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研究》，运用哲学、解释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共党史经济解释进行探讨，为其以后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张太雷、周恩来、陈公博通过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经济解释， 开启了中共党史经济解释的端绪，那么，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华岗等就是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具体经济解释的先驱。他们对五四运动、中共创建、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以及大革命等一系列党史事件， 都从经济的角度做了较为客观的阐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瞿秋白是较早研究五四运动的党的早期领导人。他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和《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两篇文章中认为，五四运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其爆发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达已经要求独立的本国工业”， 而根本原因却在于列强之间的战争使中国资本主义得着小小的机会“发展这一半殖民地上的生产力”；并断言：“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政纲，如果没有这一经济基础，是决不会变成学生运动的。” 他还将“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 当作五四运动的主要实质。瞿秋白既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又深刻阐明了五四运动的实质及其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时，还在党史学史上，较早地将党史事件的发生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起来，这在五四运动研究的初期实属难能可贵。
瞿秋白（1899-1935）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 率先对其创建做出经济解释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蔡和森。他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吾党何以不在一九一四年欧战中产生呢？而要战后产生呢？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土著产业方面才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是战前所未有的。” 他用日本人的统计数字“战前工厂总数目为五百五十八个，而战后为一千四百个”来说明大战期间中国工业发展之速。尽管他也把产业工人的自然罢工和政治争斗以及十月革命的影响作为党产生的必要条件，但这些条件的逻辑起点依然是经济。因为在他看来，工业的发展导致工人队伍的壮大、自然罢工的增多、政治争斗的出现和对政党领导的需求。他的这一解释逻辑影响至今，后来党史著作的相关解释多沿此思路。可以说在这方面，蔡和森开了个好头。
蔡和森（1895-1931）
李立三是较早宣传党史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对五四运动的基本看法与瞿秋白比较一致， 认为“中国工业发展， 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向前发展的要求就形成……五四运动”。这种看法凸显了五四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而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因而是片面的，相对蔡和森的相关认识而言应该说是一种退步。不过， 他在中共创建的经济根源方面与蔡和森持有相同的观点， 认为中共创建的经济基础在于欧战期间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他并未用数字简单地加以说明，而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做了具体分析：“欧洲大战期间，中国工业有一个突然的发展，这是因为帝国主义需要殖民地军用品的供给，所以当时磷矿、锡矿非常发展，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帝国主义本国工场都变成制造军用品，同时轮船运输也困难起来， ……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以后中国工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就从经济上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工业为什么会有较大发展的问题。除此之外，李立三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分裂的原因也做了一定的经济解释。
李立三（1899-1963）
一般而言，经济基础规定革命性质，革命性质规定革命动力。李立三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做了经济解释。他说：“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基础规定中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应当执行与资产阶级暂时协作的策略，……这一路线战术上的运用， 就是加入国民党。” 同时， 他还从经济方面对国民党为什么愿意联合共产党做了解释。他认为，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后帝国主义竞相侵略进来，导致一些民族工业的破产， 使资产阶级感觉到帝国主义成为它当前最大的敌人，所以有国民党之联合共产党。至于国共分裂，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殖民地成为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国，因此它要极力阻止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就使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为着自己的发展不得不与帝国主义争斗。但是当这种争斗掀动了广大劳苦群众起来革命的时候，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必然要实行共同分赃的方法，互相妥协，联合起来镇压这一革命运动。
相对于瞿秋白、蔡和森而言，李立三对党史的经济解释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有所拓展，尤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率先从经济上做了些分析。但有的分析过于抽象、不太具体，比如对国共分裂的解释，就仅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一般关系而论的。虽然这种解释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却失之笼统，并不能真正地说明国共分裂的具体经济原因。
鉴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党史的认识也在不断进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华岗， 在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分别对五四运动、党的诞生、国共合作与分裂所做经济解释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对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乃至大革命进行了经济上的解释。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写成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一书中认为：五卅运动的起源在于1924年以后中国经济政治发生总恐慌。因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战期间都已弄得民穷财尽，他们拼命地到中国掠夺原料、操纵市场、投资设厂，拼命地利用中国军阀，以攫夺许多非分的利益。“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拼命进攻侵略的结果，所以1924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发生总的恐慌”，进而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华岗的这种解释， 只是说明中国经济为什么恐慌，而并未明确说明是怎样恐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较早地从经济上解释了五卅运动的起因。至于北伐战争，华岗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近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由南而北，由海滨而陆地。” 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商品源源输入，使南方旧时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最先受到打击而流于破产。于是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少数工人， 便成了革命的种子。而在北方，经济制度落后，封建势力浓厚。这样便造成一种“北伐” 的根源。当然，这是对近代以来所有“北伐” 的一般解释，对国共合作后的广东北伐并不具有针对性，但从经济上深刻揭示了广东北伐的历史原因。
华岗（1903-1972）
更为重要的是，华岗还用接近一章的篇幅从整体上探讨中国大革命之原因。他认为， 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有三个。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脱离帝国主义的牵制和束缚。因为他们的对外贸易受关税限制，工业所需机器原料被垄断，金融信托事业遭挟持，加之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更凶猛的经济侵略导致两者之间出现更大的矛盾。二是中国的封建关系已成为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一种依据。从城市的官僚买办到农村的富农小绅士，构成了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巨灵之腕”。同时，各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的统治利益， 便利用封建军阀实行互斗而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这就导致赋税增加、交通破坏、市场缩小，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三是农民经济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冲突。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的进攻， 大批的破产失业，导致极度的贫穷化；另一方面受着封建地租、军阀课税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 从而使中国农村出现了人口过剩、农业生产附庸化趋势严重的局面。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障碍，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当然，在党史著作或讲义提纲中，列出一章或一讲，专门讨论社会经济基础的， 华岗并不是第一人。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和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报告提纲无不如此。但从民族资本主义、农村经济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方面概括而准确地揭示大革命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原因的，非华岗莫属。另外， 他还从武汉政府的“滥发国库券”、新军阀的“朋分现金” 和上海对武汉的“封锁” 三个方面来说明武汉政府的七月反动，从而对大革命的失败从经济上做出了初步的具体解释。
至此，经济解释从五四运动、党的诞生、国共合作到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以及大革命的失败均有涉及。不过这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到华岗， 他们尽管各有侧重，但毕竟都为中共早期历史的经济解释做出了标志性贡献，为其以后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基础。
（责编：佑生）(本文原载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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