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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网·贺强专栏】日本国民的阅读习惯由来已久，黄贺强分析了对日本国民阅读习惯起到推动作用的各种因素，并指出，国民阅读习惯在日本民族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黄贺强
1907年，日本代表性出版社富山房在推广他们编写的百科全书《日本家庭百科事汇》的时候，提出了“要作为一等国民阔步全世界的话，日本的家庭就应该从拥有百科全书出发”这样的口号。虽然说这是商家的广告词，但却十分切合明治时代日本国民的脱亚入欧的梦想。然而，是什么因素让在江户时代还处于世界边陲的日本形成了要成为一流国民的国民志向呢？这个问题牵涉到很多方面，但如果从国民素质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自江户时代以来培养起来的日本国民的阅读习惯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明治维新以后博兴的日本民族意识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志向的发展。同时，国民阅读习惯在日本民族的塑造过程中又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绝非一朝一夕，日本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
国民阅读习惯的形成有几个必要的条件，即阅读不受身份和性别限制、拥有阅读能力，能够便利地获得图书、以及有以“读书提升人格”为目标的自觉性。这些条件在江户时代逐渐形成和成熟，随着商业出版的出现，图书出版日益繁荣，而寺子屋、藩校、私塾的普及，提高了日本国民的阅读能力，使得国民阅读习惯的养成有了进一步的可能。
到17世纪末，日本的出版业已经进入了商业出版的阶段，即书籍的出版不再是官府、寺庙对汉诗文和佛典的定制，而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出版。所以，图书不再是贵族、僧侣等特权阶级的专属物，普通平民也可以亲近图书。早在江户初期，日本就引进了活字印刷，但很难对应急剧增加的图书市场需求，敏锐的出版商重新使用起镰仓时代引进的木版印刷，解决了汉字、假名、訓点等排版时的不便，从而加快了出版速度。江户时代中期的享保时期（1751-1789），出版中心从京都转移到了更为商业化的城市大阪、江户，在出版内容上不断有新企划，涉及到学问、实用、文艺、版画等各个领域。书籍不再局限在教养类，而是扩展到娱乐方面，并产生了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贝原益轩的《和俗童子训》等一系列畅销书籍，根据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的统计，江户时代日本出版的图书种类超过了40万种。
资料来源：桥口侯之介《江户时代的出版统计》
虽然出版业逐步兴旺，但书籍在江户时代依然还是很昂贵的，如果用现在的物价来比拟的话，江户时代的一本书售价竟然高达5-10万日元，当然不是普通百姓能轻易接受的。但人们读书的需求还是非常高，这就造就了江户时代一道很靓丽的风景线，即租书屋市场的繁荣，很多百姓都是利用租书店来阅读的。
1609年本屋新七开创了江户时代商业出版的书店后，不久就诞生了租书店的生意，一开始租书店是依附在其他商店里的，但很快就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行业。根据《庆长以来大阪出版书籍目录》，大阪在1814年就有300家左右的租书店。另外，寺门静轩写的风俗探访记《江户繁昌纪》中也有江户在1834年就有800家租书店的记录。实际上租书店的生意在当时已经遍布在日本各地。1767年创业并持续经营130年以上的名古屋租书店大野屋惣八，在最盛期拥有图书有16734种，总册数达到21401本。租书店之所以拥有如此之多的图书，当然是因为有坚实的租书市场需求。据日本学者推测，如果一个出租书店大概拥有100人以上的熟客的话，那么江户地区就可能有8万多个租书者。从当时江户约有100万人口来说，租书者的比例之高令人咂舌。庞大的租书店和租书者不仅推动了江户时期出版业的发展，还产生了依靠版税生活的专业作家《东海道中膝栗毛》的作者十返舎一九和《南总里見八犬传》的作者曲亭马琴。
其中，不容忽略的是江户时代的识字率也给出版发展提供了基础。据英国学者多尔的统计，明治初年，日本国民的识字率男子达到近50%，而女子也超过了15%。日本文部省公布的《学制百年史》认为江户时代的教育是日本近代文化和教育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读书风气，为明治教育的再生和发展打下了文化基础，使日本迅速进入近代化有了可能。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民对西洋文化表现出无比的热忱，当时介绍西洋文明和国际局势的《西洋事情》《舆地志略》等书的发行都超过了几十万册，而叙述欧洲英雄人物的《西国立志篇》甚至超过了百万册。当时日本的人口约为3500万，可见国民读书气氛之高涨。
旺盛的阅读需求也使得日本的出版业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很多成为时至今日的日本代表性出版社如三省堂（1881年）、新潮社(1896年)、讲谈社(1909年)等，也有很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各家出版社各尽其能，从哲学、法律、经济到自然科学，从翻译到原创，出版了各种读者急需的图书。1890年代，日本每年的图书出版超过了1万个品种，之后的发展趋势依然势不可挡，每年都是正增长，到1910年代，每年的图书出版已经达到3万个品种了。
除了图书之外，报刊杂志的出版也异常隆兴。实际上，讲谈社、中央公论社、小学馆等当时很多出版社都是从出版报刊杂志起家的。1871年，日本近代第一份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创刊后，报纸就成为新时代的宠儿，大家争相创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各地出现了200多种报纸，到1887年已经有597种报纸。而明治政府也认为报纸的普及有助于对国民的启蒙而鼓励，并设置了很多免费的读报会和讲解所。虽然这些官营读报会因只宣传政府的政策布告未受到欢迎，且很快被讲述社会新闻的民营读报会所取代了，但是各种报纸的出现还是培育了相当多的读者。1890年代以东京和大阪为中心的日本铁路网的建设形成了印刷品全国流通的通畅渠道，解决了原来通过水运或马车运输报纸只能隔天送到的时差问题。及时送到日本各地的报纸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促进报纸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吸引不同类型的读者群这些报纸也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滑稽新闻》在1907年143号上用漫画的形式介绍了各类报纸的读者，官吏、文士自不用说，就是连娼妓、人力车夫、甚至乞丐也有自己的报纸可读。
资料来源：長嶺重敏《“读书国民”的誕生―明治30年代的活字媒体和阅读文化》2004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在推动国民积极阅读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不少读书政策，比如设立读报会，建设公共图书馆等。但由于明治政府财政窘迫，很多公共图书馆维持不下去而改作他用。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清政府的巨额赔偿金，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才重新走上正轨。而且，在争取成为“一等国民迈步于世界”的气氛下，日本图书馆的利用率也出现了大幅度提升。
1881年，日本全国有21个图书馆4万多册藏书，到1912年，图书馆数量已经达到540个，藏书超过了270万册。图书馆的发展，为读者群的扩大提供了条件。《读卖新闻》在明治39年9月23日这样报道过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的情况：近来，图书馆里穿着饭单（罩在衣服外面防止衣服弄脏）和穿着油迹斑驳工装裤的人变得越来越多了。也就是说，商店的伙计以及工厂的工人也开始利用图书馆，这种情况在其他图书馆也可以看到，杂志《日本》在明治38年就报道了职员、工人、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图书馆的新现象。他们的出现自然提升了图书馆的利用率，这说明当时图书馆的读者群体已经从原来的学生、中产阶级向劳动者层面扩展了。
1902年，日本图书馆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地方的读者首次超过了东京。这显示了读者群从日本的首都向全国扩大的趋势。这一年，东京的读者人数为15.5万人，而地方的读者人数为16.9万人。虽然加起来也只有32.4万人，读者群依然很小，但这个发展势头却非常迅猛，到10年后的1912年，也就是明治最后一年，日本图书馆的读者人数就达到了395万人。当时日本的人口刚刚超过5000万，这10年间人口增加率不到1.5%，而图书馆的读者却增加了10倍以上。
读者群的扩大与日本的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明治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包括女子在内的就学率迅速提高， 1902年，日本的小学就学率超过90%，到1912年更是超过了98%。这样的就学率提高了一般国民的阅读能力，形成了读者群的深厚基础。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印刷品的全日本流通、铁路网带来的旅行读者以及各地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发展，日本国民的阅读习惯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明治时期的评论家内田鲁庵把具有阅读习惯的国民称为“读书国民”。
与读书国民这一称呼先后出现的是“大和民族”一词。1888年，后来成为政治家的地理学者志贺重昂在国粹主义杂志《日本人》第2号上刊载的《关于“日本人”抱负的告白》中首先使用了大和民族一词。在此以前，日本不仅没有大和民族一词，而且也不存在这样的民族意识，一直到明治维新之际，日本国民的国家观念还局限在藩的概念里，所谓的国家就是指一个藩而已，出了藩就是外国了。大和民族一词的首次出现，意味着日本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1895年，日本的国语旗手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关于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中设立国语研究的提议》中指出，日本的国语是有史以来日本国民性思想的显表，是所谓大和民族的精神性血液，是人种结合的依赖和凝固剂，是带有以此来教育而形成的国民性性质。把语言比喻为民族的血液是为了让国民理解到语言既是不可或缺的，又必须是纯粹的。实际上，推动国语的统一，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发展和身份认同提供了明确的途径。
语言是交流的必要工具，而图书报刊则是语言表达的重要媒介。明治中期，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日本人争先恐后地寻求活字媒体，以吸收和反刍相关的民族精神。这使得1890年代以后日本的报刊发行获得惊人的增加。1894年，博文馆的报刊在民族主义气氛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创办的《太阳》《少年世界》《文艺俱乐部》等杂志都获得了国民的追捧。《太阳》杂志的发行量超过了216万，而《少年世界》《文艺俱乐部》的发行量也分别超过158万、53万。当时类似的报刊很多，其全国发行量都较为可观。根据明治政府的统计，到1895年以后，日本全国报刊杂志一年的总发行量超过了4亿份，相当于每天每30多个人就可以平摊到1份报刊。
报刊培育了很多读者，同时为了发行量的提高，报刊也会迎合读者的趣味。日俄战争前夕，日本国内弥漫着如何打败俄国从而步入列强行列的诡异气氛。1903年4月《东京朝日新闻》的主笔池边三山发表了《不惜开战》的社论，使社会上对俄国不满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潮。6月，《二六新报》报道了日本和俄国签订了满足俄国所有条件的日俄和约的假消息，激起了民愤。同时，东京帝国大学的户水宽人教授等7位博士在东京的主要报纸上刊登了现在是与俄国开战最好时机的建议书，更是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的气氛中，一直主张非战的《万朝报》感到了危机。1903年7月，《万朝报》让报社的记者分别从主战和非战的角度来展开各自的论述在报纸上进行讨论，然而根据读者的反映最后来确定报纸的论调。结果支持主战的读者占据多数，于是《万朝报》就决定倾向主战论，也开始呼吁日本尽早与俄国开战。而主张非战的记者则不得不离开了报社。
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不仅让报社改变立场，而且也迫使明治政府下决心发动战争。实际上他们知道，就国力而言，日本比俄国要差很多，当时，俄军有208万人，而日军只有109万人。俄国海军战舰的总吨位超过51万吨，而日本是26万吨。更为关键的是日本政府当时没有足够支撑战争的财力。但是，日本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操控开战的社会舆论，只能铤而走险，豪赌国运，日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日本如履薄冰地赢得了日俄战争，这让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膨胀。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一等（流）国民口号的提出也就是水到渠成，并且深得人心。1907年，富山书房非常敏锐地看到这样的时机，把一等（流）国民的概念与阅读挂钩起来，让读书国民变为一流国民，获得了极佳的市场效果。日本国民的阅读习惯也得到进一步深化，这样的阅读习惯也促使了日本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到1920年以后，就出现了“圆本”（售价一日元一本的图书，总发行量超过300万册）现象，堪称日本出版史上最大神话。而文库本的出现，又在日本掀起了世界古典名著的文库热潮。阅读提高了国民的修养，这在民族的塑造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责编：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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