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拒绝逃亡,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后,慷慨赴死,以身殉道。世人皆道谭嗣同是英雄,是“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在浏阳作家彭晓玲眼中,这位英雄的形象却更加立体饱满:他长相耐看,清癯卓荦中隐藏着淡淡忧伤;他诗文俊逸,琴艺精湛,武艺高强,于朋友坦诚相待,于妻子情如磐石,于兄弟姐妹关爱有加,于国家更是勇往直前、甘为变法舍命。谭嗣同的样子在脑海中越清晰,彭晓玲就越忍不住去探寻更多他留下的踪迹。在经过时近八年的寻访、阅读和书写后,彭晓玲终于为她的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点。可她知道句点不代表终点,谭嗣同走过了很多路,他还继续在路上,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其他地方之内,他的命运都在所有其他的命运一体大同之中。这部作品的付梓是为了提醒世人:天下嗣同,复生不死。
《谭嗣同(全三卷)》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彭晓玲
出版时间:2023年08月
“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谭嗣同以鲜血映照清廷的腐败和黑暗,以铮铮铁骨唤醒沉睡的国人。在彭晓玲看来,“谭嗣同不再是一个单面的历史人物,他的经历就是中国曾经的苦难,他生命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他全部的生命。”撰写《谭嗣同》时,彭晓玲以蛛网式的复线结构来书写历史真实,以谭嗣同的成长、成才、为家国勉力变法的短暂而壮烈的生命历程为主线,以欧阳中鹄、唐才常、陈宝箴父子、梁启超等人在晚清诡谲动荡的历史风云中的活动史为辅线,线条清晰,情节跌宕,张力充盈,主副线有机交织,刻画出一幅描绘奏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序曲的宏伟画卷。
《谭嗣同》是一部难得的以晚清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为主角的“诗家之书”,全书分三卷,62章,共计99万字。这是彭晓玲呕心沥血近八年谱写的一曲歌颂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雄赞歌,也是她交给自己的一份答卷。
2006年年初,彭晓玲入职浏阳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专门负责文史资料工作。借着工作的便利,她阅读了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重新“结识”了自己的同乡谭嗣同。谭嗣同心忧天下的爱国精神、“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牺牲精神、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深深打动了她,作为浏阳人,为家乡有这样的英雄感到无比自豪。然而经过查找,她发现直至2000年代,市面上都没有完全意义上以谭嗣同为主角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谭嗣同传记。身为作家的文学使命感和身为同乡及英雄崇拜者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着彭晓玲下定决心从体例上填补空白,用文学的方式来为英雄立传。
2016年年初,彭晓玲开启了《谭嗣同》的写作计划。她先是不断查阅史料,却越看越意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几番思量后,她与好友一起踏上了寻访谭嗣同之路。北京、上海、武汉、天水、兰州、长沙……彭晓玲陆续走访20多个城市与地区,祭拜过谭嗣同与夫人李闰之墓,瞻仰过金陵刻经处,看过烈士生前用过的铜墨盒、印泥盒和砚台,与谭氏后人深谈过谭氏家史。她重走谭嗣同曾走过的路,在天水陇右道署、潼关黄河彼岸、北京卢沟桥上追逐着谭嗣同的背影。
越走,谭嗣同的形象就越清晰,从一个“纸上英雄”一点点鲜活起来,最后活生生地站在了彭晓玲的眼前:他长得那么耐看,修长瘦削,额亮顶宽,面容清癯,骨相清朗,略凹的大眼,目光灼灼,却又藏着淡淡的忧伤,一出言吐语,则似清泉娓娓般舒畅。他诗文俊逸,琴艺精湛,武艺高强,于朋友坦诚相待,于妻子情如磐石,于兄弟姐妹关爱有加,于国家更是勇往直前、为变法舍命……
由于内心时时为英雄而激荡不已,彭晓玲只好先将心中情感凝结成一部包含23篇文章共48万余字的历史散文集《寻访谭嗣同》。这部散文集选取了与谭嗣同关系密切的父母兄弟、爱妻师友及戊戌变法时的重要人物、场景,围绕谭嗣同从不同角度作众星拱月、万莲托佛似的叙写,从各个时空的侧面,使谭嗣同的思想、情操、人格、精神等更鲜活、更故事化。
而体裁为长篇历史小说的《谭嗣同》则是通过发挥文学想象力,在历史空隙中填入原创要素,从而让真实的历史展现出文学魅力。小说虽然以谭嗣同作为主角,同时却又塑造了梁启超、唐才常、陈宝箴、熊希龄等晚清爱国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人物都是维新运动中的干将,与谭嗣同关系亲密,同样满腔热诚地以各种方法共同推动维新变法。以他们在晚清诡谲动荡的历史风云中的活动史为辅线,更能展现壮阔的时代背景,凸现谭嗣同壮丽的生命轨迹,充分体现长篇小说所具有的厚重与深广。
彭晓玲在撰写《谭嗣同》时,既没有写谭嗣同幼年在北京、青年在西北的时光,也没有写他生命最后时光在北京被委任军机章节、入值中枢的经历,而是选取了他在武汉、南京、长沙三地的活动进行创作,聚焦于他26岁到33岁的这八年人生。故事从谭嗣同葬仲兄谭嗣襄起笔,这一年是光绪十六年(1890),谭嗣同26岁。当他放弃科考,执意从上海迎接仲兄灵柩回浏阳后不久,其父谭继洵便升任湖北巡抚。谭嗣同遵父命安葬好仲兄后赴武昌巡抚署,提前为父亲赴任料理。武汉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时有张之洞在此办洋务,视野开阔,虽比不上天津、上海和广州开放,但相对其他很多地方来说,有新式学校有洋务厂局有轮船等,已涌现新的可喜的气象。于谭嗣同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从此地从此时开始,他广泛接触西学,进而广泛交游,迅速成长,迅速走在时代的前列,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的事业之中,乃至为维新变法而慷慨献身。
彭晓玲从创作伊始便将这部作品当成一部成长小说来写,致力于呈现出谭嗣同的内心世界与人生轨迹。书中三卷标题分别为“萌动”“觉醒”和“怒放”,层层递进,相互呼应。
上册《萌动》,写的是1890至1894年。当谭父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时,谭嗣同也随全家移居湖北武昌。武昌交通四通八达,风气远比兰州开通许多。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就任湖广总督后,先后创办了两湖书院、湖北铁厂、湖北枪炮厂等,武汉迅速成为南方著名洋务重镇。随着老师欧阳中鹄加盟巡抚幕,湖北巡抚署成了浏阳士人聚焦的中心,年轻的唐才常、刘善涵也加入其中。正是这几年,谭嗣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西人格致之学,并将之与船山哲学结合起来,维新思想由萌动,趋于成熟。
中册《觉醒》,写的是1894至1895年。这两年,甲午初败,丧权赔款,中国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谭嗣同迎来他的而立之年。他自号壮飞,与过去之“旧学”“旧我”“旧思想”彻底决裂;这两年,浏阳旱灾,饿殍遍野,谭嗣同与老师欧阳中鹄以工代赈、救济灾民;与欧阳中鹄及好友刘善涵、唐才常等萌生出救亡之志,创立浏阳算学社,开一县之风气。他真正觉醒,勇敢地引领湖南维新运动。
下册《怒放》,写的是1896—1898年。这几年,谭嗣同沉淀了西北十年的边塞时光,在南京候补期间,随杨仁会学佛,撰写《仁学》,并办了测量会。之后,他干脆弃官去往长沙,与梁启超、熊希龄、蒋德钧、唐才常等一起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维新大业中,创办《湘报》、办时务学堂、开南学会,他尽一切努力倡导着德先生与赛先生,以一己之力引领了时代的思想浪潮,他勃勃的生命迎风怒放。
八年时光,他肩负时代和民族的重任,排除万难,逆风而行,成就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谭嗣同。
谭嗣同身上有很多标签: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仁学》创作者等,但很多人更愿意直接称呼他为“英雄”。作为生活优渥的官二代,他本可以过安逸的生活,他本可以逃离维新变法前沿阵地,他本可以逃避慈禧太后的追捕而保全生命,但他偏偏不逃。当他的师友开始掣肘他内心激进的救亡图存,阻扰维新变法时,他不惜与恩师欧阳中鹄反目,与挚友陈三立对垒。当梁启超劝其出走日本,毋作徒死,他坚定地摇摇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更为慷慨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之后,他大开浏阳会馆中门,静候捕者,而被杀时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仁至于天地,义尽于中华。
处理真实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小说创作者绕不过去的课题。真实性与好看,哪个更重要?彭晓玲认为,过度拘泥前者,往往失之呆板乏味;一味追求后者,则有篡改虚无之嫌。历史小说与别的文学题材不同,它基于真正存在的历史,其文学魅力,很大程度源于这种真实感。譬如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无论“状诸葛之多智”到什么程度,也要面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这种无可改变的史诗感,恰恰是《三国演义》最具魅力的地方。
因此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在把握“守正”这个大原则的前提下,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空隙中填入原创要素,通过发挥文学想象力,赋予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现代意义,这就离不开创新意识。所谓“创新”,并非凭空杜撰,它是一种基于历史真实的合理想象,但这正是最考验历史小说作者的地方。作者必须充分了解历史本身以及背后的逻辑,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推演,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创新。例如《谭嗣同》这部作品中,彭晓玲虚构了家里为了延续香火,强迫谭嗣同娶小妾;他的师爷黄颖初为他抄写《仁学》,因被其大胆改革、否定封建专治的思想为惊吓,乃假装发疯;他的侄子谭传赞染上鸦片瘾及其艰难地戒除鸦片;他的小跟班罗成的故事等等情节。这些虚构,都是渲染时代背景,和为塑造主要人物的形象服务的有效手段。
在创作《谭嗣同》的过程中,彭晓玲要面对的最大难点,是要突破几大隔膜。首先是时代的隔膜。想要写出好的故事,就必须要回到晚晴时代的现场。可那个时代的局势复杂而诡谲,如何梳理和还原,是她绕不过去的“拦路石”;其次是男女的隔膜。在彭晓玲心中,谭嗣同是男人中的男人。他是纯粹之人,是决绝之人,还是冲动之人,他把一切道义扛在肩上,大义凛然地走上前去,走向历史的阵痛深处。他还是一个自我孤独清高之人,一个内心悲观之人,是一个被文化、被家族、被师友、被时代锁住了命运之人。为此写作时,她必须要以男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以男性的思维来揣摩人们内心来思考问题。性别思维的转换,对于一个异性作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还有生活的隔膜。写小说要有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和对当时社会观念的呈现,且要在这两方面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才会让读者对小说中的“时代”有强烈的沉浸感和体验感。为此,彭晓玲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学习,才能准确描绘出小说中的人物该穿什么衣、吃什么菜、读什么书、看什么戏等等。
“谭嗣同是英雄人物,但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写英雄人物时不能简单化,不能扁平化处理,一味地叙写他高大上的英雄行为,而应该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谭嗣同》这部作品,彭晓玲写的是日常,是生活化的谭嗣同。在写作过程中,她珍惜谭嗣同的每一个生活日常,极尽所有地还原他那几年的生活、交友、维新变法活动场景。她写谭嗣同出身富贵,风度翩翩,吃穿讲究,雅好交游;写他用情专一,如遇花酒陪局,当即拂袖而去;写他行走江湖,身佩文天祥所遗之凤矩剑,看尽了人间苦难,身上竟然没有半点贵公子哥儿的各种习气;写他任侠尚武,联络哥老会,参与暗杀计划;写他视周遭之疾厄苦恨为己出,为家乡浏阳之赈灾,如救头燃……
彭晓玲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遇见那个一百多年前真实、可感、亲切的谭嗣同,认识一个历史书上完全不一样的谭嗣同。
悠悠125年过去,谭嗣同不再是一个单面的历史人物,他的经历就是中国曾经的苦难,他生命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他全部的生命。除了散文集《寻访谭嗣同》、小说《谭嗣同》,彭晓玲还写了一部《谭嗣同传》,已于今年9月交相关出版社审读。她说,谭嗣同是写不尽的,因为他是浏阳的文脉,是湖南人的地域性格养成记,是晚清集体群像中挂在最正中的那一幅,是影响中国命运中最深层的、并延续到今天、乃至未来的文化基因组……谭嗣同走过了很多路,他还继续在路上,他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在其他地方之内,他的命运都在所有其他的命运一体大同之中。
天下嗣同,复生不死。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