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悲剧、喜剧融入创作和生命，杨绛的文学世界大智若愚

【百道编按】今年是杨绛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国民文学大家，浙江文艺出版社旗下品牌“KEY-可以文化”推出了首届骆一禾诗歌奖得主、学者吕约的《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作为海内外首部系统化、总体性阐述杨绛八十余年文学创作的专著，本书将杨绛全部戏剧、小说、散文作品纳入探查视野，通过文本细读加以阐释，归纳杨绛作品独特的审美特征、精神意蕴与文化内涵。2021年9月25日，在“深入杨绛的文学世界——吕约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首发式暨分享会”上，作者吕约谈到了本书的创作初衷，以及自己对杨绛的理解。

写作初衷：弥补业内研究缺憾，完整呈现杨绛的文学面貌

《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一书来自于2014年吕约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当时吕约所读的博士专业是现当代文学，2003年，《我们仨》的出版将杨绛推上大众文化热点，这本书至今还高居文学畅销书的排行榜，销量甚至超过余华的《活着》。作为一位孤独的老太太，为什么除了知识分子之外，还有这么多大众关注她？除了文学，她给予知识分子一种怎样的期待和想象？吕约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强烈好奇。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热点的背后有盲点。作为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吕约认为，研究文化历史价值首先要看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对杨绛的研究要关注历史的长度。杨绛出生于1911年，跟辛亥革命同年，又经过“四五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是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新文学的作家，跨越了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边界。“她从3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创作一直持续到晚年100多岁，她所处的历史长度承载了中国文化二十世纪以来的变迁，她的创作背后有非常多的历史问题和文学问题。”吕约说。

作为融贯中西文化的民国一代作家中所剩无多的代表之一，杨绛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纪文学或文化标本意义的作家。为本书写序言的北大教授陈晓明曾评论杨绛“早已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精神规格，一种历史仅有的存留。”而对于吕约来说，将杨绛及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其崇高的文学地位，更源于一种心灵上的吸引、精神上的契合：“杨绛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蕴藉而气韵生动，是一个我希望潜心探究的语言之谜、精神之谜和文化之谜。”因“谜”而着迷，博士在读期间，吕约沉入对杨绛及其文学创作的潜心研究，《喜智与悲智》便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心血之作。

长久以来，读者们对于杨绛的一些代表作并不陌生：她的长篇小说《洗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经问世，便成为现象级作品，引发文坛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历经时间洗濯后，至今仍为诸多读者反复阅读、探讨；而杨绛晚年的作品，纪传性散文《我们仨》和思想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更在出版后掀起全民阅读热潮。事实上，杨绛的文学创作远不止于此，在创作生涯上贯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段，并且在作品体裁上，亦横跨戏剧、小说、散文三大领域。然而，对于她几部热门作品之外的创作，广大读者知之甚少；在业内，对杨绛小说、悲剧作品的研究仍显薄弱，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亦有欠缺。为弥补这些缺憾，完整呈现杨绛的文学面貌、引领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杨绛，《喜智与悲智》将杨绛的整体创作视为一个“意义有机体”，通过文本细读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与阐释。

她的创作精神和人格构成里，融合了喜剧和悲剧两种智慧

吕约表示，研究一个作家，解读一个作家，不仅是对作家本人的一种认可、投入，还要通过这个具体的标本和个案来解决，或者说探索我们心中对于中国文学、新文学发展到现在100多年的反思和审美期待。杨绛这100多年的生命历程和80余年的文学创作时期里，涉及到的文类、文体非常广，本书的结构就是按照她创作的年代和题材进行分类的，从戏剧到小说，之后是散文。

杨绛在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也就是中国人最灰暗的时期开始了戏剧创作。书中重点解读了喜剧和悲剧，因为它们是杨绛创作的原性的意向，也是她贯穿始终的精神。本书的标题是《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其中的关键词“喜智”与“悲智”就是人在理解人生的时候蕴含的两种情感。从艺术方面来说，这既是情感的辩证法，也是创作里面艺术的辩证法。一个人在世界上存在就会产生喜剧和悲剧，我们的故事、情感也有喜剧和悲剧。人在理解世界的时候可以用喜剧的眼光来看待，也可以用悲剧的眼光来看待。吕约表示，喜剧实际上源自于智力，喜剧可以俯瞰众生，看到人的缺点、可笑之处、滑稽之处后笑出来。如果是残酷的人，笑完了就算了，但如果是一个胸怀悲悯的人，马上就会可怜起喜剧中的人。比如一个人从楼梯上摔下来，人们看着笑他，就是喜剧；但这个人也可能是可怜的，一个人即使能上天入地，但也是会摔跤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看法是一种悲悯。

吕约指出，无论是杨绛文学创作的精神，还是她的人格构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喜剧智慧和悲剧智慧融合在一起。杨绛写悲痛的文学作品，最悲痛的是什么？是人生。佛教里面讲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爱别离”就是挚爱的人最后死了，永远相隔、生离死别。比如在《我们仨》中，她面对“爱别离”这种大悲，以及谁也无法超越的生死大限，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伤，而是世界所有人的悲伤。因为“悲伤”“大悲”是抽象的、个人的，无法用具体形象来表达，非常难表达，并不是简简单单煽情就可以的，所以杨绛想到的是爱人生前的欢乐场面，她是用欢乐来写悲伤。把属于个人的情感，同时又是普世的大悲表达出来，而且是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不但有个人表达情感的效果，还有普世情感的效果和精神启示。

这样一种对喜剧智慧且艺术的理解方式，贯穿杨绛所有文体的创作，包括戏剧、小说、散文。从2013年开始，吕约系统阅读杨绛的作品，到最后完稿，大概用了2年的时间，再到今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一共经历了8年的时间。研究一个人非常难，吕约认为，她所用的这八年时间，正好对应杨绛八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或许也是种因缘。

杨绛的语言艺术满足了我对语言审美的期待

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曾说：“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文学评论家、学者胡河清亦形容杨绛“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睿智、精纯、真诚、旷达，杨绛独具特色的文字风格与她披上“隐身衣”式的谦逊、淡泊密不可分。“隐身衣”下蕴藏着大智慧，对于杨绛作品中突显的“智性”，如书名所述，《喜智与悲智》将之归纳为“体现为悲剧意识的智慧”和“体现为喜剧意识的智慧”，分别对应着内容行文的情感风格与理性风格。悲智交融的情感风格、喜智兼备的理性风格，加之隐逸保真的精神风格、文质合一的语体风格、一多互证的结构风格，共同构成了杨绛作品风格的全貌，也是这些作品之所以令人回味无穷的关键所在。

吕约投入8年时间，花费大量精力研究杨绛来写完本书，一方面是对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学进行反思，同时也出于一种审美期待。她指出，跟中国的传统文学相比，杨绛那个年代的文学还是幼稚的文学，还没有成熟，没有到达巅峰，也没有经典化，白话文学还是一个新的语言，存在大量的翻译腔和欧化语言，所以杨绛创作时面临着许多问题。现在莫言等文学名家的作品中，既有古典文学语言的精华，同时也有“五四”以来的文学创新性；既有知识分子语言的高雅、典雅、精洁、精练，又有中国民间语言的活泼生动，充满生气和色彩。“我们作为写作者和阅读者，非常期待在现当代文学里出现符合这种审美期待的语言。”

身为诗人，吕约极为关注语言层面的美感，她在品读杨绛作品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杨绛的语言艺术能满足她对语言审美的期待。杨绛作为戏剧作者、小说作者、散文作者，是现当代文学里面文章、文体的大家，她创作了一种独特的文体，把中国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学启蒙语言的特点，以及民间文学的鲜活语言特点融合成了一个整体，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因此，吕约认为杨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里面的典范。

现今，杨绛先生本人无疑已成为众多文艺爱好者，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对于“偶像”的思想精华与精神力量，只有通过对其作品的深读、细读，才能真正领悟，正如吕约所言：“在我看来，探究这样一位作家的毕生创作，解读其中隐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试图揭开她所珍视的隐身衣，窥见其真身与灵魂，并探查其精神文化渊源。解谜的过程，就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与研究对象展开深入持久的对话。”以《喜智与悲智》一书为引，从文本出发研究杨绛，在不断阅读、思考与交流的基础上深入杨绛的文学世界，正如与杨绛先生的灵魂对话。“而真正的对话不会终结。”

2021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14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杨绛诞辰一百周年，吕约比较了这两位大家，认为他们截然不同：鲁迅是“金刚怒目”，对丑恶、愚昧进行至死不止的批判；杨绛则是菩萨低眉的形象。“这个二分法看上去稍微有些简单，鲁迅的金刚怒目里面也有对人间缺憾的一种悲悯；杨绛的悲悯里面又何尝没有对历史的黑暗感到的缺憾，实际上也有她独特的批判和讽刺。这两位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人、两种创作现象、两种文化现象，其背后也有相通性。”吕约还表示，杨绛先生是巨蟹座，巨蟹座的主要特点就是情感饱满、温暖、热爱家庭，这些东西在她的创作主题里面和她凝练的情感里面都有体现。“这本书里面写到家庭——一个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在历史时间里的悲欢离合，以及命运的盛衰交替，其中包含深厚的情感，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希望大家读后有自己的感悟。”

（责编：肖歌）

作者：刘瑞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