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如何影响我们的饮食？

【百道编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沙漠与餐桌》涵盖了谷物、豆类、水果、坚果、蔬菜、香料、油和茶，记录了它们的起源、传入或传出中亚的过程。本文为该书精彩书摘，读者可从中了解食物在丝绸之路的起源及进程。

人在迁徙中随身携带的不只是鸟兽、昆虫、蔬菜和脚下的草皮，还有他的果园。

——亨利·大卫·梭罗，《野果》（Wild Apples），1862

我们都听过关于可持续粮食系统的高谈阔论，还有“养活全世界”和“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这样的口号。与此同时，我们对世界各地农业的“没落”也有所耳闻，农耕文明曾经是一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它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食物种类和饮食方式。在地球人口逼近90亿大关的同时，南美洲的植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人们只是为了腾出土地来种植原产于东亚的驯化植物——大豆。从俄罗斯到墨西哥，随着基因完全相同的克隆杂交品种在一片片土地上被广泛种植，全球范围内的农作物都在逐渐丧失遗传多样性。上一代人在北温带地区闻所未闻的水果和蔬菜，如今一年四季都可以在市场和杂货店里买到。但是，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是如何登上全球通信、贸易和资源分配的顶点的？人类重塑周围的生态系统，甚至改变地球气候的能力又源自何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埋藏在考古资料中。

通过对世界各地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将今天的地球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或机械电路。在这样的系统之内，美国领导人的某个糟糕的经济决策或者某位商业银行家的冒险一搏，都可能将全球推入经济危机的深渊。加州的旱情会直接影响纽约市橙子的价格。美国对咖啡消费成瘾，致使从夏威夷到巴西数百万英亩的古老雨林被烧成灰烬。美国和西欧对化石燃料的消耗，是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和热带珊瑚礁退化的直接原因，也是使诸多岛国遭到灭顶之灾的罪魁祸首。

将历史拆解为最简单的元素，我们会发现古代和现代的植物栽培与基因流动的过程十分相似。沿中亚贸易路线进行的交流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但其最本质的内涵是对异国产品的渴望，卡尔·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人们愿意付出天价去购买邻居没有的商品。无论在现代还是古代，商品拜物教和炫耀性消费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在古代或许比现代更甚）。许多学者研究过古代世界的交流网络如何影响不同人群的行为，使之互联互通。但是，亚洲的世界体系形成于何时？西南亚、南亚和东亚是什么时候成为彼此联系的整体的？这些理论问题仍有待解决。

欧亚大陆中部地图，展示了关键考古遗址和地理特征。这些遗址为探索农作物在整个内亚传播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在蒙古人统治九州的元代（1271—1368），整个欧亚大陆归属同一经济系统，蒙古人的贸易线路延伸到了亚洲的各个角落。1280年，中国、中亚和伊朗地区都处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下，即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此时的贸易线路拓展到了更广阔的地区。在此之前，成吉思汗征服了亚洲的绝大部分土地，在1234年占领了中国北方，而他的孙子则在1279年统一中国。在（伊利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将阿拔斯王朝的残余势力清出西南亚之后，整个亚洲大陆实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统一。

不过，在蒙古汗国建立之前，亚洲各地早已有深度的交互往来。公元751年，阿拉伯帝国与大唐帝国在中亚怛罗斯河一带爆发冲突，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亚地区的全面伊斯兰化。这是古代世界大国之间唯一的一次军事交锋，但是，这些帝国及其前朝在经济领域至少有一千年的交流史：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可追溯到汉代以前。据历史记载，公元前126年，从汉朝都城出发的第一位使者张骞进入中亚地区。《史记》（约前80）中充斥着关于奇珍异兽的描述和富有神话色彩的细节，但它确实能够证明中亚与东亚早在汉代初期便有直接的交流。尽管这些记载表明，汉朝人在此之前可能并不知晓中亚的存在，但是，中亚的层峦叠嶂从未阻止文化的流动：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两千多年里，古代人类就像石缝里渗出的涓涓细流一样在山谷间流动。

考古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之初，这些地区的食物系统已对彼此产生影响。公元前2200年左右，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准噶尔山区的一个小型聚落［考古学家在21世纪初将此处遗址命名为拜尕兹（Begash）］，以农牧为生的家庭用来制作面包的原料——黍和小麦很可能就产自身边的农田：黍是一种在数千年前被中国北部先民驯化的农作物；而小麦则原产于西南亚的新月沃土。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发现这两种谷物，为证明横跨亚欧大陆的食物系统的存在提供了最初的证据。丝绸之路始终是东亚和中亚各地区特色美食交融的渠道，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4世纪。黍沿着这条走廊继续西行，最终成为罗马帝国及至整个欧洲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而在相反的方向，小麦传入东亚，后来被用于制作面条和饺子，对中国人的饮食产生了显著影响。

欧亚大陆内外的食物系统联系日益紧密，进一步推动了地区特色饮食的全球化。后来，水稻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之一；苹果将成为美国的一个符号；桃将成为美国佐治亚州的标志，而桃的近亲杏则将成为高加索山地之国格鲁吉亚的代名词。每一种农作物从其位于东亚或中亚的原产地向外迁徙的过程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需要我们综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视角予以研究。

新疆固勒扎镇（现为伊宁市）的商业街，中国西北部

丝绸之路的开端

通过将植物和动物带往世界各地，人类不断改变和影响着全球的饮食和农业生产。在这一进程中，最为精彩却鲜有人探讨的插曲之一便发生在丝绸之路上。多亏了考古学和生物学——尤其是植物遗传学和植物考古学领域——的最新发现，这段故事才得以大白于天下。通过追踪一系列植物在跨欧亚贸易路线上的历史之旅，我将为大家揭示我们熟悉的食物如何穿越无垠沙海和崇山峻岭，历经数千次冬去春来走入我们的厨房，以及新品种农作物的引入如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2001年，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的著作《植物的欲望》（The Botany of Desire）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了苹果走进我们厨房的历程。根据波伦的说法，苹果还为解决美国边境问题助了一臂之力。苹果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亚，而现代商业种植的苹果与哈萨克斯坦旧都阿拉木图郊外真正的野生苹果种群之间存在遗传连锁关系，这两点让许多读者感到十分意外。事实上，丝绸之路正是现代苹果诞生的功臣——我们所熟悉的苹果是4个各不相同的种群杂交而成的。当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带着苹果的种子横穿欧亚大陆时，这些种子孕育的果树与在最近一次欧亚大陆冰河期之后便与外界隔绝的当地种群进行杂交，由此诞生了能够结出更多、更硕大的果实的后代。

祖母的苹果派可不是你家餐桌上唯一起源于中亚的食物，也不是唯一穿越漫漫丝绸之路的食物。开心果最初生长在中亚南部的山麓地带，而扁桃和胡桃的族谱则可以追溯到欧亚大陆南部的山麓。

撒马尔罕一处水果和坚果摊的照片，1911年。这张照片由谢尔盖伊·米哈伊洛维奇·普罗库丁—古斯基（Sergei Mikhailovich Prokudin-Gorskii）在一次普查沙俄帝国民族情况的官方考察中拍摄

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最庞大的商贸网络。它将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与中亚的诸多贸易重镇联系在一起，还间接连通了东亚和西南亚的帝国中心。丝绸之路上不仅有井然有序的贸易活动，还有军事要塞和政府的税收机构，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前206—220）。不过，考古学家发现，物品、思想、文化习俗和基因在中亚的传播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便有迹可循。我将这些年代更久远的痕迹视为丝绸之路的前身，而且在我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至前两千纪里的文化交流与稍晚时期的文化交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民族势力为了丝绸之路及周边广袤沙漠和山地的控制权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包括王朝更迭不断的东亚帝国以及鲜卑、匈奴等中亚政治体。不同文化如同潮起潮落，影响了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农业活动和农作物品种的传播。

卡拉库姆沙漠绿洲间的单峰驼群，土库曼斯坦，2010年。中亚现在很难再见到大型驼群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卡车和飞机所取代。

丝绸之路不是仅有一条道路，往来其中的主要商品也不只是丝绸。连接长安与罗马、宛如飘逸丝带的骆驼商队，这幅广为人知的画面只是丝绸之路上短暂出现的景象之一。我对丝绸之路的定义较为宽泛：它是自公元前三千纪开始、在公元前一千纪逐渐密集的一种交流和互动的文化现象，囊括了使欧亚大陆中部变成一个复杂社会舞台（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迁徙。在马匹运输、季节性人口迁徙和小规模农牧业发展的推动下，内亚的人口流动性逐步提高，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史前中亚人将世界的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将创新传播到古代世界的天涯海角。他们博采众长，汲取多方思想和技术，其中就包括如何种植和试验农作物。这些农作物中有许多后来被带到了全新的地理区域种植。

人们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生物有机体规模空前，只有欧洲的殖民地扩张才可与之一较高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携带的粮食作物促使人类开始实行轮作制度，从而增加了粮食供给，确保了欧洲和亚洲各大帝国的繁荣发展。粟米成了波斯帝国的夏季作物和罗马帝国的低等作物，而小麦则成为中国汉代以及之后的冬季作物。在高海拔地区的寒冬，种子被保存在温暖的地方；在亚洲一些最干旱的沙漠上，这些种子在精心灌溉下生根发芽。

丝绸之路上一位粟特商人骑双峰驼的陪葬陶俑，唐代（618—907）。陶俑上施有标志性的三色釉（唐三彩）。

史前时期的中亚人渴求知识，也迫切需要适应地球上地形最崎岖的土地，在此过程中，他们将普通小麦控制密穗性状的多态性等位基因传播开来。他们还试种了起源于东亚的耐旱粟米，也是他们将第一株桃树带到西南亚。桃起源于中国长三角流域的浙江沿海一带，在古希腊时期被传入欧洲。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的仙馔，桃在道教中是长生不老的象征。至于桃肉的美妙滋味，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的《诗经》中也留下了不朽的记载。

桃并不是唯一跨越漫漫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和美洲丰裕之地的水果。根据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再次率领使团前往中亚，他从中亚带回一小截卷曲的葡萄藤蔓，一路装在生皮袋里，以免在沙漠中遭受烈日的炙烤。司马迁写道，葡萄以及用葡萄酿制的甜酒是从大宛传入中国的——大部分史学家认为大宛就是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然而，新疆洋海古墓群近期出土的证据表明，早在张骞充满神话色彩的“凿空”之旅前数百年，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洲便将葡萄酒视若珍宝。

了解身边食物的起源让我们与自己的历史联系更加紧密，也让我们与一辈辈播撒种子、优选作物的农民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他们不断筛选出植株更强壮、果实更甜更大或者生长更迅速的植物品种。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度过的一万多个农耕季节里，人们播下种子，培育幼苗，决定第二年何时耕种，又该留下哪些族系的种子，再将积累的知识和改良的农作物品种传给子孙后代。一份酥皮黄桃派或者一杯葡萄酒都是考古文物，水果的基因里记载着一段段始于遥远过去的故事。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在努力解读这些记载，以此了解人类与现代世界的植物品种如何共同进步。

(责编：佑生)

作者：罗伯特·N.斯宾格勒三世

(本文原载于：社科文献公众号)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