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朝南》：养育了三个孩子的二十二年婚姻，要因为惯性而延续吗？

《最好朝南》书名脱胎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她说，聪明女性的独立方式，从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始。而我们说，女人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且最好朝南。

本书选取了22位女性作者，写了24个真实的生命片段。社会赋予女性非常多的刻板印象，要结婚、要忠于婚姻、要生孩子、不要离婚、要爱自己的孩子，等等，如果女性不这么做，会面临什么呢？书里的24个女性，就是24个不同寻常的“离经叛道”的故事，她们有人不想来月经，有人不想结婚，有人一定要离婚，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有人一辈子与女性结盟，有人奋起反抗性侵……这些女性从自己内心生发出力量，活出了女性原本的样貌。她们都是个性的声音，却与当下的女性觉醒发生了极大的共鸣。

Z先生翻到印满密密麻麻文字中的一个表格，指着中间的一条横线，对我说：“这里，你把你的单身公寓地址写一下，签一下名。离婚协议其他的部分，我会填好。公证完就可以递交到郡民政局最后确定。”

我抬头看着他，有点不敢相信他的平静。这会不会是他情绪暴风雨来临前的预备？我的头皮不禁有一点点发麻，心跳开始加快，手心微微出汗。我拿着笔，犹豫要不要在他面前写下我的新地址。我搬到单身公寓已经快两个月了，日子过得很不错。最重要的是，以往那种回到家里就觉得压抑的感觉一扫而光。

“我想通了，假如不能和以前彻底切割，我和你都没有办法继续各自的生活。我想给彼此一个机会。我们做回同桌吧。”Z先生心平气和地看着我，难得地带了点幽默，“不要用这种怀疑的眼光看我，我是认真的，比当年请你考虑一下我，还要认真。”

他话音刚落，我眼前不由自主地回放我们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从小学的三个月同桌，到毫无交集的十多年，各自成长，到戏剧性地重逢，十二个小时内决定闪婚，然后移民，生活在一起二十二年，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房子从小换到大，到更大，到如今决定和平分手。原来一辈子也不是那么长。

我们的前半生，都有哪些改变？是时间改变了我们吗？还是能被时间改变的，是那些本来就不坚牢的东西。成长，工作，结婚，生育，这些好像都是社会里预设好了的人生必做的论文题，既然拿到了，就要努力去完成吧？

“你们显然在成长的步调上出现了不一致。往后是共同成长，还是各自分开，就要看你们各自的学习能力，以及决心了。但不管怎样做，首先要忠于的是你们的内心。任何一段关系，从根本上都是回到你和你自己的关系上来。”几年前在接受婚姻顾问辅导时，哈琳娜对我们说。她是一位胖胖的白人老妇人，有三十多年心理治疗和家庭关系辅导经验。关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件事，美国人的做法是求助于专业的婚姻咨询协调人士，再到律师，再到法院。他们劝和不劝离的方式是：离婚成本很高，要想清楚。

“她没有在这段婚姻中得到营养。”哈琳娜对Z先生说，“你是否除了她，就没有别的可以专注了？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在她身上吗？为什么？”

“因为她不成熟，天真，过分善良，做事冲动，不顾后果。她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险恶。”

“她是一个成人，受过高等教育，她当然可以做她认为对的事情，她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你也是成人，你只要对你自己负责，你必须收起你的控制欲，‘为她好’的出发点不是理由，你需要专注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她。”

回来的路上，他沉默不语。到家后我们坐下来，他对我说：“我从来不知道，我对你的保护是一种控制。原来你对别人的否定是这样敏感，什么话都容易伤到你。我们真的如此不了解对方。”他又自顾自地讲了很久，似是辩解，也似呓语。

他很少在我面前讲这么多话。大部分的时间，Z先生都是不主动沟通的。他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生活中的事情，若是他能不关心，或者不愿意参与的，不想惹麻烦的，一概用这句话来应对。一开始，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人都觉得这是一种优点，这孩子懂事，不八卦，不顶嘴，服从上级。特别是当碰过几次钉子，看出我母亲在家庭的权力范围后，他更加无原则地顺从她，甚至自诩为“傀儡”，在所有的家庭矛盾中都能做到“片叶不沾身”。他的惯性沉默，如严肃的潭水一样，常常令我恨不得向里面扔两块石头。

虽然平时话少，但他一旦生气起来，从平静到暴发中间没有必然的警报。沉默的人一发起脾气，会显得格外有震慑力，使大人小孩和狗都很害怕。我父亲曾用“钟馗”来形容他。有些人的怒气是虚张声势的泡沫，虚无的浩大；而他的怒气是山泥倾泻，前一刻风和日丽，后一秒山崩地裂。小孩子的房门被砸开过，里面的东西被毫不留情扔掉；电脑被抢走举高摔坏过，天花板的吊扇被怒吼震动过；我陪着受惊的孩子们失声哭过：这些都和墙壁上家庭照里露出的笑脸形成了对比。

一开始，Z先生虽然情绪疏离但行为上很尊重我的态度，让我窃喜过。他尊重伴侣隐私，比如手机摆在他面前他也不会多看一眼，桌面上摊开的日记不用担心会被偷窥。可就像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当他这种“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的态度延伸到生活里，在看似给予我极大自由的同时，是相互沟通的严重匮乏，以致虽然结婚了二十二年，我一天比一天感觉到孤独。

我从2013年3月30号发第一条朋友圈，到他有微信并加我为好友，中间隔了七年。期间我写了多少关于生活、工作的文字，发了多少照片，多少育儿的感悟，他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几家报社陆续登出我的一些文章，我们家庭交际网络扩大，他也是后知后觉的。他父亲曾经说，四个孩子里（Z先生、他妹妹、妹夫、我），只有我可以和他们聊得来。今天回想这句话，我不应该沾沾自喜，而是应该想一想，如果我能多了解他的原生家庭，了解他父母抚养他的模式，知道“逃避”是他从小远离麻烦、自保的方式，“暴怒”是因为他无力掌控局面时内心恐惧，“沉默”是他拒绝沟通的表现，也许我不会那么受伤。因为我是一个情绪化而且超级敏感的人，心思更是细腻得可怕，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重话就能让我伤心难受好久。这样的两类人，要想做到互相理解、包容，需要付出的努力显然要比别人更多。

大前年的11月，我和大儿子开车去俄亥俄州参观一所录取了他的大学，在路上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婚姻的对话。他说：“婚姻是你希望和某人生活在一起的最高社会形式。首先，你自己是一个具备幸福力的人，对方也是一个具备幸福力的人。你们先是投缘的好朋友，相处下来，发现可以生活在一起，却没有减弱彼此的幸福，反而因为彼此的存在，能够解决更大的问题，处理更大更复杂的事情。你们互为动力，形成合作关系，分担风险，共享成果。最终是两个人一起生活，比一个人更快乐。这里面当然有彼此包容的成分，但却是你在结婚前就已了解的细节，你选择了接受，并承诺包容，而不是结了婚之后才发现彼此和婚前有多么的不同。”

他看着我，说：“妈妈，我绝不会像你和爸爸那样结婚，这种事情我不会允许它在我身上发生。太糟糕了。”

“有那么糟糕吗？”

“这个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美国人在决定结婚前，平均约会多长时间，你知道吗？九年。在这九年里，通过约会，充分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并且共同面对各种问题甚至危机，到最后，才会决定是否以及和谁走入婚姻。”他从小就是一个old soul（老灵魂），也是我家的“金句王”，一直是我的buddy（老友）。

什么？九年！我惊叫了起来。怎么可能？九年，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好吗？九年的青春啊。儿子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他接着说：“瞧，这就是你们。一定要把婚姻和年龄啊，生孩子啊这些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结婚就是commitment（承诺）。如果结婚前互相不了解，你们commit个什么？别说九年，只要不足够确信，就不贸然决定。”在这些从小思辨能力就很强的孩子面前，我向来词穷。

“我希望通过结婚，有一个自己的家，可以离开原来的家庭环境。你是知道的。”

儿子表示理解，他接着说：“你要知道，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爸爸不是你的出路，没有任何人是，我真希望当年你能明白这个道理。”

1998年的年底，离元旦还有两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一位美国的Z姓同学回国了，希望和我见一面。她已经见过了，还一起吃了饭，说同学很有礼貌，很尊重长辈。既然同学山长水远回来了，我应该礼貌回家见一面。母亲说：“你一直在学英语，考托福，准备出国或者考研，你是从一开始就不准备留在我们身边的，对吗？你就是想跑得越远越好。既然如此，你就回来和同学聊聊，他说在出国这件事情上，也许可以帮忙。不要觉得我什么都反对你。”母亲曾说过，全世界对我的反对和批评加起来，也没有她对我的多。凡事都喜欢和她“顶嘴”的我，始终不是她的理想型女儿。

我听后有点心动，于是科室调班和连续值班后，就从医院所在的城市坐长途巴士回了家，见到了我的小学同桌Z先生。感觉还是挺陌生的，小学四年级时我插班到他的班上，五年级和他同桌三个月，之后我考上了重点中学，他读六年级（即重读），晚我一届也考上了同一所中学，算是我的师弟。

高考前我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纽约的信，信寄到了我的班上。看了信，知道他随家人移民美国了。信里他主要是希望以后能保持联系，他附了一张他的照片，是出国前在北京颐和园前拍的，个子瘦小，笑容可掬，穿一件墨绿色的POLO短袖T恤。当时我没有回信，直到上了大学才开始给他回信。大学期间我们陆续有一些通信，礼貌寒暄，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随着实习毕业分配工作，我的地址不断变化，我和他也就完全失联了。

这次见面，彼此都有点生疏。毕竟大家之前都没正眼瞧过对方。上一次讲话可能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带着他逛小镇，其实我对小镇也很疏离，高考失手后，我寒暑假基本不回家，每次回家也照例和我母亲大吵大闹，和高考前如出一辙，待不了几天。从小到大，我和她的关系为什么如此剑拔弩张，一直是个谜。从我懂事开始，我们就是“相克”的，连一次心平气和坐下来讲话的情形都没有。仿佛我身上有个隐秘的按钮，一按就能使我从天使秒变魔鬼，母亲就是那个唯一知道按钮在哪里的人。

那天下午在小镇上逛了一圈，我们不咸不淡聊了点往事，拜访了我们共同的化学老师，再一起去餐馆吃了一顿饭。夜雨里我们往回走，Z先生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没有。他问我对男朋友有什么要求。我还真想了想，列举了三条。第一，要和我志同道合，性格善良。第二，不能眼高手低。第三，有什么事情可以摆到台面商量沟通。他说：“就这样？别的什么身高、外表、职业都没有要求吗？”

我说，那些都是变量，都不是我在乎的。说到这里，刚好也到了我家楼下，我们停下了脚步，收了伞。Z先生说，他从小学开始就很喜欢我，因为除了我，没人这样关心他，他很感动，也已经喜欢了我很多年。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机会，考虑一下，让他做我的男朋友。而且他很快就大学毕业了，就算不真结婚，他也能够帮助我实现出国梦，以此“报恩”。记得当时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画面——从此自由飞翔的我。

路灯下，我看着比我高不了几厘米的他，真是又瘦又矮，和我梦想中的白马王子似乎不沾边，可以说是毫无感觉。他接着说：“如果你答应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很珍惜，因为你一直是我的第一选择。”从来没有被男生直接表白过的我，心里有一点小欢喜，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也是有人喜欢的。结不结婚是次要，但我一直很喜欢小孩，所以当时脑海里第一反应就是：“终于不用偷生了，不怕计划生育了。”但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却是这一句：“我要问问我妈。”

回到家里后，我把Z先生的事情跟母亲提了一下，心里觉得她肯定不会同意。一来我工作业务水平很好，技术全面，基础扎实，人缘也好，在单位是内科急诊科各个科都争着要的香饽饽。单身，模样也还好，还是党员。文能给科室出墙报、给领导写稿，武能参加文艺表演、能出救护车，一宿一宿地加班，很能吃苦。还能烧一手好菜，科室里的护士姐妹好多尝过我的手艺，所以我们主任说我是“绩优股”。我对“贤妻良母”这样的评价是非常受用的，总觉得那就是成家后幸福的基本要素。其实会这样想还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在婚姻中需要什么，能获得什么，又能提供什么。二来我觉得父母不会放心让我嫁给一位方方面面都“配不上”我的男生，他们很重视“门当户对”。更重要的是，我似乎从来不觉得母亲对任何一位男生（或任何人）真正认可过。

没想到母亲居然点头了。父亲则更是高兴，连连说：“总算有男孩子上家里来了。”当年的我，终究没有尽全力去寻找爱，去表达，去追求，而是被动接受了面前的选项，颇有点功利主义。

当时母亲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讨厌他吗？”

“啊？怎么会讨厌？连感觉都没有。”

“不讨厌就行。你总是想出国，想离开，我也劝不听你。反正我们培养了你，真是千辛万苦，没想到还是没能留在自己身边。既然你要出国，这个方式我最放心，起码不会为身份而奔波，不用像那些留学生一样洗盘子。而且，我和你爸爸实在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去留学，你也要理解我们为什么一直反对你出国。”

“那我不用喜欢他的吗？”

“他不是一直喜欢你吗？你不讨厌他，这就够了，作为结婚，这样的基础可以了。恋爱谈太多没用，多少夫妻结婚前爱呀爱呀最后还不如那些没谈过恋爱的。而且妈妈也去你们一中了解过他和他的家庭，镇上并不大，想查清楚一个人的底细不难。这样知根知底的，我们就比较放心。听妈的没错。不过我有些话是必须亲自和他说清楚的。”

“哦。”

是我太想有自己的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就够了。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相爱”，那不仅仅需要运气，还首先需要自觉、自知和自爱。这些都是我欠缺的。

第二天Z先生上家里来了，他和我父母在聊天，我自己跑开到阳台砸核桃去了。不知道他们具体聊了什么，似乎是说了一下家庭环境，隐约听见Z先生说家境不算好之类的。

我听见母亲对他说：“只要你答应我们一点，去到美国之后，一定先让她读书，我们才能同意。只有她读书，你们才可能好起来。我们总不能培养个医生女儿，反而嫁到美国去唐人街打工。图啥？”又听见父亲说：“她可聪明了，读书可好了，一定要读书，她能使你们的家运完全改变。不让读书我们就不让她出国。”

Z先生一一答应了下来，并且也守诺了。后来我一到美国，儿子出生后三个月，我就开始读书，并在最短时间内以全A的GPA 40满分拿到学位，以当年新州针灸师执照考试口试面试满分拿到了执照，开始了自己的医疗事业至今。

拜访我的父母两天后，Z先生就回了美国。分开前他答应我两件事，第一，一定去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生育力，没有的话这桩婚事就拉倒了。（可见我多么喜欢孩子，所以他曾经说过自己就是我的生育工具，这句话似乎也没毛病。）第二，假如结婚后我不幸福，我可以提出离婚。对于后一条，他更是一口答应，原因是他认为，他的婚姻本来就是希望帮我“出国”，是报恩式的“假结婚”，只是没想到我居然真的答应了。这一点，也是婚后我们一旦有矛盾争论时的灰色地带，毕竟两人的结婚“动机”都不太纯。

我回到医院后，和闺蜜护士小徐说，我要结婚了。她眼珠子快要瞪出眼眶了，问：“和谁？”

“和一个一直深深爱着我，而我却毫不知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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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医生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