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年鉴数“鉴”齐发

作者：李子木 2023年10月08日来源：百道网

9月21日，为宣传推介中国社会科学系列的学科年鉴，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年鉴建设取得的成就，推动学科年鉴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年鉴发布会，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由院属单位编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4部学科年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出席发布会并致辞，并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二级巡视员王保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为此次发布的24部学科年鉴揭幕。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胡滨主持发布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胡滨

“集中发布24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年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的一次具体展示，也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次实际行动。”在发布会上，甄占民对集中发布的年鉴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收录的年鉴有400多部，我们已形成了国内唯一成规模、有较高学术品质的学科年鉴集群。绝大多数年鉴保持连续出版、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同步，开辟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创新了学术出版新新形态，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贡献了年鉴力量。也可以说学科年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的学术品牌，也成为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强学科建设当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甄占民

编纂年鉴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夙愿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谈话中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

在1978年编写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提出了编纂学科年鉴的设想，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创办了《世界经济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国人口年鉴》等引领风气之先，加上新世纪初创办的《中国经济学年鉴》，《马克思主义年鉴》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年鉴的基本架构得以形成。

但此后，因为各种原因，许多学科年鉴中断出版，保持连续出版的几种年鉴体例也不尽统一，并分别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没有形成学科年鉴的整体影响力。

201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年鉴工作的背景下，成立了年鉴工作室，靠着一股闯劲年鉴工作室经过一年的奔走，在2014年使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达到了10部的规模。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响应创办年鉴的号召，《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中国民俗学年鉴》，《中国生态文明年鉴》先后创办，年建规模逐年上升。2014年7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首批10部）出版发布会暨学术年鉴座谈会”在京召开，标志开拓学科年鉴系列出版品牌初显成效。2015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2015年度重大成果系列发布会：学术年鉴成果专场”召开，这是年鉴系列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优秀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荣誉称号后的一次集中展示。2017年9月26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暨《全国社会科学院年鉴》出版研讨会”在京召开。2019年11月15日，“加强学科建设：构建学术年鉴评价体系研讨会暨首届年鉴主编论坛”在京召开，会上宣布，编纂年鉴作为研究所科研工作量的重要指标，纳入创新工程进行考核。2021~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系列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科年鉴系列阶段。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已出版和启动编撰的学科年鉴达38种，累计出版420余部。学科年鉴系列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学术品牌。

“年鉴的创刊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是时代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陈星灿表示，几十年前的出版物很匮乏，研究人员要想全面了解当年的考古学的发展非常困难。中国考古学科年鉴在1979年之后创立，之后经过一段的筹备，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第一版，到现在接近40年的时间里已经连续出版了37卷。

从提出选题策划，到组建人马启动项目，再去寻找合适的作者明确写作要求，再一步步就稿件进行交流、修改、完善并最终完成出版，这个是一个非常琐碎且繁杂的工作，对于科研任务本就繁重的研究所而言，要实施这一项目却需要反复考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历来是非常重视日本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和这种学术传承的。我们在正式出版年鉴之前，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专业化，以专业性来确保客观性。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基本问题是人手不足。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对国内的日本相关研究机构做到全面覆盖一个不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对当初年鉴出版工作启动时的困难历历在目。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李正华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当时参与年鉴编纂的人都没有经验，国史研究是一个新兴学科，在编纂过程中，又充分反映出了学术界对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情况，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

李正华

作为年鉴出版方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些年陆续研究起草了《中国社会科学年鉴编纂体例规范（试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年鉴体例规定》，累计出版精品学科年鉴200多部，年鉴的高质量出版也为各编纂单位年鉴的持续输出建立了信心。出版社社长赵剑英说，“社会科学学科年鉴系列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推动下打造的一个重要学术品牌和出版品牌。年鉴的学术信息含量很大，但是它不可能含括这个学科当年的所有内容，筛选什么、选择什么进入年鉴，实际上代表了主编者、学术年鉴撰写者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评价。”

赵剑英

让科研人员站在巨人肩膀上，让年鉴成为推动科研的学术支撑

“在过去，对于研究院尤其是新进入科研领域的人员，找一本年鉴，了解一下某个学科总体的学术状况、代表性的观点、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性的回忆，那都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我注意到图书馆一些年鉴的翻阅破损率非常大，甚至有的年鉴被翻阅得破破烂烂，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它真正的价值所在。”年鉴编纂和出版，在某种层度上也是学术评价体系的一部分，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最基本支撑。发布会上甄占民提到，要让年鉴“成为科研人员把握学术动态、掌握学术发展脉络和趋势的重要平台，真正成为科研人员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动科研的重要学术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编撰学科年鉴，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年鉴事业的开拓者，特别是2013年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年鉴工程后，学科年鉴工作驶上了快车道，经过10年的努力，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截至今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编纂和出版的学科年鉴达38种，覆盖了12个一级学科和26个二、三级学科。

对此，甄占民也对年鉴撰写和出版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学术发展前沿的系统梳理和提炼，丰富的学术积淀和学术资源，是学科年鉴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学科年鉴不仅要推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综述文章，对于学科发展动向及趋势作出归纳，引导学科发展，还要加强学理阐释、学人的介绍、学派的梳理，从而全面系统地反映各个学科的发展脉络，为推动学科发展提供有益资料和知识积累，为后人治学提供学术根基和方向引领；要提升学科年鉴的编撰和出版质量。学科年鉴要真正立得住，走得远，关键靠质量。一方面要瞄准理论前沿、学术前沿，着力反映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创造。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稿件的学术质量和编纂质量，做到科学规范，严谨权威；要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进一步发挥好学科年鉴在对外学术交流中的重要的作用；加大对学科年鉴工作的支持力度。在“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学科年鉴的全覆盖，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的一级学科和重要的二、三级学科，都要有学科年鉴，每个单位至少要编纂一部学科年鉴，形成学科齐全、内容丰富、信息权威、影响力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年鉴集群，要多渠道筹集经费，逐步加大对年鉴的资助力度，提高资助标准。其中甄占民尤其提到了“要结合创新工程的制度改革，运用科研绩效考核的政策杠杆，加大对学科年鉴的支持力度，调动各单位和学术骨干参与年鉴编撰工作的积极性”。

本次发布会对纳入学科年鉴方阵的24部年鉴进行集中发布，可谓是对过去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编纂和出版工作的一次巡礼。10年来，学科年鉴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新时代学科发展的脉络，反映学术思想的演进，发挥思想引领和文化支撑作用。从世界出版业来看，我国是第一个出版系列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年鉴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是目前出版学科年鉴品种最多的出版社。

在发布会上，赵剑英表示，10年来出版社研究年鉴的体例，挖掘年鉴工具书功能，随着对年鉴编纂体例的认识程度加深，学科年鉴从最初的资料汇编向资料性工具书转变。年鉴分社先后起草两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体例规范》，参与起草两版《学术年鉴管理规定》，有力地促进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费支持、统一出版、统一体例、统一发行。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各个研究所编撰新年鉴起到了辅助作用，让年鉴编撰工作有章可循。

2021年以来，年鉴工作再次迎来了发展新高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新一轮年鉴的编纂热潮，学术年鉴影响力迅速扩大，如今学科年鉴总规模达到44种，其中院内年鉴38种，院外年鉴6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学术品牌和出版品牌。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规划中，未来将加强年鉴编辑团队建设，培养打造一批具有多学科专业背景、业务精湛、把关能力强的人才队伍；制定新一版年鉴体例，保证年鉴编纂质量，增强权威性和专业性；加大对年鉴数据库的投入，提升功能、扩大服务、形成推介网络，成为助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进行学术研究的学科专业数据库；继续发挥年鉴评价功能，完善年鉴学术评价体系，通过优秀论文、著作评价、学术人物等推介学术大家和学术新锐；持续扩大年鉴规模和品种，创办中国学术年鉴精华版，通过推动年鉴外文版、年鉴对外发行等工作实现年鉴“走出去”的目标。

权威、专业、与时俱进，系统推进年鉴出版工程

在发布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金融研究等多个年鉴编纂单位的主编或编辑部主任现身讲述了年鉴编纂过程中的细节，也充分展示了一代学人的审慎、专业和一丝不苟。

“年鉴编辑部每年年末向全国共计约120家考古发掘和教学单位组稿，从制度上保证了最大限度地统筹整个考古学科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保证了稿源；年鉴主要组成部分采用学科综述和考古新发现的转述模式，保证了年鉴的学术权威性和资料前沿性；作者遍及全国，几乎均由各个分支学科领域内学科带头人、知名学者或具有全国学术影响力的学者承担，充分体现了年鉴是掌握学术评价权的有力抓手；从栏目变化看，主要内容随着学科发展不断有所调整，同步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化。”《中国考古学年鉴》编委会主任陈星灿在发言中表示。

陈星灿

《中国金融年鉴》是2022年才开始启动编纂的。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把年鉴编纂的体会概括为一句话：学术评价是年鉴的灵魂。他认为，学术评价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学科述评是年鉴的主体，《中国金融年鉴》正是要举起这面大旗。据了解，学科述评的内容占到了整个金融年鉴篇幅的60%。“高举学术评价大旗，引领中国金融学的发展。这是我们的愿望，要做到可能非常不容易。”为此，金融研究所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评价机制和写作要求，学科述评中涵盖的文章不必拘泥于顶刊、权威期刊文献；不能只是述，还要突出评；要关照现实发展和时代主题。在撰写学科述评时，研究所多次邀请院外学者专家参与，提升年鉴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同时，严格学术作品学术人物的遴选标准，让年鉴有公信力、权威性和话语权。

张晓晶

在编纂当代中国史相关年鉴的过程中，主编李正华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命名为“当代中国年鉴”或“当代中国史年鉴”，内容会宽泛，包罗万象，难以把控和突出特色。最终，当代中国研究所决定加上“研究”二字，将它限定为学科学术年鉴，专注于记录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学科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年鉴》的编撰，充分考虑了当代中国史学科特点，将年鉴划分为重要文献研究、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学术动态、学科大事记、互录等栏目。这些栏目的设置旨在全面反映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使年鉴既照顾到面又突出重点、点面结合的特点。同时坚持年鉴内容要有用有据，确保准确性和权威性。此外，当代中国研究所坚持开门办年鉴，汇集整合当代中国史研究学界的优秀成果、学术活动、学术机构等，积极争取整个学术界的支持和相关学术机构公布学术年鉴，前后邀请了6家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参与年鉴的编纂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目前已经连续出版了12卷，总字数超过1500万字，这也是全国第一部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情况的综合性年鉴。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的副主编林建华说，在编纂过程中注意既全面兼顾，又重点鲜明；既保证广度，又注重深度；既全面反映国内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情况，又反映国外的相关研究情况；既聚焦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热点和焦点问题，又反映年度学术发展情况，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个增长点。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数字化出版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建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实现了年鉴的数据库检索和数字化阅读，进一步增强了实用性和便利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年鉴》也与时俱进，不仅马克思主义研究网上有专栏介绍年鉴，年鉴还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强国号的稿源之一，部分内容通过学习强国APP推送到千万名订阅用户眼前，还有部分内容在中国社会科学年鉴微信公众号上也得到了及时推送。

林建华

《中国哲学社会哲学科研年鉴》主编单继刚将年鉴的编纂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点：一是拓宽信息渠道，高度重视和各科研院所大学院系的合作，积极与相关单位开展学术互动，通过合办会议、参加会议、报道会议等形式，了解学界新动向，科研新趋势。二是加强选题策划，中国哲学年鉴与哲学动态为同一个编辑部同一套人马，编辑部坚持边缘合一的原则，注重打造专家型编辑队伍。三是邀请合适作者，一方面充分注重发挥学术中坚力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充分注重培养后备人才。四是明确写作要求，根据不同类型中枢的特点，制定具体撰写要求，例如年度回顾性综述要求做到综而不杂，详略得当，既具有普遍性，照顾到主要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又突出重点，增强对于那些推动学科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年度成果介绍。五是保持过程跟踪，在作者写作过程中，编辑会和作者保持沟通，就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稿件完成后征求外审专家意见。对于专家意见，编辑部的原则是尊重但不盲从，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与作者共同商定修改方案。

单继刚

可能是最贴近普通读者的《中国文学年鉴》1981年由文学研究所创办，从创刊到今天，已经走过了42年的历程。编辑部主任刘延玲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副所长陈荒煤在《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九十年代初改为《中国文学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创刊号“前言”中提到的引领和存史，是《年鉴》的两个重要作用，也是创办《年鉴》四十多年不忘的初心。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一些搜索引擎大型数据库的出现，论文目录、文学新书目可以方便快捷地从互联网获取。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决定弱化年鉴的工具性，增强其学术性，反映年度文学风貌，聚焦年度文学热点、年度文学成就、记录年度文学进展，尽量输出一些更贴近文学发展现实和读者更希望看到的内容。她提出，办好学术年鉴首先要有正确的办刊方针，坚持继承性和民族性，做好学术研究的积累工作；坚持原创性与时代性，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坚持系统性与专业性，在此基础上做好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此外，办好学术年鉴，还要有制度的保障；在栏目设计上要与时俱进；彰显学术价值，做好论文摘编论著评选等栏目；公开透明并完善制度建设。

刘延玲

《世界经济年鉴》编辑部主任刘仕国代表年鉴主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发言指出，10年前，中国社科院推动年鉴建设工程。按照要求，《世界经济年鉴》开始新一轮转型，新的定位是“学科评价年鉴”，研究对象是世界经济学特别是世界经济学研究，而不再是世界经济运行，这个转型是必要的。10年来，《世界经济年鉴》建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栏目，特别是学科综述、最佳论文、主要学人等栏目，其中最佳论文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学领域影响力较大的金牌栏目，年度最佳论文榜单的发布，成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压轴议程，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积极的好评。他也提到，接下来还需要提高学科研究的质量，世界经济学新兴领域越来越多，潜在学科成为显性学科的过程中需要足够的关注和扶持；需要进一步提升栏目的质量，比如说学科综述，需要继续提高评价的鲜明性、充分性和权威性；充分利用数字化对基础资料收集、内容呈现、宣传等带来的机遇；扩大数字出版，减少传统印刷出版。比如在数字版呈现全部的内容，纸版仅呈现最核心的内容，增加及时刊发的情况，减少传统周期刊发，以便年鉴的内容更快更早地同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