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瘟疫如何改变历史，并塑造未来？

【百道编按】《西方历史上的瘟疫》主要描述了西方历史上的重大瘟疫（传染性疾病）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历史上的重大传染病，了解它们的症状、社会影响以及人类的应对措施，从而让人们更加重视传染病、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面对未知，同时让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并与自然和谐共存。本文节选自《西方历史上的瘟疫》，欢迎读者阅读交流。

“瘟疫”是指由细菌或病毒引起的大型、具有传染性、可导致死亡的烈性流行病。因其可怕的后果，“瘟疫”已经成为“灾难”的代名词。

人类的历史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瘟疫。人类自产生几万年以来，社会不断发展、文明不断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提高了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危险。随着人类对自然的不断开发，接触未知病毒的可能性也在加大。交通的日益便利意味着病毒能更快、更广泛地传播，从而造成更大范围的瘟疫。

《西方历史上的瘟疫》的目标并不是对历史上的瘟疫进行详细的医学分析，而是在材料许可的情况下对瘟疫的病理表现、医疗手段进行简要描述，鼓励读者深入思考，关注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为应对新的微生物挑战所做的准备情况。本书还是一本历史著作，但它不同于医学史的写作，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描述提高人们对瘟疫的警觉。

古代世界的疾病

疾病一直与人类历史相伴随。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公元前3000年的疾病；英国伦敦的维康历史医学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陈列了一枚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巴比伦医生印章；1862年在底比斯的一座坟墓中发现的莎草纸上记载了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流行性发热；在《出埃及记》中记载了公元前1500年杀死埃及国中所有长子的瘟疫，不仅是平民的长子，法老的长子也难逃其灾，不论真伪，这是有记载的疾病对历史产生影响的第一个例子，也正是此次瘟疫最终使埃及法老允许他的以色列奴隶离开埃及前往以色列。

宗教书籍对古代世界瘟疫的记载很多都与战争联系在一起。《撒母耳记》中描述了公元前1141年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之间的战争。非利士人打败以色列人并抬走了以色列人的约柜，然而，约柜给所到之处带来了瘟疫，从亚实突（Ashdod）到迦特（Gath）再到以革伦（Ekron）。在遭受瘟疫侵袭七个月后，非利士人决定将约柜送回以色列。

雅典的瘟疫

公元前430年雅典的瘟疫是疾病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5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这个小小的希腊城邦国家击败了当时强大的波斯王大流士。然而好景不长，在打败强大外敌之后，公元前431年，希腊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了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与斯巴达拥有强大的陆军相比，雅典有强大的海军，它可以通过陆上的防御战和海上的进攻战来击败斯巴达或至少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并能够通过源源不断的海外补给为雅典提供充足的物资。然而一场瘟疫改变了战争的走向。

（一）瘟疫的暴发

据载，公元前430年，埃塞俄比亚发生瘟疫，瘟疫很快席卷了非洲北部和西部，又从埃及通过海上航线穿越地中海到达比雷埃夫斯港并传入雅典。很多健康的人，突然间毫无征兆地感染了瘟疫。

这次瘟疫在当时是前所未见的。被西方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就生活在当时的塞萨利，但他对瘟疫没有留下任何描述。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记录了这场瘟疫。修昔底德认为，希腊的医生们没有认识到这种疾病。为了让人们在瘟疫再次暴发的时候能很快认识它，修昔底德对瘟疫的症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瘟疫没有潜伏期，感染后患者头部剧烈发热，眼睛发红和发炎，喉咙和舌头很快充血，然后开始呼吸不畅，打喷嚏和声音沙哑，猛烈地咳嗽，恶心，猛烈地抽搐，身体表面摸起来不太热，肤色看起来也不太苍白，但逐渐会呈现从青到红的淡灰色，并在皮肤表面长出脓疱和溃疡。许多人还经历了失眠和不安。修昔底德还说，患者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口渴，迫使他们自己跳到井里。感染者通常在感染后的第七天或第八天死亡。如果有人能挺过这段时间，那他/她就会患上无法控制的腹泻，这经常也会导致死亡。那些活过这一阶段的人可能会终身忍受瘫痪、健忘或失明的折磨。幸运的是，瘟疫的感染提高了人的免疫力，很少有人会二次感染，即便二次感染，也不会致命。

对于雅典瘟疫到底是什么疾病，学术界一直没有给出一个能普遍接受的结论，医学史上也无定论。人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中简要的描述对照已经确定的疾病的症状进行推测，认为雅典瘟疫可能是天花、腺鼠疫、斑疹伤寒或者麻疹。

（二）瘟疫的社会影响

雅典的瘟疫无疑是雅典帝国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修昔底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并未受过任何医学训练，他的工作主要是客观地记录历史，但是他在其著作中专门论述这场瘟疫，详细记录患者症状，足见瘟疫不仅是前所未见的，而且对战争走向及雅典命运的影响重大。

瘟疫对雅典和希腊产生了一系列影响。雅典瘟疫的第一个影响是造成了城市人口的大量死亡。伯里克利在斯巴达人围攻雅典之前就把农村人口迁入城内，导致城内人满为患。因此，尽管瘟疫只肆虐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却造成了大量的死亡。由于没有确切的人口记录，所以无法得知具体死亡人数，但据估计有数万人死于瘟疫。很多人认为，袭击雅典的瘟疫是古希腊历史上最致命的疾病。除了直接的造成人口死亡外，瘟疫还导致了士气的崩溃。这也是大流行疾病时期的常见现象。

瘟疫对雅典最显著的影响或许是它对雅典政治的打击。瘟疫夺去了伯里克利的生命，他被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几乎在所有的史书上，学者们都用同一种声音赞许伯里克利的智慧、勇气和清廉。他的去世可能改变了整个战争的结局，如果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24年冬季提出和平提议可能会提前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那么公元前415年的西西里远征可能就不会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本质上讲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雅典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而斯巴达则拥有当时最强大的陆军。韦伯斯特认为：“斯巴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但他们几乎没钱，也几乎没有海军。雅典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一个富庶的国库和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市。如果雅典不能在陆战中面对斯巴达，那么斯巴达也不能对雅典或它的属地造成太大的打击。出于这些原因，伯里克利的政策就是等待。”所以伯里克利力图避开与斯巴达军队的陆上冲突，并用海军保护雅典的贸易，以便获得源源不断的财税支持，并最终拖垮对手。

瘟疫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对雅典和希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对于公元前430年的大瘟疫有一个社会政治学推论。瘟疫首先破坏了人的肉体，进而摧毁了文明社会的准则和价值体系。瘟疫袭击了所有的阶层，无论贫富。医生们束手无策，他们自己也大批地死去。修昔底德在对瘟疫影响的分析中着重提到了这种后果。瘟疫所造成的死亡阴影释放出的无政府主义吞噬了整个城市。人们开始活在当下，自我放纵，无视一切神圣和法律，沉溺于暴食和酗酒。修昔底德这样描述雅典人：不管是天上的神还是人间的法律都无法约束人了。对于前者，人们发现不管是否敬神都会死去；至于后者，没人指望能活到被判刑的那天。[4]历史悠久的习俗和社会约束被抛诸脑后，“希腊学派”（School of Hellas）也很快沦为自然状态。随着公民义务和宗教信仰的衰落，迷信开始盛行，人们尤其沉溺于古代的神谕。瘟疫营造了一种氛围，击垮了城市的精神支柱。瘟疫可能打破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微妙的平衡。在瘟疫暴发之前，雅典出现了一种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氛围，这种氛围能够使个人或政党的野心有效地屈从于更大的社会需要。随着瘟疫带来的犬儒主义和绝望情绪蔓延，雅典人越来越展现出自我中心的精神状态。

瘟疫杀死了很多人，使首都士气低落，尤其是西西里远征后，海军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使雅典无法对斯巴达展开决定性的进攻。到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宣告结束。

作者：方长明

编辑：佑生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众号)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