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捍卫还是背离 ，唯物史观的实证社会学诠释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库诺夫作为从实证社会学视角独立阐释唯物史观的理论家，其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唯物史观的实证社会学诠释》通过解读库诺夫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这一重要著作，重新审视其从历史—社会—国家的角度对唯物史观的诠释和拓展，以及将唯物史观误读为经济史观的这一偏差和背离，旨在深化对唯物史观中的社会结构理论和历史进程理论的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提供历史之鉴。

库诺夫在梳理社会哲学史的过程中，时常感慨理论家们由于没有足够的人类学知识和理论作为支撑，从而无法在社会—国家理论领域做出更加深刻的研究，即使是康德和黑格尔也不例外，这也从另一个理论维度激发了他对人类学知识的研究动力。今天，我们摘选了本书第一章《问题与背景：库诺夫诠释唯物史观的起点》中阐述“库诺夫所处的理论资源”的部分，一同了解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学的理论成果，以考察库诺夫将唯物史观方法拓展应用于人类学领域的时代背景。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类的科学，不是对单个的人，而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群体的状况，包括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式，人类在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多样性及其实质根源，特定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及差异，等等，总之，人类学是一门颇具整合性的人类研究科学。

在国际学术界，人类学的含义不尽相同。在欧洲，“人类学”特指“体质人类学”，而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在英国则被称为“比较社会学”。在德国更加偏重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含义。

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主要阶段：（1）1890年之前——进化论；（2）1890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播、社会和文化论；（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功能论；（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自然、结构和符号论；（5）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理论；（6）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的重构。

从中可以看出，库诺夫当时所处的年代正是人类学从早期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的时期。就这一阶段而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当时，人们对人种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着重研究人种的起源、分类及迁徙等。这些或多或少都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开发世界市场，以及欧美列强进行殖民扩张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人类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理论形式日趋完整，学科结构逐渐体系化，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务实，研究理论不断有所创新，其中文化人类学先后出现了文化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和社会整体功能论等新观点。

（1）文化传播论，综合了自然史、地理学和博物学，德国学者拉采尔是其理论先驱，随着理论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三个理论体系：以德国、奥地利学者为代表的文化圈理论，以英国学者为代表的埃及中心论，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文化区理论。德奥学者和美国学者的理论，与库诺夫的人类学理论关系较为紧密，因此，这里只讨论他们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思想理论。

德国的弗罗贝纽斯、格雷布纳尔和奥地利的施密特奠定了文化圈理论的坚实基石。弗罗贝纽斯率先提出文化圈概念。格雷布纳尔进一步阐释了文化圈的内涵，提出人类社会只有少数优秀民族才能创造文化，并向其他民族输送或被借鉴，他同时提出了文化圈中传播文化的强度与信度在“形”和“量”上的标准。施密特发展并完善了格雷布纳尔的理论，并创办了《国际人类学杂志》。

美国学者的文化区理论是对德奥文化圈理论的深化和发展，细化了文化传播中的内部元素和实质内容，逻辑结构和理论层次更加清晰明确。代表人物博厄斯为这一体系建构了严谨的逻辑链条：文化特质→文化丛结→文化类型→文化带→文化区。他在美国人类学领域是重要的先驱人物，对人类学在美国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引领意义，而他同时也是德裔学者，不可避免地带有德国人类学的思想传统。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美国的人类学发展初期的研究和德国的人类学研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美国有关人类学的分类文献中收录了库诺夫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点。

（2）历史学派理论，有时又被称为历史文化论或历史特殊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博厄斯，包括文化区理论、区域年代假说、语言相对论假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合论等，其理论核心是以文化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为研究主体，通过经验和实证方法，以文化相对论为理论原则，从而建构各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史。

（3）社会整体功能论，以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布朗的《安达曼岛人》两部著作的出版为形成标志。马林诺斯基提出，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应着眼于文化要素的关系研究，其中社会制度是文化的核心要素，研究任何社会现象或事物，都应将其置于真实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布局中，才能对其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有一个明晰的理解，真正理解其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布朗与马林诺斯基在观点上略有差别，他强调经验事实的表象性，必须探寻社会现象背后抽象结构的真实本体，功能不是研究核心，而是研究社会整体结构的路标，即他重视的是社会结构—功能的研究。

（4）人文地理学，从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九世纪至1859年洪堡和李特尔逝世（也有学者认为第一阶段的结束标志是：1874年德国建立第一个大学地理教席），是古代人文地理学的萌芽和奠基时期；第二阶段从185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创立和起步时期；第三阶段从1945年至今，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时期。

德国是科学地理学和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发源地。康德曾提出，地理学离不开人文要素的研究，而历史和地理分别是人类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展开。德国杰出地理学家洪堡和李特尔是古典地理学的掘墓人，同时也是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相对而言，李特尔的理论贡献更为重大。虽然李特尔受到其自身宗教观的局限，但是，他始终强调地理学的中心是研究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两者间关系，在他的诸多地理学著作中都体现出人是研究的焦点。

近代人文地理学的主要流派中有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苏俄五大流派。在德国流派中，拉采尔是其中著名的人文地理学者，他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致力于人类通过自然选择的途径以适应环境的研究。但因其对地理作用的过度强调而被他的后人发展形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他德国学者中较为突出的理论有：从方志学家角度进行的景观研究，城市地理发展的重要理论——中心地学说，经济地理区位理论等。美国流派的学理渊源始于德国，但随后走上了独特的发展之路，显现出人类生态学和文化景观论的特色。

（5）政治人类学，人类学家对政治学的研究不同于政治学家，他们不仅仅关注现代社会的政治，而且还注重人类社会历史中各种政治组织形式及其发展历程，致力于对人类社会中政治组织“前国家”“无政府”阶段的研究，这一领域被称为“政治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从进化论的视角出发，诠释并分类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分析人类社会制度的政治功能；识别特定地域的政治组织并探究其外部关系及其影响；对政治活动进行民族志调研。十九世纪中期，美国的摩尔根、英国的斯宾塞和梅因等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大量研究。

库诺夫在用印加王国和澳大利亚土著的事例以印证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曾涉及这几个领域，他堪称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人类学的“隐性先导”。“二战”结束后，人类学从黯然萧条逐步走向反思、复苏和转型阶段，从战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类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有所分化，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人类学的体系研究，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结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就是这一领域中的两个重要部分。

库诺夫反对卢梭的国家—社会同一的观点，认为后者既不考察家庭联合的历史进程，也不关心人类历史中国家的现实发展，而是直接提出国家就是纯粹法律的结合。卢梭认为，理性的重要性意义远大于考察史实。对此，库诺夫持否定态度。对于康德，库诺夫认为，他始终没有清晰地界定社会概念，几近倒退至神学理论，他为社会哲学理论添加的仅仅是一种目的论指向。库诺夫对卢梭和康德的否定态度，主要集中在一点，即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共同体与社会的辨析。如果不能辨析社会、共同体和国家概念，就无法理解在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民族概念。而探究库诺夫对唯物史观中民族的理解，就无法脱离德国的民族学传统。

在人类学领域中，研究人类不同风俗习惯的科学通常被称为“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被划分在人类学之外）。人类学中一个分支名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是民族志和民族学两个部分的结合。民族志主要是在特定社会中收集研究资料的初级阶段。民族学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社会的资料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从而构建特定的理论体系以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共性和特性。

德国思想家们认为，每个民族及其文化都有其独到之处，即民族精神，由其自身特有的历史进程所铸就。而且，要理解一个民族当下文化的基本要素，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及其史前史。他们不仅探索自己所处的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而且也为其他的民族文化所着迷，主要对各民族文化中的宗教、神话等人文元素进行研究。德国民族志学传统，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在比较中界定德意志民族。在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在当时，这种比较民族志学是德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英法思想家主要倾向于从社会和政治的视角思考社会进步的概念，这与英国和法国当时显赫的国家地位以及稳定的王权统治不无关联。

同一时期的德国，虽然是弱小王国的联合体，并频繁参战，但是德国在哲学、艺术和文学等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与其他欧洲主要国家相比，毫不逊色。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德国思想家在思考进步理念的过程中，跳出政治领域，他们坚持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最基本的东西不是社会政治机制，而是其思想和表达模式”。哲学之思引起的思想共鸣自始至终贯穿着德国文化和哲学，在民族志领域也不例外。

库诺夫早期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方面的论著以及最后出版的《经济通史》都具有一定的世界史色彩，这一特征受到了德国早期民族志研究中世界史特征的影响。当时，民族志研究多以世界史的形式呈现，将世界文化依据文明的进步程度，对当地文化、特有语言、风俗、所在地域的地理特征、家庭和公共生活等民族方面的信息和资料进行汇编整理。二十世纪之前，德国学者就出版了大量的人类学百科全书，汇总了他们能够收集到的世界各地的民族信息。罗维、克雷穆、泰勒、维茨、拉采尔等都留下了比较重要的早期人类学著作。这些出版物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十余个城市中都相继建立了民族志博物馆，当时这类博物馆的数量在欧洲堪称之最。

德国的民族志传统与社会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库诺夫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强调的理论“源头”。德国的民族志传统较之美国的“田野工作革命”至少早了五十年。在人类学成为相对独立的公认学科之前，德国探险家早已深入南美洲、北美洲和非洲的部分边远地区，除了带回用于提供给博物馆的标本，还详细地描述了沿途关于民族文化的所见所闻。德国社会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经验发现和抽象逻辑，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探寻一种历史秩序。

德国的思想传统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是由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大批移居到纽约的德国中产阶级带来的，著名的德国民族志学家弗朗茨·博厄斯就在其中。当时，在德国大学中几乎司空见惯的人类学研究，到了美国却成为极为罕见的专业。在美国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总共十六人，其中有十四人是由博厄斯授予学位，这些博士后来在美国许多大学中创建了人类学系。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将德国理想主义的思想传统和丰富厚实的田野研究有机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印第安学，构成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类学的主体。随着印第安学的衰落，德国思想在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减弱，但是，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美国人类学家仍然更加关注民族文化中精神和思想层面，更为重视民族特定历史历程的重要性。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迅猛发展既在客观上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完善，也促进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发，为库诺夫从实证社会学视角阐释唯物史观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撑。

(本文原载于：南京大学出版社公众号)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