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雨红船鉴古今，大浪淘沙见初心

【百道编按】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红船启航》围绕嘉兴南湖红船，通过生动情节和典型细节描写，结合宏观与微观的叙事，由点及面，从历史讲到今天，立体地展现党的先进性之源——“红船精神”。本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初心，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进的新征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牢记使命、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小小红船，诞生了世界最大的政党。

南湖不大，孕育了伟大的红船精神。

自1959年建馆以来，60多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迎来了亿万参观者。为了瞻仰红船，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不远万里，跨越千山万水。他们当中也包括成百上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政要和友人。尤其是那些经历过血雨腥风、战火纷飞的老革命、老首长、老党员，耄耋之年的他们如愿而来，南湖是他们心中的“圣地”。

不忘老祖宗，牢记党娘亲。瞻仰红船成为共产党人心中特别神圣而敬畏的生命之旅，是“寻根”，也是“朝圣”。在南湖畔，在红船旁，许多老革命、老党员或老泪纵横，或喜极而泣，或驻足而歌，或拄拐而吟。

——黄火青说：“特地来看看我们的老祖宗啊！”

——谷牧说：“来了南湖，了却了一桩心愿。”

——李一氓说：“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了，一直没有来南湖，很惭愧。”

——张爱萍即兴作诗：“纵情远眺南湖水，画舫荡胸壮心头。”

他们，没有忘记初心。

他们，依然牢记使命。

人们不会忘记，201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六位老队员、老党员回信时，充分肯定他们爱国报国、勇攀高峰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同时向全体共产党人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谆谆告诫。

人们不会忘记，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

人们不会忘记，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井冈山考察时指出：“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人们不会忘记，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号召全党同志，面向未来，面对挑战，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这篇讲话中，更是十次强调“不忘初心”。

人们不会忘记，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上海一大会址、浙江嘉兴南湖红船的时候，再次指出：“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他还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习近平一行瞻仰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时，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面对浮雕，习近平总书记一一列数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姓名，深深感叹英雄辈出，也感叹大浪淘沙。

最艰难的成功，不是超越别人，而是战胜自己。

最可贵的坚持，不是历经磨难，而是保持初心。

道路由来曲折，征途自古艰难。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胜利的航程中也有险滩、暗流、漩涡，甚至会出现反复、波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同志必须牢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在那个长夜难明、血雨腥风的年代，在那个风雨如磐、长夜漫漫的年代，个人信仰的选择，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是生命生死的抉择。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信仰是方向，也是方法；信仰是初心，也是使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革命犹如大浪淘沙，一浪接一浪的滚滚洪流，既能砥砺、磨炼和汇聚砥柱中流的“金子”，也能检验、分离和淘汰那些随波逐流的“沙子”。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也不例外。他们虽然从同一个起跑线上出发，但在漫漫革命征途中经历了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考验，在行进中有的坚定方向始终如一，有的偏离方向迷途知返，有的背离了方向身败名裂。道路不同，历经曲折，各有所终。他们的名字，有的成为开国元勋而家喻户晓被人民爱戴，有的成为烈士被历史和人民铭记，有的成为叛徒汉奸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是一个黑暗、屈辱、落后、混乱的年代。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当信仰的红太阳在白色恐怖的天空下难以普照大地的时候，革命的试金石在考验着他们的心力、毅力和定力。生活是残酷的。革命的残酷无法预料，更无法形容。但大浪淘沙，革命和反革命似乎就是一念之间的选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黑暗斗，与腐败斗，或义无反顾其乐无穷，或舍生取义壮烈牺牲，或明哲保身萎缩退缩，或背信弃义屈膝投降。历史很漫长，也很短暂，似乎在转眼之间就有了不同的归宿和结局，在信仰面前交出了自己不同的答卷。

作为后来人，现在，我们不妨简要地从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从他们的生活境遇中，从他们的人生答卷中，来追寻初心，看看大浪是如何淘沙的。

先来看看忠诚信仰、奋斗终生的毛泽东、董必武和王尽美三位一大代表。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时年28岁的毛泽东，是属于少言寡语的一个。1979年3月，刘仁静在答复中共党史研究者关于“毛主席在一大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时说：“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办事员时，就与我认识了，我当时觉得他对报纸很重视，无论什么报纸他都看，不管是反动的或进步的报纸。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

的确，在一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大多数时间是充当一个书记员的角色，用耳朵听，用笔记，很少开口说话。其间与其他代表交流也不算太多，多处于思考问题的状态。毛泽东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留下的印象，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依然觉得是“很能干的湖南学生”。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是当选的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秘书，深得陈独秀赏识。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共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紧接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11月，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毛泽东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出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其间，他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建军原则，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文章。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从1930年底起，毛泽东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但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导致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主席。1933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间，毛泽东被李德、博古等人排斥于中央领导决策中心，被迫靠边站，陷入人生的低谷，但他依然不忘初心，努力为党工作。

1934年10月，毛泽东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决策核心，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2月，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此后，毛泽东在党的创建、创新理论上不断获得重大成果。1936年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写作了《实践论》和《矛盾论》。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并担任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真正成为党的领袖。5月，毛泽东领导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4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转战陕北，抵达西柏坡，开展土地改革，指挥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和人类的伟人，毛泽东和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已经写进了人类的历史，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并被时间和历史所铭记。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比毛泽东长7岁的董必武，作为一名清末秀才，坚定初心跟党走，历经风雨，砥砺前行，成就了革命伟业。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董必武，担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期，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12月，秘密前往日本，与林伯渠、刘伯垂会合。1928年，经海参崴到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生，与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成为同学。此后转入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3月，董必武离开苏联，秘密回国，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先后担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董必武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1945年4月，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制宪会议），并向旅美侨胞和国际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成绩，扩大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影响。

国共谈判破裂后，1947年春，董必武率领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撤返延安。随后前往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1948年8月，他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接着，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担任中共第六届至第十届中央委员，从七届一中全会起担任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早在1946年，中共中央在祝贺董必武六十大寿的贺词中这么写道：“你过去的革命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阶段，为中华民族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这可谓对这位革命老人一辈子不忘初心、探求真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生动写照。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美尽善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这首《肇在造化——赠友人》的诗歌，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在一大召开期间写下的，有研究者认为其写作时间正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的开幕之日。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他将自己的本名王烬梅改名为王尽美，意为为创造尽善尽美的国家而奋斗。

中共一大后，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1922年1月，王尽美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出席中共二大，并在会后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副主任，与主任罗章龙一起，先后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钢铁厂、秦皇岛码头、开滦煤矿工人的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王尽美多才多艺，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口才又好，成为工人们喜欢的明星式的领导者。1923年2月，王尽美在山海关被捕，经工人们集体示威营救而获释。1924年，26岁的王尽美患上肺病，因积劳成疾，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英年早逝。留下的两个儿子分别8岁和4岁，在王尽美祖母和妻子相继去世后，由他的母亲含辛茹苦地养大成人。这位贫寒而伟大的母亲历经风雨，在墙缝中保留下儿子王尽美的唯一照片，使得今天的人们得以目睹这位先烈的英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视察青岛时，曾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就有流血，就有牺牲。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同样也有英勇献身、视死如归的英雄，比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三位代表。

生于1876年的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也是一位清末秀才。一大还没有结束，何叔衡就提前回湖南。在长沙，他与毛泽东一起组建湖南党组织，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到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何叔衡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先生，爱穿长衫，参加共产党后从外貌看仍是一副旧式学究模样，有人说他老而笨。深入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全然没有旧学者的迂腐气息，不仅精明而且办事热忱。毛泽东称赞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诗人萧三评价他是：“做事不辞牛负重，感情一堆烈火燃。”“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青。”

1928年6月，何叔衡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9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回国后，何叔衡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组织营救被捕同志，将暴露身份的同志转往苏区。1931年11月，他奉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参加长征。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毛泽东赞曰：“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

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

和王尽美一样，来自山东济南的另一位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也是一位诗人。他在参加中共一大后写下上面这首诗歌明志。

邓恩铭出生于贵州荔波县一个贫苦的水族家庭，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1922年1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6月，从苏联回国后，他在山东致力于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了革命，既惊又怕，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为此，父母在家乡特意给他定了亲，催逼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拖住他。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

1922年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二大后，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任支部书记。1924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改为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任书记。他身着短裤短褂，化装成工人，深入工厂车间、铁路车站和职工家庭，启发工人觉悟，建立工会组织，先后成功领导了胶济铁路、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

1925年8月，邓恩铭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1月，他不幸被捕入狱，遭残酷折磨。后因患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1926年6月，他再次秘密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工作。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五大。其间，他到毛泽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介绍山东工运、农运情况。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青岛和济南之间，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8年末，因叛徒王复元（王全）出卖，邓恩铭被捕。在狱中，邓恩铭英勇斗争，并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自己均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再次被捕后打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邓恩铭与刘谦初、吴丽实等22位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牺牲时年仅31岁。狱中，他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诗歌《诀别》：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45年6月9日，在中共七大上，选举产生了44名中央委员，按选票多少排序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其实，排名第十一位的陈潭秋，不仅没有出席中共七大，而且两年前就已经壮烈牺牲。只是因为消息阻塞，中共中央并不知情，所以与会代表们把他选为中央委员。

1921年7月，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参加中共一大后，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湖北女子师范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在这里，他与女师学生骨干徐全直相爱，结为夫妻。1923年，陈潭秋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事后遭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1924年秋，他潜回武汉，组建中共武汉地委并担任领导。1927年7月，因身份暴露，陈潭秋转赴江西任省委书记，秘密配合南昌起义。翌年他调任顺直省委（北方局）任组织部长，后曾到中央组织部协助周恩来工作。1930年，又调任满洲省委书记，在哈尔滨布置工作时被捕，坚不吐实，在关押两年后获释。出狱后，他回到上海，并于1933年转移到中央苏区。妻子徐全直因分娩未能同行，不久被捕，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抵达苏区后，陈潭秋先后担任福建省委书记、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长）。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任中央分局委员，翌年初率一部突围到闽西，途中作战负伤，赴上海治疗。1935年8月，转赴苏联，入列宁学院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其间，撰写了《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成为研究中共一大的重要史料。

1939年夏，从莫斯科回延安途中，陈潭秋奉命在新疆接替邓发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化名徐杰。这年秋天，陈潭秋在主持新兵营的野营训练时，与王韵雪相识。1942年2月，陈潭秋与王韵雪结婚。9月17日，新疆军阀盛世才以“请客”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软禁起来。1943年2月7日，盛世才又捏造“共党阴谋暴动”的罪名将陈潭秋投入监狱，威逼利诱，受尽酷刑。敌人引诱其在“脱党声明”上签字，遭到严词拒绝，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9月27日深夜，陈潭秋与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被盛世才秘密杀害，年仅47岁。陈潭秋遇害之时，他与王韵雪的儿子陈楚三才出生两个多月。陈潭秋给他起了个小名，叫“纤纤”。1944年冬，直到多名家属和二十几个共产党人的孩子也被投入监狱时，王韵雪才知道心爱的丈夫一年前已经牺牲……

在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李达和李汉俊作为大会的筹备和组织者，功莫大焉。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典型的知识分子，个性鲜明，脾气倔强。尤其是李达和夫人王会悟，在一大的会务安排中更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0年夏，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达，在上海拜访陈独秀，投身革命事业，醉心于钻研马克思主义，担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堪称“非凡的宣传活动家”。1923年夏，因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中央意见不同，爆发冲突，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尽管如此，李达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1930年，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随后，他相继在武昌、北京、湖南、广西等地大学任教，一边教授唯物主义哲学，一边埋头著述，先后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1936年，听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后，李达托人将自己的三本著作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其中《社会学大纲》一书就读了十遍。

1948年，李达收到中共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来信。信中，毛泽东用暗语写道：“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李达接阅后，欢呼雀跃，欣然从命。1949年4月16日，李达从长沙出发，辗转香港、天津，于5月14日抵达北平。四天后，他在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面。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是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争论对话的诤友。毛泽东不仅始终称李达“鹤鸣兄”，还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李达被康生、林彪等人迫害致死，终年76岁。

和李达一样，李汉俊因与中央的意见不同而脱党，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还曾利用自己不在中共党组织内的条件，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出生于湖北潜江的李汉俊，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一大结束后，李汉俊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1922年，在党的二大召开前夕，陈独秀曾电邀李汉俊参加会议，他托人带来一份意见书，主要是反对加入共产国际，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取苏维埃联邦制，不赞成民主集中制。为此，党曾做过他的工作，党的三大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1924年，他与沈玄庐等退党，中央不得不作出开除其党籍的决定。但他认为“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从来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蒋介石叛变革命后，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桂系军阀以“共党首要分子”的罪名杀害，血染刑场，惨烈悲壮，年仅37岁。所幸的是，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一度“脱党”的烈士。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面写着：“查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这份烈属证书，由毛泽东亲笔签署。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只有19岁。这位16岁就考上北京大学的年轻人，追随李大钊成为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活跃分子。在一大上，刘仁静如初生牛犊，慷慨激昂，多次发言。一大之后，他重点做青年团的工作。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途中到土耳其拜见了苏联托派领袖托洛茨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被开除党籍。此后，他曾任国民党三青团宣传处科员、国民党第十战区教官。1935年遭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

1950年，刘少奇亲自找刘仁静谈话，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的教育。刘仁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恨交加，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悔过自新。他改名刘亦宇，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1951年，调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1956年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关押，1978年释放。1986年底，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7年8月5日，不幸车祸罹难，终年85岁。

同刘仁静一样，包惠僧也是中途脱党后又迷途知返。中共一大后，包惠僧曾经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革命低潮时，他决定退党。他说：“我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一个党员。”后来，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8年赴澳门客居。1949年11月，经中央政府批准回到北京，后来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79年7月2日病逝，终年85岁。

“人生未可随时别，守忠诚，不替天意，自能符合。”然而，也有人“难全晚节，不如一丘壑”，理想丧失，叛变变节，叛国投敌。在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就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

陈公博是13位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这位偕新婚妻子参加一大的人，在大会遭巡捕搜查后心怀恐惧，竟然脱离集体中途离会去杭州西湖继续他的蜜月旅行。回到广州后，正赶上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央决定联孙（中山）反陈，但陈公博拒不执行。他写信给陈独秀：“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随后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后，他曾赴日躲藏，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被处以枪决，时年54岁。

同陈公博一样，另一个叛党投敌沦为汉奸的是周佛海。1921年7月，周佛海是唯一从境外赶回来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会议闭幕后，周佛海继续赴日修学。此后，他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走进误区，认为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时机尚早”，开始信奉“大志不能充饥，理想不能御寒”的庸俗哲学。回国之后，周佛海“人在曹营心在汉”，逐渐成为“不交纳党费、不参加党的活动、散布不满情绪”的“三不党员”。1924年9月，周佛海脱党，走上反共道路，长期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抗战时期，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佛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罪被判处死刑，后特赦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南京监狱，时年51岁。

在中共一大代表失节叛党的人中，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一大会议的主持者张国焘。张国焘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深得陈独秀、李大钊的赏识信任。一大结束后，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有了特殊的政治资本。之后，张国焘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1924年5月，被捕入狱自首变节。出狱后隐瞒变节行为。1931年至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这一时刻，被毛泽东称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10月，他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他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1949年，张国焘逃往香港。1974年，出版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76年，张国焘客死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终年83岁。

“世上浮荣一时好，人品百年论定。”转眼间，历史走过100年。面对历史，我们或壮怀激烈仰天长叹，或引吭高歌击掌叫绝，或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或俯首沉思一声叹息。100年过去，中共一大13位代表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故事已经写进了历史——是谁不忘初心？是谁牢记使命？是谁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在信仰面前，他们做出的或坚定或动摇或背叛的选择，写就了他们各自或辉煌灿烂或可歌可泣或可悲可耻的人生。

浪底见真金。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哲言不仅仅是哲言。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是一面镜子，不仅知生死、明荣辱、见得失，而且也照出了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懦弱、坚守与自弃。

2010年9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曾深情讲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伟大信仰”的故事。他说：“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死考验面前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革命前辈们为什么能够无私无畏地英勇献身？就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坚守崇高的政治信仰，为了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烟雨红船鉴古今，大浪淘沙见初心。

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写就的红船精神，写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是珍贵而又丰富的历史遗产。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在新时代，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发扬红船精神，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合格答卷。

（本文编辑：佑生）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