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大戏坊》通过讲述“留马邨”两户线偶艺人不同的人生际遇,以独具特色的农村语言,为读者展开一幅浓墨重彩、原汁原味的农村“庄稼戏子”的人生画卷,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试图以此引起人们对即将消失的“村庄”这个农耕文明载体的关注。同时小说通过“抗战”这个大背景,展现了中国农民的家国情怀。本文系阿探读完作品后所作书评,深入精彩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
《大戏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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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关中牛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
超越政治与道德的戏人生命史
——关中牛长篇小说《大戏坊》读后
关中牛以一部39万字的长篇小说《大戏坊》,再一次重申与提振了民间传奇对于文学的意义,既是文学与历史的嫁接,更是传奇与戏人生命史的有机融合。人生如戏,缘起缘落,都是自我的选择及演绎。人生大凡分为两种:一为倾情入戏者,有忍有容,有所持守,社会交接点上历尽劫数,大起大落,真性人生,如四先生、狼咬儿、甜寡妇等人;一为演技派,虽并非戏子出身,演技超人,极尽左右逢源之能事,时代在演进,始终为人上之人,如陈仓满、岳富葵之流。
小说不仅是民间史的一种呈现,亦是在既定的历史时空的骤变与弹性追溯的不变中,现代社会气质的某种注脚或某种程度的映照。《大戏坊》叙事语言古典夹杂着东府方言,恣意直陈,字里行间挟裹着语言的风搅雪,语言的内在张力对应着戏人幽深而执着的精神生态。换而言之,关中牛找到独属《大戏坊》的语言体系,因此在展开巨幅民间精神图景的同时,取得诸多方面的叙事突破。
关中牛无疑是深谙古典小说叙事神韵的,他以石头叙事开启文本,令读者不能不想起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那两块神奇的“石头”,或许这种以石头说事的开篇模式,正是他创作大部头作品的雄心所在。作为《大戏坊》开篇意象的石头是石碑的一部分,联结千年前的线偶戏悠远的缘起。随后由此带起了线偶戏人的生命场——黄河边落雁滩一个叫留马村的村庄。东府线偶戏跨越千年的前世今生,甚至精准到线偶戏每一种戏坊乐器的来龙去脉。换句话说,小说的叙事时空并不停留在抗战的关键期,文本不但有关于线偶戏千年渊源的追溯,更有中国革命史关键时段的掠影定格。戏即人生,戏即天命,民间线偶戏人生命之虚实皆入戏中。叙事推进中不断追溯事由前缘,使得小说叙事拥有强大的纵深与时空位移感。文本倾力的重点不在革命史与社会演进,在几十万文字积成的八百里关中道上风起云涌的悲壮横流中,最终擎起的是东府线偶戏人的集体人格。而这正是民族文化核心之一部分,不是官方文化,而是民间线偶戏人的文化性格。余秋雨沿着荣格的认知总结出“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用这个概念去解读《白鹿原》无疑是合适的,用它去认知《大戏坊》更是精准。而文本中所有的民间戏人史意义也集中地体现于此,戏人从戏文中去认知他们所置身的社会,去直面去从容应对岁月赐予他们的短暂幸福与无以挥去的长久熬煎。关中牛从民间传说出发,经由历史追溯了过往的乡土线偶戏人的生活,映照了现代社会的内在性征,以直面未来文明的高远视野,托起了民族的中坚力量。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的那种人。在这个意义上,老作家关中牛又何尝不是个诗人呢?
《大戏坊》可谓是关中牛为东府线偶戏人倾力而著的一部史诗,作为乡土戏人,他们处在社会底层,不似今天的娱乐明星高高在上,疯狂圏揽名利。他们只是社会动荡中的一群有着生命认知与坚守的读书人及农民。为他们著史,无疑是一种生命的溯源,民间文化的拾遗。作为“史圣”司马迁的乡党,读者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可以看到关中牛对“史圣”文学与历史嫁接文思及史诗有机成分的汲取,亦能看到他在历史与戏人之间主次与用墨轻重的选择。司马迁著史有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非官方视角与立场,在这部小说的叙事展开中得到了接续。在对于历史的取舍中,关中牛重点展开,溯源而上,并由此发散的是东府线偶戏的历史渊源及历代传奇,同时让小说的核心叙事时段——抗战关键期与解放战争关键阶段,退却为戏人的精神生态背景,因此戏人有了强大的展示人生起伏、精神幽深、悲壮与欢愉的生命场。可以说,宏大的历史背景(包括线偶戏之渊源、抗战及解放进程)强力地擎起戏人的精神景深。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动荡不安的社会再次复归平静,那些不变一直未曾改变过。张干大作为一个隐匿数十年的乡间高人,一个能够不动声色搞定所有事情的大智慧者,在解放前夕却被他从未搁进眼里的混混陈仓满出卖而殉身;做了一辈子乡贤,为抗战出力,为民生而当保长,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四先生却沦为“革命者”的批斗对象,甚至与四先生相关的戏人甜寡妇等人在解放胜利之时也成了边缘人;作恶数十年的陈仓满、镇长岳富葵作为投机者,有着精湛的演技,却摇身一变,再次成为统驭者。排斥政治的四先生所领受的政治迫害,却是来自与陈仓满对其“夺地”旧恨的耿耿于怀。旧的恩怨,会在不经意间以政治的名义实施不变的报复。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无疑是高明的,著史释放着他人生的孤愤,更体现着历史的某种野蛮的强势逻辑。历史洪流中,无法安放一个戏人最质朴的安居乐业的本真情怀,或者说历史的强势演进是无法顾及普通社会个体的基本生命热望的。投机者善于变通之道,常常机心得逞;倾情者太过执拗,有着全然人文主义者的凝滞与固化,往往错失改变命运之良机,而成为时代巨变的最惨痛的承受者。这似乎是数千年历史巨变的变之不变,因此作为民间戏人生命史诗,同时也映照了今天社会的某种特质。
《大戏坊》最突出艺术成就在于:超越了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用主体意识去感知、去体悟生命本质存在,构建了一种生命质地性认知性诗性审美。关中牛侧重于线偶戏人生命场域里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价值的发掘,最终让所有戏人的群体人格在留马村“耒耜班”灵魂人物四先生身上得以淬炼化成,并在其“后人”羊生身上得以接续,并寄望于未来轻盈的安妥。作为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把四先生从小时候写起,直到从留马村的政治舞台上退去,在这一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尽管他的肉体参与了抗战,甚至出任保长,但深究文本便可知道,他的灵魂始终没有介入政治,甚至说他从内心是排斥政治的,他的参与只是为了应付应对来自上面蛮横的政治强权。宏大政治背景始终只是四先生的生命场域,而他与同父异母的“狼咬儿”在民族大义及家族恩怨下所产生的爱恨情仇的复杂纠葛,他作为乡绅家族的延续、乡民命运的大义担当等才是关中牛浓墨重彩所在。即便他的父亲与张干大是深隐乡间的共产党,尽管他的岳父是国民党的团长,他依旧与国共两党不沾半点关系。带领戏人奔赴河东抗日前线,貌似大义之举,实为无奈之举,依旧是对政治强权的应对。关中牛成功塑造了“四先生”这个灵魂人物,他被日军俘虏,被八路军救出,他完全有机会成为政治体系的一分子,他偏偏没有;而他的对头“狼咬儿”已经成为八路,却又错失了,最后在张干大的引领下最终成为坚强的革命者。“四先生”作为人文主义者,排斥政治体系必然受到政治体系的压制,甚至飞来横祸也因没有政治庇护,免于杀头后依旧以不变之心胸应对骤变甚至已经被颠覆的世道。四先生这个人物,类似于《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站在政治之上的生命存在,是不能以政治标尺判断与评价的。同时,关中牛赋予小说以超越道德的完全人性视角。不论是迷离于四先生兄弟二人之间的“甜寡妇”也罢,还是狼咬儿的来历,抑或“祠堂”“刀客”“借种”“换子”“争妻”等事件,其中有不少是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但作为乡土民间戏人的精神生态与生活方式,作为特定生命观念下的个体生活理想,依旧承载着完整的生命悲壮与诗意。甚至对于东府线偶戏人的集体人格而言,放弃其特殊生命背景去为人物定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同时这也是关中牛对民间生命史诗文本的一种内质性精准把握。
在长篇小说《大戏坊》中,关中牛不惜较长的篇幅去追溯东府线偶戏的历史渊源,不惜用复杂甚至庞杂而有序的人物网络去构结叙事,最终让主人公、“耒耜班”的灵魂人物四先生及甜寡妇在新中国来临之际沦落为边缘人,构建这一切人物命运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最终指向究竟是什么?文本似乎并没有着力去强调“国家”“民族”“革命”这些概念,细读文本,历史溯源中的清帝退位,姓名多变的刘欣耕,隐身于马坊院里的张干大,包括四先生的父亲,众多的共产党以隐没在众人中的超常低调,以最亲近乡民生活的质朴白话,以几十年如一日的坚韧,引领并促进着每一阶段的革命走向,将民族、国家、革命的大义化作了切实的行动。他们,显然是一股深藏不露的中坚力量,完全不同于影视剧中的高调形象,他们是最接近真实地下党的人物。然而关中牛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此之外,他还擎起了一股强劲的力量,即以戏人灵魂人物四先生为代表的超越党派、直奔万民安居乐业理想的精神力量。显然这股力量来自于民间,直接关联着民众,经由过往,映照现在,直指未来。“神谕通说”超常现象的发生,预示着这种力量的积聚与接续,而小说结尾,30年后这种景象再次出现,更是关中牛赋予文本言外之意的延宕。
或许,这种被政治语体的粗犷所忽视的普通民众的精神性力量,也是一种深藏的、强大的、直奔未来文明的源泉性力量。关中牛对此有所逮,犹如陈忠实先生《白鹿原》中朱先生那辽远、纯澈又深邃的目光,这也是擎起未来文明的脊梁。
关中牛,原名谢天祥,祖籍合阳,客居渭南。农家子弟,军旅出身,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员。潜心创作四十余载,著有中长篇小说《最后的猎人》《界山》《半阁城》《天藏》及长篇报告文学《叩访远古的村庄》等。
(本文原载于:太白文艺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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