳足迹以及推广二手书交易等方式都是实现绿色出版的有效措施。许多出版社开始关注社会责任感，通过捐赠图书、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支持教育公平和社会公益事业，推动知识的广泛传播。

译者李家真接受采访时说的，“译完这本书之后，认识或感悟不敢说，我只是对书籍和文字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的体会，对书籍和出版业的生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虽然这些意义和生命力，并不一定会体现在现实的功利层面。”

书籍史的研究价值，在于将行业置于五千年文明长河中考量。它提醒我们：出版的本质从未改变——人类对意义创造与共享的永恒追求。正如西班牙哲学家列多所言：“书是存放时间的容器”，而出版人的使命，是让这个容器在不同时代绽放新的光芒。在AI与元宇宙浪潮中，唯有深植历史智慧，方能驾驭未来变革。

在未来，书籍及出版行业的图景将更加多元化和智能化。从内容生产的角度来看，多媒体融合、个性化定制和跨领域合作将成为主流；在分发渠道方面，数字平台的普及和全球化分销网络将进一步扩大书籍的覆盖面；而在生态构建上，社区化阅读体验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引领行业发展新方向。正如《书籍史》所展现的那样，尽管书籍的形式不断变迁，但其作为知识传递媒介的核心价值始终不变，并将持续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

作者：李子木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