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现代散文的发展至今已逾百年,抚今追昔,总结现代散文的成就,向广大读者展示散文百年的沧桑历程,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散文鉴赏辞典》收录现当代名家散文300余篇,上起新文学发轫的五四时期,下迄新世纪,逐篇配以专家学者撰写的鉴赏文章。此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广受读者欢迎。此次“新一版”增收了新世纪以来近二十年间涌现的一批优秀散文作家及其作品(如木心、刘亮程、李娟、龙应台、周晓枫、舒婷、迟子建等)。本文系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七月派”重要作家,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的贾植芳所作序言,从他的叙述中读者可一窥现代散文的发展轨迹。
现代散文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当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置身于时代前列的启蒙思想家们忧心如焚,他们翘首异域,振臂高呼:“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正是在反对封建道德、崇尚个性自由、追求民主科学等新思潮的推动下,现代白话散文很快脱颖而出。最早也最著名的是《新青年》杂志所开辟的“随感录”专栏,接连发表了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挥洒自如、大小由之的文章,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开日后杂文创作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稍后,与重在议论的“随感录”不同,抒情散文作为现代散文的主干开始产生,“五四”以来第一批散文家不时有佳作问世,令人耳目一新,进一步显示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实绩。
万事开头难。现代散文的发展并非一马平川,它既要破除封建守旧势力的节节抵抗,又要在创作实践中正确解决继承古典遗产和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进而确立崭新的散文文体观。
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和继承古典散文遗产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向来以诗文为正宗,视小说、戏剧为不入流。散文创作历史悠久,佳作如云,上溯先秦诸子,中经唐宋八大家,晚迄明清小品,无不争奇斗艳,各擅胜场。从更加长远和根本的观点来分析,现代散文自然离不开对优秀古典散文的传承、融铸和发展,何况最早的一批散文名家又都是学贯中西、精通古今的饱学之士。问题在于:第一,必须置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来看待“继承”的问题,不能把“继承”看作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过程。在“尊孔复古”甚嚣尘上,八股流毒远未肃清,人民大众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的大背景下,对古典散文的取舍、扬弃必然着眼于主要方面,以“民主”、“科学”的呼声为依归,当时不少作家推崇晚明小品便是一例。第二,必须深入理解“继承”的多层次涵义,诸凡“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情结,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审美情趣,自然浑成、简练含蓄的民族风格,自由灵活的汉语表达方式,等等,均是对散文发展起着长期作用的主要因素,必然会或早或迟地进入现代散文家的视野,并潜移默化地产生效果。证之以散文后来的发展,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如舍弃以上这一切,只注意章句、“义法”、典故之类,那就会仅得其皮毛而失其神髓。第三,尽管我国散文历史悠久,但传统所谓散文是指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行体文字,范围极广,大量的哲学、历史文献在其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推进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必须确立新的散文文体观。有鉴于此,刘半农首创“文学散文”之说。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作了如下的区分:各种科学论文“系文字而非文学”;新闻通讯,如“普通纪事可用文字,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私人之日记信札,一般实用文字,然如游历时之日记,亦可“涉及文学”,等等。刘半农上述区分,看似缩小了“散文”的领地,其实是夯实了“文学散文”的基础,为现代散文的发展进而超越古代散文创造了条件。稍后,周作人提倡“美文”不遗余力,极大地提高了白话抒情散文的地位,他还不顾正统古文家的反对,从古典散文遗产中挑出“独抒性灵”的明代小品,用来和“五四”时期自由、活泼的思潮相接轨,表现了他在“继承”方面的创造性。
在对我国古代散文遗产作出新的审视、评价的同时,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经验,又不断输入进来。在散文方面,要算英国的Essay(现通译为“随笔”)对我国影响最大。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对Essay曾作过如下生动的介绍:“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便是Essay。”不言而喻,这种散文样式具有亲切、灵活、从容等特性,切合“五四”时期崇尚平等、自由的趋势和风尚,自然会受到散文作者的注意和欢迎。
上述种种,无不体现了对现代散文文体的自觉追求,体现了对中外散文遗产的认真借鉴。追求和借鉴的结果是:一、和范围广泛的古代散文不同,现代散文发展成“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朱自清:《什么是散文》)。二、长期以来重在“载道”即代圣贤“立言”的“古文”,终于为个人抒情言志的现代散文所代替。
“五四”时期的不少散文作家具有锐意创新的精神。鲁迅不仅是小说大家,也堪称散文创作的多面手,他的《野草》是我国第一本现代散文诗集,篇幅不多,份量极重。论想像之奇特、意境之深邃、手法之新颖,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而作品所展示的那种孤独而偏要奋进、悲凉仍不放弃抗争的心境,更是令人咀嚼不尽。《朝花夕拾》是鲁迅中年时所写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冷静的叙述中渗透着睿智的思考,活泼的场景里寄寓着无限的感慨,抒情的笔墨里不乏机智的嘲讽,某些当时不甚了了的事件开始具有了触目惊心的时代意义;而作者笔下各具个性的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等人物,也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耸立在我国现代文学的长廊里而毫无愧色。周作人取法英国随笔和明末公安派小品,形成了冲淡平和、庄谐杂出的风格,创作了《喝茶》《苦雨》等一批融知识、哲理、趣味于一体的生活小品,对以后的小品文创作影响颇大;不足之处是说明多于抒发,随意难免琐屑。朱自清是一位“富于至性深情”(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的作家,他所写的《背影》等怀人忆旧的散文,同样是返朴归真,不假雕琢,“富于至性深情”的作品。他对散文的又一独特贡献是景物描写。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十分精细,对形状、声音、色彩的感觉尤为敏锐,几乎到了毫厘必辨、一丝不苟的境地,而行文又极为活泼流畅,琅琅上口。冰心受古典文学和西洋文学的双重熏陶,而能融会贯通,臻于化境。她的《寄小读者》《往事》用清丽典雅的文笔,不倦地赞颂着纯洁的母爱和童心,地域、环境不同而主题一贯,感慨、联想万端而基调不变。究其实,这些温婉的文字同样体现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向着蔑视妇女、儿童的封建卫道士进行了抗争。
新文学第一代散文家中,还有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许地山、茅盾、俞平伯等人,各以富于艺术个性的作品,为现代散文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散文创作进入了成长期、收获期。
创作队伍不断扩大。第一批散文家多数笔耕不辍;此外,又有不少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作者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著名的有巴金、老舍、沈从文、梁实秋、梁遇春、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柯灵、陆蠡等。他们以热情和彩笔丰富了现代散文创作的天地。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树苗长在文艺园地之中,那么,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散文已经变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除狭义的“美文”即抒情散文以外,杂文随笔、游记小品、通讯特写、书简日记、散文诗、回忆录等,应有尽有。以鲁迅为核心的杂文创作,作为军阀压迫和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的对立面,长期发挥着“匕首”、“投枪”的作用,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才转入低潮。与此相反,反映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异军突起,由于民族存亡所系,全国人心所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抒情散文是兼具叙事和抒情两种因素而又以抒情为依归的散文样式,曾经广泛地被称作“小品文”从胡适、周作人、朱自清、李广田等各家的论述来看,“小品文”多半含有篇幅短小、任意而谈、多写身边感受等意思,因为和“五四”时期崇尚自由、活泼的趋势相符合,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欢迎,后因文学界对“小品文”的理解不尽相同,到了三十年代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小品文”成了“小摆设”的同义语,这个称谓才渐渐淡出。。抒情散文取得的成就最大,拥有一大群流派、风格、个性各异的作者,对此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殊属不易,不妨看看朱自清的评述。朱自清从文学渊源和创作宗旨着眼,指出小品散文“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不失为化繁为简、提纲挈领之谈。如徐志摩长期留学英美,深受英国文学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的散文不仅爱写“康桥”、“翡冷翠”等异域风光,连行文也富丽华美,风流潇洒,充满了英国浪漫主义气息。梁遇春的散文漫谈知识,探索人生,显得顾盼自如,灵活多姿,常常在连番的比喻和俏皮的笑语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中不难看出英国散文家兰姆的影响。冯至以诗人名世,曾留学德国,他所写的《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等散文,全从西欧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说取材,而行文的风格和语言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朴实蕴藉,富于诗意,实属难能可贵。“五四”时期倡导“美文”的周作人是又一种类型的作家,他凭着渊博的知识和娴熟的技巧,继续关在“苦雨斋”里写着有关古董风俗、花鸟虫鱼之类的小品文,俨然是一位置身于都市中的“隐士”,洒脱从容的“名士”。比较下来,更多的散文家还是扎根于华夏本土,他们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更着重汲取中华文学艺术的宝贵传统(当然和周作人等人的“中国名士风”又并不相同),其中成就卓著的有巴金、老舍、丰子恺、沈从文、李广田、吴伯箫、何其芳、萧红等人。他们关心世态,探索人生,心忧祖国的前途,情系亲友的安危,而对劳动大众和弱势群体则一无例外地流露出由衷的同情。如就语言风格而论,则或缜密,或委婉,或遒劲,或质朴,虽然不尽相同,但总是深得汉语语言艺术之精髓,比起白话文运动初期的“白话散文”来,要成熟多了。至于像叶圣陶那样注意提炼口语,力求畅达洗炼,老舍那样善于在散文中运用生动活泼的北京话,更是让人有洗尽铅华、返朴归真之感。
游记在三十年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写得最好的当推郁达夫、沈从文。郁达夫博学多才,游历甚广,他不仅对山水风光的观察精细入微,而且熟悉当地历史掌故、人物事件,加上他又爱即兴赋诗,借酒浇愁,所以一旦发而为文,便使人文和风光合为一体,诗词和散文相互生辉,分外绰约多姿。沈从文的风格又迥异于郁达夫,他笔有藏锋,不让感情任意外露,对景物描写既绘声绘色,又讲究简明节制,富于独特的隽永空灵之美。他还常常深情地穿插一些湘西底层人民的生活片断,读来又俨然是一幅幅传神的湘西风情画。
散文诗进展的步子不够大。散文诗重在抒发深邃绵密的情思,要求作者具有敏锐的心灵和丰富的想像力,何其芳、陆蠡、丽尼在这方面表现不俗,均有佳作问世。
“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强烈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的走向,进步文艺界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以后在解放区更进而要求文艺工作者和广大民众打成一片。残酷的战争要求突出文学的功利价值,反映在散文创作上,不少作家不再醉心于表现“身边琐事”的自我抒情,而是努力把反映大众斗争生活作为自己的使命——报告文学的蓬勃发展正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这一切自然是势所必至,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不过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我们只想提请读者不要冷落了那些从切身感受写起的文质并茂的抒情散文: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老舍《我的母亲》、巴金《废园外》、茅盾《白杨礼赞》、丰子恺《辞缘缘堂》、施蛰存《驮马》等。
还应该提一下幽默散文。照一般人看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似乎和幽默无缘,何况又是在炮火连天、物质极端匮乏的抗战时期。然而恰恰在这时期出现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和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原来,作者面临窘境而不气馁,遭受困难而仍谈笑从容,这正是作者在精神上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是作者博学广闻、奇思妙想的学者风度的表现。于是,简陋的房子成了“雅舍”(梁实秋《雅舍》),昏暗欲灭的菜油灯成了“天之骄子”(王了一《灯》),这些对于同样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不失为一种慰藉。钱钟书的风格又和梁、王二家不同,他的幽默散文以汪洋恣肆、犀利机智见长,常常从人们见惯不惊的现象出发,然后层层逼近,多方设喻,终于得出了超凡脱俗的精湛见解,使读者豁然开朗,有所醒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散文创作,无不受着“颂歌”和“战歌”这一主旋律的深刻影响,不过各个时期各种样式又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表现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杂文曾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和六十年代初实行调整期间活跃了一阵,终究因不合“颂歌”的标准而偃旗息鼓。在散文诗创作中,围绕某个象征物进行想象和歌颂的写法最为普遍,由于不敢触及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缺乏对内心世界和人生真谛的深入探求,加上艺术手法不够多样化,因此总体上显得轻倩有余,深度不足。比较下来,十七年间还是抒情散文的成绩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抒情散文向来是散文创作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抒情散文的优秀作品有巴金亲切自然的《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冰心真挚隽永的《樱花赞》,杨朔诗意盎然的《茶花赋》、《荔枝蜜》,刘白羽激越高亢的《日出》、《长江三日》,秦牧谈天说地的《土地》、《潮汐和船》,吴伯箫朴实醇厚的《记一辆纺车》、《歌声》,徐迟奇丽空灵的《黄山记》,菡子委婉细腻的《黄山小记》,翦伯赞充实活泼的《内蒙访古》,曹靖华绘声绘色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等等,可谓流光溢彩,争妍斗艳。这许多散文佳作多半出现于六十年代前期,当时调整文艺政策,文艺界的环境较为宽松,散文家便乘势而进,各显身手,终于形成了1961年的“散文年”和以后持续两三年的繁荣局面。
在众多的名家高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人。杨朔等三人的共同功绩在于使抒情散文摆脱了通讯特写的影响,不再过多地停留于对工农兵及相关事件的如实描写上,而是敏锐地捕捉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反复体察它对自己心灵的触发和感受,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散文艺术最宝贵的抒情特性。有趣的是,杨朔等三人的艺术探索虽然目的相同,途径却大有差异。杨朔让散文向诗靠拢,把散文“拿着当诗一样写”(《东风第一枝·小跋》)。他常常精心选择一个中心意象,巧加铺垫,由实而虚,逐步展示其象征意蕴,然后在结尾处出人意料地揭示主题,戛然而止,显得曲折有姿,晶莹剔透。刘白羽让散文向政论靠拢,他观察日出、江河等景观时细致入微,描写时尽情挥洒,然后在关键之处升腾起理想的火花,把历史和现实交织起来,抒发无穷的赞颂和感叹,读来颇有几分雄辩的政论家的色彩。秦牧善于从知识宝库中汲取养料,同时又借鉴了“杂文”的手法,围绕中心,说古道今,旁征博引,夹叙夹议,融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具有娓娓动听的艺术效果。
在忽视个性、情趣和科学知识的年代里,杨朔等三人的散文创作不失为一种勇敢和及时的尝试。不过,由于杨朔、刘白羽过于“诗化”,过于追求“意境”和“形散神不散”的结构模式,有时就难免显得做作,夸张、渲染得过了头。其实,散文的天地是无限宽广的,既可以热情地颂“美”,也可以冷峻地写“丑”,既可以精致巧妙,“形散神不散”,也可以“散”得平易浑成、自然从容,等等。
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举行,文学艺术这个重灾区终于峰回路转,换了新貌。
最先涌现的是一大批悼念散文。尽管悼念散文以珍贵的史料价值取胜,但其中确实也有不少文质俱佳、声情并茂之作,如《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好总理》(冰心)、《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痛悼傅雷》(楼适夷)、《刑场归来》(公刘)等,读后无不令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短期内有如此多的悼念之作问世,是中国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作家们没有长期地停留于单纯控诉的阶段,他们又很快进入了反思和追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金的散文创作。八十余岁高龄的巴金把五集《随想录》对“文革”的性质、危害以及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切的反思,痛切陈词:“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人到中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巴金为代表的《随想录》,告别了“伤痕文学”,开启了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局面。
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增加了不少新人。所谓“新人”,并非简单的“年轻人”的同义语。具体说来,包含了如下不同类型的作家:一类是平反冤假错案以后复出、归来的老作家,如萧乾、黄裳、吴祖光、邵燕祥等;一类是各方面的学者、艺术家在“主业”之外兼写了不少散文,如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周汝昌、吴冠中等;第三类才是晚出的散文家,如贾平凹、梁衡、余秋雨、史铁生、赵丽宏等。
抒情散文取得了新突破,个性的成分大大增强,思想不断深化,而风格和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了,真正克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常见的“颂歌”和“战歌”的单一格调。人们仿佛又闻到了从“五四”到二十年代前期散文创作清新活泼的气息,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回归,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增添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深沉的历史沧桑感。
杨绛《干校六记》一书写自己随丈夫“下放”干校的种种遭遇,所用的几乎全是叙述的语气,对外界的一事一物之微,内心的一喜一惊之状的描绘,都显得具体逼真,历历在目,没有任何过头的渲染和夸张,更不要说大段的感叹和议论了。读了这样富于内涵和分寸感的散文,反倒使人感到深刻隽永,耐人回味。孙犁写了不少寓至情于平淡的佳作,回忆了和赵树理、李季、郭小川等作家文友交往的经过。作者这样表述自己的写作主张:“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了的人。”(《晚华集》)和“四人帮”的“假大空”的文风相对照,阅读孙犁真诚、淡泊、洗炼的散文,谁都感到亲切、自然、可信。毫无疑问,从思想感情的表达和语言行文的风格来看,杨绛、孙犁等老作家所继承和发扬的是“五四”时期“立诚”、“写实”的宝贵传统,是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主流,而又显得更加详尽绵密(如杨绛),苍劲淡泊(如孙犁)。新出的散文家稍有不同,他们的感情较为浓烈,也间或有深沉的哲理或玄思,不过也同样克服了以往那种常见的滥情和说教的倾向。贾平凹的《商州初录》系列散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陕南商州一带的历史传统、地理形胜、风尚变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可以看出,他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沈从文等人的“谈话风”散文传统,用工笔细描却又畅达活泼,毫无繁琐逼仄之感,以纯熟的充满泥土气息的白话为基础,而又恰到好处地融入了典雅简练的文言词语,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梁衡的散文追求“大气”,自觉地和那些琐屑无聊的“小散文”划清了界限。他爱写历史人物和山水游记,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他的《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把栏干拍遍》等,对以往的历史进行崭新的审视和思考,进而选择独特的视角,有声有色地深入到周恩来、瞿秋白、辛弃疾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体现了强烈的现代理性和忧患意识。还不应该忘记小说家加盟散文创作后所带来的新变化。如王蒙在散文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扩大了散文表现的时间和空间。
随笔类散文的成就尤为喜人,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更是佳作迭出,绚烂之极,预告着它今后必将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途。这类散文继承了“五四”时期“小品文”的传统而又有新的突破和进展,不再是纯粹的身边琐事,而是琐事不琐,言在此而意在彼,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由近及远眺望人间的窗子;不再是一味的絮语和闲话,而是综合运用了叙事、摘录、议论、抒情等因素,显得格外活泼多姿。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贡献很大(当然不必硬性定名为“学者散文”,以职业、性别等区分散文门类并不科学),他们坐拥书城,神驰四方,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语言功力为后盾,一旦执笔为文,不管是读书札记、创作体会、世相杂谈、历史旧闻、序跋书信,均能收增长见识、陶冶性情之效。
台湾现当代散文走过了一条独特的漫长的道路。
台湾散文家多半来自大陆或为迁居台湾同胞的后代,其中如林语堂、台静农、梁实秋、苏雪林等人,赴台前即已卓然成家。稍为年轻的也在大陆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吮吸新文化运动的乳汁,如琦君师承夏承焘,余光中心仪朱光潜。更年轻的张晓风、三毛、席慕蓉等随亲属赴台时尚属少不更事,但作者的故乡之情却一直不能忘怀。
翻读台湾人的优秀散文集,犹如置身于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详加评述实非易事,只能举其荦荦大端,约而言之。第一,抒情言志、状物写景之作,份量最重,佳构最多,其中尤以思乡怀旧的作品最为刻骨铭心,过目难忘。“心悬两地”(指北平、台湾)的林海音忘不了北平的四合院,长期辗转于长江以南的余光中录下了江南连绵不断的“冷雨”,琦君“想念的是故乡矮墙外碧绿的稻田,与庭院中雅淡的木樨花香”(《琦君自选集·写作回顾〔代序〕》),连梁实秋的《鸟》、《骆驼》等动物小品,也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四川的葱茏春意和旧北平的浑厚气息。总之,离乡愈久,思念愈切,此中苦楚非外人所能知,一旦发而为文,自然真挚幽怨,别具一番风致。第二,台湾散文家多半学历较高,视野较宽,对于经济起飞后人情冷漠、生态破坏的一面感受尤深,王鼎钧、琦君等人在这方面均有佳作问世。还有的远涉重洋,如余光中、陈之藩、三毛等,以中华学人绘异域风光,也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之作。第三,有些作家有鉴于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心的浮躁,便有意识地借鉴西方的意识流手法,一改从容道来的传统文风,特意加快了行文的节奏,增强了语言的密度,如余光中参观纽约帝国大厦的《登楼记》,便是一篇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的代表作,读者当不难举一反三,窥探此类散文的奥秘和神髓。
香港散文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代表作家有董桥、梁锡华等人。
近百年来,现代散文伴随着阳光和风雨,经过艰苦的跋涉和追求,终于迎来了万紫千红的喜人局面。论题材之开拓,体裁之增广,技巧之更新,语言之发展,以及外来形式之借鉴,均已超越前人,发生了质的嬗变,为我国源远流长的散文创作增添了不少光辉。
现在再说这本《现代散文鉴赏辞典》。鉴于散文有广义、狭义之分,论功用则有抒情、叙事、描写、议论之别。限于篇幅,本辞典对所有广义的散文难以一一兼顾,只能酌收少量杂文、散文诗,不收报告文学、人物传记。至于篇幅过长的抒情、叙事散文亦在忍痛割爱之列(如史铁生散文,只得舍《我与地坛》,改收《合欢树》)。所收的散文多半为脍炙人口、经久弥新之作,间或有虽非通体闪光的珠玑,但在当时起过较大影响的作品,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前人探索的艰辛和跋涉的足迹。本辞典得以顺利出版,全靠各地专家、学者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意,不当和欠缺之处,祈盼广大读者、专家指正。
(有删节)
《现代散文鉴赏辞典(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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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编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
(本文原载于:上海辞书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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