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松 黄山书社 编辑
【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移动技术给人类带来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阅读方式和习惯的变化。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古籍出版者共识的情况下，融媒体时代的技术更新也越来越快，导致信息载体的不断更替，拓宽了古籍整理外延、内容及表现形式等，使得传统古籍整理工作步入了多视界立体的空间维度，可以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范畴进行整理出版。
【主题词】融媒体技术 阅读方式变化 载体变化
古籍整理 多维度立体空间
[Zhāiyào] suízhe kēxué jìshù de jìnbù, hùliánwǎng yídòng jìshù jǐ rénlèi dài lái biànjié, gāoxiào de shēnghuó fāngshì de tóngshí, yě jǐ rénmen dài láile yuèdú fāngshì hé xíguàn de biànhuà. Zài shùzìhuà zhuǎnxíng yǐ chéngwéi gǔjí chūbǎn zhě gòngshì de qíngkuàng xià, róng méitǐ shídài de jìshù gēngxīn yě yuè
[Zhǔtí cí] róng méitǐ jìshù yuèdú fāngshì biànhuà zàitǐ biànhuà gǔjí zhěnglǐ duō wéidù lìtǐ kōngjiān
当前，随着计算机、信息和网络技术取的突破性发展，新业态、新媒体更新发展迅猛，移动设备、载体等呈跨跃式更替，数字出版由“出版应用技术”演变成“技术促动出版”的局面，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2019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7月份奥示数据颁布的“中国出版业市场监测系统”线上、线下市场监测数据及部分大中城市销售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整体上升，销售码洋同比增幅虽在8.66%，但实体店销售数量同比下降13.51%，销售码洋同比下降10.17%：网店零售规模销售上半年同比增长10.39%，销售码洋同比增长16.01%。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统经营模式在新技术冲击下的困境。
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古籍出版者共识的情况下，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面对挑战，是古籍从业者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虽然咄咄逼人，但也给古籍整理与出版带来了新的契机，其载体的高科技性能拓宽了我们对于“古籍整理”这一概念、范围、整理手段等方面的认识，扩大了“古籍整理”的外延、内容与方法，使动态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变得具有可操作性，改变了有文字记载以来“文献单向传播的趋势，实现了文献的双向甚至多向传播” 。这一态式的出现改变了我们以往的认知观念，这是载体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对狭义的“古籍整理”概念的一次变革，也是我们构建广义的“古籍整理”新概念的肇始。
一、数字时代读者的阅读行为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科技改变生活”，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迅速高涨，卖方市场正式来临。随着科技的发展， 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给人们带来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冲及下，人们生活节奏的改变已是不争的事实，也带来了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大规模的转移，便利、可选择性的阅读方式成为人们的首选。数字化时代是个互动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生代人群的阅读模式已从“二微一端”逐步向“三微一端”的微传播、可视性迈进。据腾讯微信数据统计，70%的左右的读者使用手机作为获取信息的首选。大众关注的是文化旅游、生活百科和情感问题这三大类，其中生活类读取率为81%，资讯类仅为19%。 这一数据表明读者需要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初级内容，而是那些经过精心筛选并二次开发的具有创新个性的，不能被迅速复制的知识内容，也就是那些集“狭义内容、产品形态、渠道占有于一体的广义内容”。 在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的湮没下，“浅阅读”已成为重要的阅读方式，大众获取碎片化信息的抓取能力，往往是通过“浅阅读”掌握一手资讯的重要来源。一些认为“浅阅读”容易产生思想惰性和依赖，导致判断力、智力的下降的观点，笔者认为是误读了“浅阅读”的目的所致，因为这并不表明是对经典、知识、理论阅读的背弃。而严肃阅读是一种思考性阅读，通过慢阅读反复思考获得逻辑思辨能力和专注力。这是一种艰难但值得努力的精神成长，是通往心智成熟的有效方法。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云：“先儒之学····学者深思自得，渐近其区。不深思自得，斯草秽于畦而茅塞其陆。”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说明中外古人都认为只有通过思考性阅读，过一种有思考的品质生活，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品位。
“思考性阅读”与“浅阅读”亦或“泛阅读”等这几种阅读方式之间并无高下之分，不同受众有着不同的阅读需求，相互之间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关系。阅读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发展，是数字时代读者阅读行为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需要思考性阅读的古籍经典读物，怎样适应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所带来的冲击，需要古籍的整理出版者根据不同读者群的阅读需求，细分读者人群，寻找市场销售新策略。
二、融媒体时代高科技载体呈现的诸多内涵，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出版企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其核心能力（编辑）的竞争，在传统纸质出版视野中，古籍编辑是该行业中较为特殊的一个小众群体，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文化功底和旺盛的学习力，而其所具备的文化素养在古籍类图书的出版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古籍类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完整性以及学术价值。而“数字出版归根到底是一种载体的变革，而非内容的变革”。 对古籍编辑的工作职能来说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出版企业的核心能力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在融媒体时代，古籍出版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大众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的改变，还有载体的变革给古籍整理工作带来的新变化，这对出版业传统的“内容为王”看法带来了质疑和挑战。虽然复旦大学经济所的华民教授认为“从工业文明的发展史来看，主导产业必须是最终品。互联网不是最终品，它只是工具体系。工具体系无法成为主导产业，就如工业化时代，作为工具体系的流水线无法成为主导产业一样”。尽管互联网只是工具体系，但融媒体时代科技改变了“内容” 输送读者的方式，在形式、内涵等方面与传统出版相比已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容为王”被新媒体和新技术赋予了新的内涵。传统古籍文献的整理方式和内容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同样不可避免的逐渐生了变化，这在目录学、校勘学以及版本等学科中尤为明显。
譬如传统目录学中的索引是研究者治学的必备工具，随着数据库的广泛应用，文献检索变得格外便捷，读者可以轻松的在数据库中任意遨游；而校勘学中最常用的正本清源，即辨事非与校异同，是恢复古籍原貌的不二法门，随着古籍大型数据库的不断建立和完善，电子校勘对于传统的古籍校法四例（即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和理校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除了在辨是非上尚需专业人士把关外，在校异同这一点上极为便捷。再如古籍数字化对版本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发生着变化，从雕版、刻版、活字版、石印、铅印等版本，逐渐过渡形成了非纸质版本的电子版，其特点是涵盖了文字、图片、音视频及可视化动态数据等内容，传统的版本学外延有所扩大。这也意味着在数据时代，一切以工具为手段的学术行为势必发生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由此看来，融媒体时代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与传统出版在内容生产和传播、运作规律、管理方式上有很多的不同，不能简单复制以往的经验。管理者需要更新观念，从简单的“信息的提供者”转型为“知识的管理者”，这从江苏凤凰传媒集团出版科技创新发展的路径中可略窥一斑 。据报道，“2017年凤凰传媒数字出版收入为9.06亿元，其中数字出版单位收入7.77亿元，传统出版单位收入1.29亿元。” 说明了随着人们阅读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变化，图书大众消费市场的购买行为也会随之转变；而蕴含先贤智慧的历史典籍，在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下，需要不断开发新的呈现模式满足读者市场需求。
三、融媒体时代需重新考量古籍整理的范围、内容及方法等
出版理念的转变与创新首先是编辑思维方式的变革，因为只有观念的变革才能带来行动上的创新。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认为：“出版业是一个依托内容创新和技术支持的产业，技术进步是引起变革的基本动因。” 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出版步履维艰，融媒体的快速发展则拓宽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因为科技的进步拓宽了人类认知的眼界。我们需要从狭义的“古籍”整理概念里跳出来，充分利用融媒体的技术特点和发展趋势，构建立体的、多维度广义的“古籍整理”新理念，展示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承载下的独特魅力。李一氓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古籍既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标志，则就古籍本身而论，它和其他文化遗产一起，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历史积累的基础。因此，整理古籍亦就成为文明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生产。” 故，采用现代科技为传统文化经典服务，运用图文影像等数字技术，从二维、多维甚至立体空间的视角对古籍文献进行不同维度的诠释，不失为是对传统古籍整理方法的一种补充；使得整理古籍的方式不再拘囿于校勘、标点、注释、辑佚、影印等传统范围，而是实现了向立体空间方向的突破，整理方式由平面走向多维空间，可以更加全面、完整地诠释经典文献的丰富内涵。
譬如搜狐新闻工作坊制作团队，将中国著名的十大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开发成网络版，通过技术手段将北宋时期100个相关的知识点介绍嵌入在画面之中，点击画面里的“+”符号，读者即可以根据呈现的人物说明、故事备注来了解北宋末年社会百姓的生活场景,在保证阅读通俗性的同时，保证了史料的准确性。在文本的基础上实现人机交互式体验，其沉浸式作品体验方式和传统画卷式设计，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全新阅读感觉；再如北宋官方颁布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也是研究宋代建筑乃至中国古建筑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书中提出的“材分制”首次量化了建筑材料的用量标准，运用数字技术不但可以生成虚拟建筑结构图，还可以根据建筑等级确定其结构布局，构件的比例、尺寸等，构建出虚拟空间的“古籍整理”。国家文物局启动的“中国数字博物馆”重大课题研究提出，运用多种科学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对“古建筑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三维虚拟仿真，实现人们希望随时随地参观古建筑文物的文化生活需求。” 运用数字数据介质，最大限度的还原古建筑风貌，数字影像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还有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纂的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该书收录各类中草药植物总计1892种，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 ,反映出明之前本草学发展的概况，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目前人民卫生出版社对该书重新进行了整理出版，书中对草本药物的物理形态的记载除了图和文字记载外，据整理者介绍正与相关公司合作，计划运用数字技术准确展现中草药植物的形态与功效，为中医药院校学生及中医药工作者辨识药材等提供便利。充分说明了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工作，在多维度、立体化空间拓展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兹以笔者所在的古籍出版社为例，近年来也试水数字出版这一领域，通过与高科技公司的合作，开发了《凤阳花鼓全书·音像卷》及AR“四大名著”等一批数字出版项目。其中，《凤阳花鼓全书·音像卷》针对凤阳花鼓原生态音视频内容，采用国际标准的音视频处理技术MPEG-4Part14,对录音录像进行处理，生成标准的MP4文件，并利用单体移动存储数据库和即插即用技术（PnP）等，提供计算机数字编程检索、阅读和互联网传播，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借鉴作用，得到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高度赞扬，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而与至臻科技公司合作开发的AR《西游记》项目，则运用虚拟数字技术，使以往纸质图书的阅读方式产生了新的变化，用手机扫描该书插图后，书中人物以立体方式呈现出相关动态场景，读者甚至还可以参与进入游戏界面进行互动，寓教于乐，彻底颠覆了读者以往的阅读体验。日前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该书获得了巨大的反响。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国外出版商的关注，很快与印度皇家柯林斯出版社签订了版权输出合同，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载体形态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带来众多新的业态出现。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开始，历经了甲骨文——简帛——纸张等载体变革的几个阶段，无不证明了这一规律。而当下电子数据技术归根到底仍然是载体的变化，其突破了纸质载体的局限，使得整理古籍文献的方式也变的形象生动起来，可在多维的、立体的空间对古籍文献进行视觉文化符号的加工整理，这也拓宽了古籍整理的范围和视角，因为“视觉文化的表意功能远比文字更为古老，也具有强大的传播文化、记录文化的功能”， 从而让固态的文字变得鲜活起来，展现出不同视界下的文化符号的深层内涵，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这对于发挥融媒体出版的技术特点，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同时，也为古籍出版工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注释
1.《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整体回升》(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年7月26日，第10版。
2.刘峥：《文献载体的变化对文献传播的影响》(J)，《图书馆杂志》2002年第5期，第22页。
3.邹海涛：《对融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思考》(J)，《今传媒》2017年11期。
4.杨续红：《内容与渠道：谁也不是王者》(J)，《中国数字电视》2017年第11期。
5.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全书》(6)（M）.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10月第1版，370页。
6.刘英楠：《数字浪潮下古籍编辑的核心竞争力思考》（J），《报刊荟萃》2018年第7期，115页。
7.第2148期文化产业评论：《出版“一哥”凤凰出版集团的科技创新启示录》(Z)。
8.《出版参考》(N)2011年18期。
9.李一氓：《论古籍与古籍整理》(N)，《人民日报》1982年1月20号第5版。
10.饶金通：《古建筑的三维数字化建模与虚拟仿真技术研究》，《中国数字博物馆研究》(R)，北京航天航空大学，2003年。
11.闫涛：《数字影像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中的作用》（j），《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八辑），824页。
12.赵小华：《图像：饶宗颐文化史研究的灵动因素》（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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