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在线 在场 在地：新闻的未来》

《新闻的未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彭增军，本书也是其获奖专著《新闻业的救赎》的姐妹篇。作为新闻专业性和公共性的信奉者、研究者和诉说者，作者在这部新著中，超越新闻业本身的救赎，深入讨论了媒介化和“后真相”语境下新闻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以及新闻作为公共服务体制存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通过解析科技革命、社会现实和新闻理想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冲突，思考和把握新闻的未来脉络与前景。

该书秉承作者一贯的“理性思考、感性表达”的学术理念和行文风格，前后兼及，中西并包，文笔隽永，潇洒自如，使坚硬的理论变得敏感和柔软，风趣幽默而不失严谨深刻。

夜半挑灯更细看

雨穿过了屋顶

所有太阳哺育的繁荣

那些清晨打开，晚上又合上的书本

一整天，都在寻找着光

……

一滴雨，落在 吉他上，又一滴

落在尚有体温的床上

你我之后 这场雨或将停止，或将继续

即使落在自己的身上  

我越来越相信这世界的所有美妙，甚至意义，都无非是偶然和巧合。

一周来，都在考虑这序该怎么写，一会儿觉得该说的话都在书里说了，一会儿又觉得好像有许多话要讲。往往坐在桌前，望着窗外发呆。两只松鼠在树上追逐打闹，全然不顾愤怒的小鸟。喝口茶，刷刷朋友圈，天也就黑了，就像现在。

天黑了也就算了，竟然无厘头似的下起了雷阵雨。抬头看，也就一块云彩而已。

雨点很大，重重敲打着屋顶，鼓点一般。然后，然后“偶然”就出现了：我在网上看到了上面这首诗。诗的作者，查了谷歌才知道是位女诗人，名叫华妮歌，退休前是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住在苏比利尔湖畔的一个名叫德如思的小城，离我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

这首诗实在太棒了，尤其结尾：这场雨或将停止／或将继续／即使落在自己的身上。

雨落在雨的身上！这让我想起四年前，一个冬夜，我在为我的上一本书《新闻业的救赎》写序，雪已经下了一天，而我当时正心动于美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勃莱的一句诗：雪落在雪上。

是的，离《新闻业的救赎》出版过去了整整四年，雨落在雨上，雪落在雪上，雨落在雪上，雪又落在雨上。新冠疫情夺去了三年多，国内我名下的研究生还没见过面，就毕业了。四年来，除了疫情，好像没有发生太多，又仿佛改变了许多，这后疫情社会，一切都似乎不一样了。单就时间的意义上讲，后疫情这个“后”是我们所希冀的。然而，另一个 “后”却是我们无比困惑和担忧的，那就是所谓的“后真相”。传播学家凯瑞早在20多年前就预见性地指出：传播科技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各个派别都利用其来构造不同的现实，进而争夺谁的现实得以尊重和显现，真相成为奢侈品。

四年，就我本人来说，除了白头发见多，其他似乎没什么长进。但是，正如题目所用的陆游的诗所讲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夜半挑灯更细看，新闻业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后果，是时刻萦绕心头的。

如同 《新闻业的救赎》一样，这里也讨论了16个问题，写得比较随性，也没做什么统一的筹划，难免有些松散。不过，犹如散落的16颗小石头，虽然粗陋，有各种瑕疵，却是用心琢磨过的，现在串在一起，倒也可观。我特别欣赏法国作家卡里埃尔说过的一段话：“那些大写的真理无非是我们用幻觉打造的钻石。我们只能沿路捡拾些微小的真理，那些迅即被发表、一再被讨论、经常被遗忘的真理。”我这本书里所讲的谈不上什么真理，也就是自己的一些思考，或着说是诗人弗罗斯特所说的“混沌中暂时的停顿”，不算什么高深的学问。做学问是件耗人的事，整天概念啊定义啊该有多辛苦，而整天拿着理论研磨小刀，恨不得把一切都放到手术台上解剖也是够累人的。

因为出于一个前新闻人、学者和普通受众等多种身份的思考，所以书里的许多观点说得好听一点是复式的，难听一点是啰唆、重复甚至是不和谐的，尤其要对比《新闻业的救赎》的话。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用新闻业这个词的，我的本意是专业主义新闻，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了“新闻的未来”，而没有叫 “新闻业的未来”。这名字听起来或许有点误导，因为大部分内容是在谈新闻的现在。但是，如果我辩解说现在也曾经是过去的未来，恐怕也说得过去，何况，对于未来，能够把握的也只有现在。同 《新闻业的救赎》相同的，是这16篇文章都围绕两个核心问题：新闻的专业性和公共性。这也可以落实到更接地气的两个词——新闻的智商和情商。

新闻的智商涉及新闻的理论和原则，重中之重当然是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新闻在社会发展的地位与作用等。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硬件和软件的要求，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协商而不是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件极为复杂、困难的事，人类社会付出无数代价，却依然没有根本解决，却随时都有重蹈覆辙的危险。据说柏拉图通过计算，认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应超过5040个公民，因为那是一个人可以熟悉交往的人数的上限，超过这个上限，人类的智商则无法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英国牛津大学进化心理学家邓巴尔则认为即使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熟悉交往的朋友也超不过 150个，关系密切者超不过5人，一旦突破这个数，就会有失控的危险。也许许多人不以为然，不是有六度分隔定律：任何两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吗？不是说万能的朋友圈吗？

每学期的头堂课，我都会照例发发教学计划，做做自我介绍，扯些闲篇。为了不冷场，我会问学生有多少社交好友。美国学生尽管现在都不怎么玩 FaceBook等社交媒体，但平均的朋友数也在500人左右。我往往会说：你有那么多朋友？真的吗？发个动态说你明天搬家，需要帮忙，看看有几个朋友。大家都笑了。

传播科技赋予我们各种联络、交流的手段，但是，我们彼此的理解更多，关系更紧密了吗？恐怕未必，也许正相反，越来越隔膜，离现实越来越远。现在有多少孩子看到过长在树上 而不是堆在超市里的苹果，有多少人是抬头从天上而不是低头从朋友圈看到中秋的月亮？

在今天这个高机会、高风险社会，通过交流达到共识至关重要，这就需要一个舒德逊所说的即使不怎么可爱却无比必要的新闻界，注意，这里用了新闻界，而不是新闻业，因为这个“界”不单指一个在商言商的行业。新闻作为公共服务应该是体制性存在，尤其作为监督权力的“看门狗”和“稻草人”，其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本书中所讨论的“新闻的荒漠化”“新闻的弃儿”“算法新闻的公共性”等均属于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也许三年的疫情使人变得脆弱，本书重点关注了新闻的情商问题，比如“新闻的感性”“新闻与文学”等。此类话题在新闻学界多少算是禁忌，而我则以为，就新闻的现状与未来来说，情商比智商显得更为急迫和重要。

必须申明的是：许多重要的议题没有涉及，不是自己没想到，而是问题太大或者太复杂，不好说或者说不好。孩提时代，常被家长训斥：“想好了再说！”许多问题确实想不好，所以闭嘴。然而，许多问题感觉想得还行，还是没有说，原因是另外一句话，叫 “说不好的别说！”据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卸任后开始学油画。某天，艾森豪威尔向朋友炫耀刚完成的一张静物，上面有西红柿、黄瓜等，鲜亮逼真。现场有小朋友问：“总统先生，为什么没有西兰花？有什么重要的理由吗？”艾森豪威尔笑了：“好问题。重要的理由是：我还没学会画西兰花。”

在写作方式上，我依然认为应该理性思考，感性表达。我认为理论和概念需要回归、落实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个人经验会使坚硬的理论变得柔软，易于消化，从而得以重新发现自我以及同自我紧密相关的他人和社会。这不仅仅是把自己作为方法，或许也可以称为 “把自我作为理论”。

还想交代的一句话是：四年来，从全球的范围来讲，特别是美国的新闻生态，是恶化的。我这个人生性比较懒散，所以说话不爱绕弯子，对于新闻的现状，作为个人，有些沮丧，作为学者，有些迷茫，但是作为一名老师，我却没有资格和理由悲观，否则如何面对学生？再说了，学生本身不就是希望吗？

话说到这里似乎有点过分感性了，也许又该来借助一下诗歌。有句老话说，诗歌与新闻是一对敌人，但是，我却觉得诗歌与新闻应该是一对情人，虽然新闻重事实，诗歌重情感，但大家的追求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真理。2020年，《纽约时报》编辑部开始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传统：每天的编前会，首先要有一位编辑，为大家朗读一首诗，然后再来讨论贫穷、战争、灾难、疾病，等等。我认为每个新闻编辑部都应该效仿，开始做新闻前，不妨读读诗歌。这至少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可以抚慰我们的心灵，从而去面对世界的无常；再一个，也许更重要的是，诗或许会让我们脆弱，但脆弱会成就敏感，使新闻不光是坚硬的事实，更是人间烟火的冷暖。

美国普利策诗歌奖得主、诗人罗宾逊曾经说过，诗歌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拒绝定义；另一个是永远正确。那么我就正确一次，用我在从事新闻工作前就非常喜欢、现在更加喜欢的美国诗人勃莱的诗，来结束这篇已经有点啰唆的序。巧的是，勃莱也是明尼苏达人，一直住在明州西南部的一个草深林密的小镇，从我这里开车半天就能到达。我在写作的间隙，常常会读读他的诗，也在尝试翻译成中文。一直想着找机会去拜访，可惜被疫情耽搁。去年冬天，雪落下来的时候，美国疫情松动了，然而，从报上看到消息：勃莱在家中去世。

下面是他的一首诗，题目叫 《晚间开车去镇上寄封信》： 

这是个寒冷的雪夜， 

大街上空无一人

唯一活动的是飞旋的雪

我打开邮筒的盖子，感到钢铁的冰凉

我在雪夜享受着自在

我要开车随便转转，

浪费更多的时间。

就此打住。希望各位有机会来明州做客，我们一起随便转转，浪费些时间。 

2022年6月29日于明州圣云小镇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