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卞毓方:一日北大,终身北大

2021年04月30日   作者:卞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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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21年3月出版《北大与时间之外》,书中以作者卞毓方个人在北大求学的经历,以及描写其他与北大有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留有名声的人物故事,侧面向读者们展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邃思考。本文为他在本书前所作自序,读者可从中感受他与北大的情缘。

《北大与时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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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卞毓方
出版时间:2021年03月

卞毓方

跨进北大南门的那一刹那我有点目眩,仿佛正仰脸对了晌午的太阳。那是老生敲锣打鼓在热烈欢迎,配上标语横幅的大红大绿,夹道的树木都婆娑得那么好看,有一座带点古派又带点洋气的大楼在一遍又一遍地致欢迎词,我的耳朵听不到,我的心是听到了。往前看,所有的空地都站满了人,所有的窗口都挤满了人,所有的建筑顶上也是人挨人。我一愣,随即释然,那是北大历史上的人都聚齐了。今天,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是我的节日,也是全体北大人的节日。那一刻,我恍悟什么叫岁月流金,天也好,地也好,房屋也好,一切都像是彩色画片,明晃晃地耀眼。当时还没兴彩色电视,我无法预支更为形象的比喻。当我跨步,我初次领略了水泥地的热情,布鞋踩上去,每一步都嗤嗤擦出火花。蓦地,我停下脚步,不忍再向前迈,因为水泥地面的色泽、纹理、气孔,外加雀斑似的尘埃,三片两片乍黄犹青的落叶,以及匆忙赶路的蚂蚁,嘴上叼着一粒白生生的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此种晶莹剔透的视觉效果,唯有老来做白内障手术,揭开蒙在眼上纱布的瞬间,差可比拟。 

此间有一个张冠李戴的故事需要更正。若干年后,我写了一篇散文《蔼蔼绿荫》,里面提到季羡林先生的一件逸事:

某年秋季,大学开学,燕园一片繁忙。一名新生守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道旁发愁。他首先应该去系里报到,但是他找不到地方。再说,带着这么多的行李,也不方便寻找。 正在这当口,他看到迎面走来一位清清瘦瘦的老头儿,光着脑袋瓜,上身穿一件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白衬衣,足蹬一双黑布鞋,显得比他村里的人还要乡气,眉目却很舒朗,清亮,老远就笑眯眯地望着自己,似乎在问:你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忙的吗?新生暗想:老头儿瞧着怪熟悉怪亲切,仿佛自家人一样。这年头谁有这份好脾气?莫不是———老校工?他壮着胆儿问了一句:“老师傅,您能帮我提点行李吗?我一人拿不动。”老头儿愉快地答应了。他先帮新生找到报到处,然后又帮他把行李送到宿舍,这才挥手再见。数天后,在全校迎新大会上,这名新生却傻了眼。他发现那天帮自己提行李的老头儿,此刻正坐在主席台上,原来他不是什么工友,而是著名的东方学教授、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读者的想象力过于丰富,竟然有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片,把那位新生当成了我。一次旅行德国,连德国的朋友也那么认为。本人声明,完全误会,我入学时,季羡林先生的官职仅为东语系主任,后来才当上故事中的北大副校长。 

北大的日月并不如想象。想象是我内心勾画的,现实是由时势导演的。书嘛,总归还是念,尽管念的是日本语,不合我的口味。满打满算只念了一年零九个月,就连味同嚼蜡的日本语也没得嚼了——举国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贤若是责怪我们这一代平庸无作为,毫无疑问,那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虚抛了大把光阴。 

闲看他人的回忆录,每每从童年落笔,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嘛,举凡名流贵客,“出马三相”,吮指头玩泥巴都不同凡响。也有从祖宗八代叙起,那多半是有来头有说道的,或是名门后裔,或是望族余脉。 

我本凡夫俗子,祖上,虽然有宗亲续家谱,也搬出何朝出了宰相,何朝出了将军,但那与我跟陌生人没有区别,他们不会预测到后世有我这样一个碌碌的子孙,我也享受不到他们半分的余荫。我能接触到的,往前只及祖父,名永进,字少伯,生于一八八七年,是一个乡村型的知识分子,以看风水为业,俗称“地理先生”。至于我的曾祖父, 我只查到他的大名叫奎连,做过乡董,相当于乡长,听母亲说,人很封建,且专横,说一不二,家人多畏惧。再往上,就进入视域的盲区了。

因此,当我动笔写回忆录,思来想去,决定以北大为杠杆。我这一生,有幸进了北大,如今回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莫不与之扯得上来龙去脉。就像一棵大树,早先扎下去的根须, 是为了茁发躯干,后来伸展的枝叶,是托福于躯干,北大五年有半, 就是我生命之树的主干。 

我与北大,曾经很近很近,现在则愈来愈远,也可以说愈来愈近。远得咫尺天涯,近得没有距离。 

我在北大五年有半,我这一届及下一届的同学都没有取得文凭。那是特殊时期。我原谅北大,尽管她没能把我培养到毕业。后来虽然补发了毕业证,早不知道扔到了哪里。在我需要的时候,她没有给我。在我不需要的时候,她又象征性地寄来。因为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发或不发,有或没有,对我既无妨碍,也无裨益。旁人怎样我不知晓,我知晓自己。

离开北大,步入社会,与其他院校出身的人混到一起。很快发现,北大就是北大。那年头,大家都没有学到多少业务,但是北大毕业的人,总有一种异于他人的气质,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一九七九年,我在湖南省委《新湘评论》,回忆往事,写过一篇日记,大意是:家庭背景很重要,它是你的后台、靠山。立足的岗位很重要,它是你施展的平台。组织能力属强项,人是群居动物,聚到一起就要管理。同理,交际能力也很重要,它使你如鱼得水。业务是硬件,没有金刚钻,就揽不了瓷器活。思想是软件,是比上述所有条件更高的层次,它塑造了一个人的精神气度,孕育了一个人的文化秉性。 

如今,一晃大半生过去。我老实承认:这一生,成是北大,败也是北大;爱是北大,痛也是北大。北大于我,就像一栋房子的大梁,若是抽去它,整个屋子都会垮塌。是以,我在动手整理回忆录时,就用了上述标题——“北大与时间之外”。“北大”,这不用多说。“时间之外”,既是实指,书中有一篇短文,题目就叫“人有命运,书也有命运”,我借用的是它结尾的一句话,一件往事,“使我留住了那一代人,那一份自由阅读的空气,那一坨凝固在时间之外的时间”;也是虚指,此处“北大”,决不仅是我待过五年半的那个北大,也不局限于我所触摸到的北大,它超脱具体岁月,囊括既往,直观现在,透视未来。 

是为序。

(责编:肖歌)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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