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专访张宏杰——一位百万级畅销书作家，莫言推崇的历史学者

【百道编按】2022年8月，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出品了百万级畅销书作家、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的畅销作品集“张宏杰的历史写作”。莫言评价道，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百道网专访张宏杰，请他介绍他的历史写作与“史识”观。

2022年8月，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出品了百万级畅销书作家、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的畅销作品集“张宏杰的历史写作”。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也仅仅因为此，那些在历代史书中伟大或者邪恶得光怪陆离的历史人物被他还原成了可以信赖的人，与以往的描述面貌迥然不同。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第2版）》不仅深刻剖析了乾隆统治的成败与得失，也揭示了乾隆的性格和爱情对其统治风格变化的重大影响，出版至今畅销十年，累计销售量数十万册。《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生动叙述了朱元璋由乞丐到皇帝的传奇经历，并将他放入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入剖析其统治的成败得失以及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深远影响。《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第2版）》则是张宏杰珍爱的初心之作，其后续精彩作品的构思缘起皆囊括其中。在他笔下，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如吴三桂、曾国藩、慈禧、朱元璋等，被撕去光怪陆离的标签，展示了他们在善恶的纠缠中，虽奋力挣脱时代枷锁但终究难逃命定结局的“悖论”；中国的科举制度、满族的汉化、隐士的真相等历史事件，也多层次呈现了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莫言表示，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张宏杰一直十分尊重读者们要求把历史讲得轻松、好玩、有趣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还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他认为，这种“史识”不是指史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大众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张宏杰觉得，通过阅读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

百道网专访张宏杰，请他介绍创作这套书背后的故事，以及他本人的历史写作观。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作者 张宏杰

关心历史中的人性，将史学与文学结合

百道网：“张宏杰的历史写作”将您非常有代表性的三部历史作品——《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归在一起重装再现，非常有气势。您能谈谈这三本书的写作缘起吗？

张宏杰：我本科读的是东北财经大学，但是对财经并不感兴趣，因此我是一个经常逃课的学生。我经常在早饭后，在学校门口坐上4路公共汽车，来到位于白云山中幽静的大连市图书馆，在那里一泡就是一天，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等很多历史启蒙书。之后我又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从而引发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工作后我以历史散文为开端写作，后来我将这些历史散文汇集成处女作《千年悖论》。所以，《千年悖论》是一部历史文化散文集。

在大学期间，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对我影响很大。以前在我的印象中，皇帝或者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动符号，或者是评书中那种“昏庸无道”的木偶形象，而这本书所介绍的乾隆皇帝却是一个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雄心、有欲望、有痛苦、有纠结的活生生的形象。这本书呈现的清代历史，远比我过去了解的复杂、立体和有趣，它启发了我写《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洪武：朱元璋的成与败》最早是由博集天卷出品的，第一版叫《朱元璋传》。2006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朱元璋》，后来我感觉自己没有把朱元璋写完整、写透，所以又扩展成一本传记。我的阅读兴趣，往往是由偶然间读到的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引起，有了兴趣我就会阅读能找到的、与这个话题相关的所有作品，如果我感觉需要表达自己读后的收获，就会写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可以说我的历史写作完全是跟着阅读兴趣走，并无任何规划。

百道网：“历史写作”是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词。它既表明这种写作与冷僻的历史专著有所区别，是写给大众看的；又表明它区别于草根野史，具有靠谱性；还强调它丰富深厚的文学性和写作技巧。有的作者擅长“显微镜”或“放大镜”式的历史写作，有的创新性地融入田野调查。您的历史写作特点，曾被读者开玩笑地总结为跨文体“合金体”。您怎么看这种总结？

张宏杰：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站在一个文学青年的角度，关心的是历史中的人。文学关注的是人性，而人性在历史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所以《千年悖论》等书的文学性较强。我在写作时比较注意将学术性和普及性结合，也注意将史学与文学结合。戴逸老师在给我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大部分作品虽然文笔好，本质上却不是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经过了史料考辨，是在专业的史学资料基础上写的，而且写作态度比较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无臆想夸张之弊，属严肃的史学作品。”在写法上，我有意识地采取了掺杂小说式、历史报告文学式，甚至心理分析式的写法，追求叙述的流畅，希望让人读着不枯燥。从文体上说，这是一种叙述和思考的杂糅，所以有人称为是一种“合金体”，是“跨文体写作”。

“穷尽史料”，让虚构内容一眼可辨

百道网：关于历史写作，现在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呈现历史的复杂性。您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早在20多年前，您写作的第一篇历史散文《无处收留：吴三桂》（收录在《千年悖论》一书中）就呈现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标签化的叛臣面目下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欲望追求、精神震荡和痛苦挣扎。“呈现复杂性”就是呈现传统教科书的框架以外的知识，它往往会带来颠覆性，但它又不同于“翻案”。是怎样的史识、史观使您在写作《饥饿的盛世》《洪武》《千年悖论》三本书时秉持客观，保持了一定的边界？

张宏杰：真实性是历史作品的生命线，因为历史作品不是虚构作品，它的首要任务是提供真实的历史信息。如果读者发现有一处错误，整部作品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在我开始历史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搜集史料很不方便，那时候国家图书馆还叫北京图书馆，只有持北京人的身份证及高级职称证明，才能办一张可以阅览大部分书籍的借书证。在辽宁的我，通过北京的朋友办了一张借书证，每隔一个月坐六个多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找一家宾馆住下，在这里查几天资料。通过这种方式，我基本做到了我能力范围内的“穷尽史料”。比如写王莽，我会到基藏库调出所有与王莽有关的书籍（一天最多只能调五本）和杂志，大致看一遍，把我认为有用的复印下来。当然，这种穷尽史料的方法在今天看起来其实很不够。

通俗历史写作很多时候需要调动多种写作手段，包括文学性的，也不排除虚构的手法。如果行文当中有虚构性的部分，为了处理真实与合理虚构的关系，我的做法是“瓷器修复”：虚构的部分采用小说的笔法，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不会与真实的史料相混合。也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虚构，但是虚构要可识别。就像文物修复可以用今天的材料补上缺口，但是新材料要呈现别的颜色或者质感，让人一目了然，这样既能获得对文物的整体认识，又不会产生误解。

百道网：“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是您解读历史的独特方式。可以说是这种方式让您犀利地发现了乾隆统治的软肋和朱元璋统治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吗？

张宏杰：戴逸老师曾经对我说，传统史学可能有线条太粗、方法落后的问题，但是现在史学研究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历史学者应该是通才，可是现在的高校文科专业分得太细。解放前的北京大学并没有那么多文科专业，就是历史、哲学、文学三种，这样其实更有利于培养兼通的人才。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容易，不能鼠目寸光，只看到、只研究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事，局限在自己的学科里，而要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感兴趣，这样才能对历史有一种宏观的、全局性的眼光。现在很多研究者的视野过于狭窄，容易陷入一个琐碎的问题中，研究的问题过细过小，长期不能自拔，对研究领域之外的其他事情不感兴趣，这注定不能取得太大成就。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完整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这首诗非常有哲理。一个历史事实，只有站远一点距离，多选几个角度，才能看得更清楚。

今天是昨天的继续，历史读物里要有“史识”

百道网：您最近常谈到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您为什么特别重视“史识”？

张宏杰：了解历史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需要，历史学家圈子外的人也许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更广泛，也更强烈，其中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对历史知识的需求比其他人更迫切。众所周知，政治家必须了解历史，理解他所领导的族群和国家的过去；艺术家需要了解历史，起码是艺术史，这有助于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一个基本的高度。我发现我的读者群体中媒体工作者很多，其原因也许是媒体工作者在终日横向关注这个世界的同时，尤其需要纵向的知识为背景，才有助于他们理解现在发生的一切；我还发现经济界的大部分人也都特别喜欢读历史书。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历史是他们整个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们了解这个社会必备的工具。经济学家李伯重写过一篇文章，叫《为何经济学需要历史》。他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他说：“为什么对于做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历史很重要呢？道理很简单：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传统。不了解这种传统，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认为普通大众只需要那些肤浅的、猎奇的、故事性强的历史普及读物的看法，是对历史和当下社会的一种极大误解。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市面上能满足读者较高层次需求的历史读物虽有，但不多。

百道网：您好像非常注重将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转换为通识，科普给读者，为什么？

张宏杰：这很重要。民国时代的许多历史学大家，梁启超、钱穆、顾颉刚、吕思勉、邓广铭、罗尔纲、萧一山、谭其骧等，都曾有计划、有目的地从事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少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非常注意内容的可读性，比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徐念慈的《中国历史讲义》等，注意让普通民众能够读懂且喜爱阅读，从而成为在形式上更为规范的大众化的历史读物。历史学家何炳松认为，专业历史著作和通俗史书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历史学家“先成专门之书，备专家参考之用。另著通俗之本，供常人浏览之资。读者不同其人，著作应异其质”。

作者：刘瑞丽

编辑：道之

终审：令嘉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