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抄家就发生在周作人先生身后的这座房子里里，手稿就从这扇门里被抢走
1912年家人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右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母亲鲁瑞、羽太信子
1922年5月23日，周作人（前排左三）与鲁迅（前排右三）爱·罗先珂（前排右四）在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
苦雨斋常客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沈仕远、钱玄同、俞平伯、马裕藻等15人合影
“寿则多辱”
1945年12月6日，北平，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政权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当晚，国民党宪兵队包围了八道湾11号周寓。军警用枪指着周作人，命他就捕。周作人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据周作人外孙杨吉昌回忆，是夜搜查的情形并不粗蛮。周作人晚年在《监狱生活》中写道：“我这里没有其他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凰砖和永明砚总算留下了。”他称国民政府的接收为“劫收”。
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天前已有小将上门，砸了周母的牌位——在鲁迅博物馆，同一位母亲的相片仍供瞻仰。红卫兵命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接着，周作人之子周丰一被拉来陪斗，情状更为惨烈。从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停笔，而高大的周丰一，一条腿从此微瘸。批斗过程中，一位小将向周丰一索要他的手表，然后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周作人未置一词。
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当时16岁，是北京男四中学生。红卫兵驾临时，他正在翻书架，清理“封资修”。周吉宜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全家住在八道湾11号院第四进院子的北房里，7个房间是连通的。他住在靠东头的一间，西头的三间是祖父的书房、厅堂及卧室。红卫兵开始没理他，过了一阵返回东屋问明“你是谁”，便将他轰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发现家中已被翻了个底朝天，无从落脚。他睡的那张竹床像滑梯一样倾靠在墙上，床面已被拆散、折断。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下雨了，周吉宜的母亲张菼芳恳求红卫兵，让虚弱的老人进屋接受“专政”。红卫兵不准。后虑及“不能让他死了，得留着交代问题”，才允许周作人被抬进浴室。那是一个半日式的浴室，进门有一个约三十公分高的狭小的更衣台，铺有木板，周作人在上面待到秋冬。浴室潮湿寒冷，没法过冬，才又被准许挪进厨房。厨房从前没住过人，年久失修，已经倾斜，四处漏风。张菼芳忙着堵窗户，填补墙上的裂缝，用长条木板搭了一个地铺，上面简单铺上被褥。
此后，就有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等几位看到的一幕：“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吉宜说，从抄家那天起，祖父的三间房就被贴上封条，再不许家人进入。直到1968年7月他去北大荒插队，那三间房依然上着锁、贴着封条，只是不时有人来开锁、撕下封条、进屋、取走物品，再重新封门，从不作任何说明。区别只是，有的是骑自行车来拉走东西，有的是用汽车来运走东西。周吉宜据此判断：来者不只是一家单位的。他说，在抄家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有陌生人或者附近的邻居结队前来“参观”，踩着一室狼藉，从东头走到西头。当两年后他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三间房里的全部物品，包括家具、文具、书籍、手稿、书信、收藏品以及生活日用品都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屋里住进了不认识的人家。
1966年岁末，友人孙旭升到访，“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害着不轻的病……”
此前，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后来，他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的“呈文”，着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呈文”里都提到：“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这与60年前他自雨果小说中认领的清新的人道主义已有天壤之别，它沉重到只是一个人求死的根据。
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周家老保姆是15元。他们吩咐粮店，只许卖给周家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
红卫兵还抄走了周家的菜刀。张菼芳去街道“革委会”求情：这没法做饭啊，我们可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后来，就有了刀——一把掉了木柄、又小又钝的刮鱼鳞刀。周吉宜告诉记者：“因为属于‘牛鬼蛇神’家庭，煤铺不卖给煤，也不卖给木柴，我们就找点煤粉自己摊煤饼做煤球，把抄家损坏的家具劈开当柴烧。我跟姐姐们下乡后，家里的炉子不见了，也没做饭的大人——要上班，还要参加学习班，我9岁的弟弟就在屋檐下用砖搭个灶，支上锅，在院子里没人的时候捡些树枝当柴烧，煮菜烧饭。城市的院子里能有多少树枝可捡呢？又不敢到外面去捡。弟弟后来告诉我，他常常仰头望着院里的大树，盼望刮风，好多掉下些枯枝。院里的孩子们常在他的锅里洒沙子，或者撒尿。”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态很不自然”。张菼芳闻讯奔回家，发现公公已经凉了。家人估计，他是正要下地时猝然去世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上。周作人的骨灰，没能保存。
他的手迹、译稿和著述留存，正在各处彰显各异的价值。周作人在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今年2月，包含这些对话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今年5月，由周作人手撰、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出现在嘉德2012春拍“唐弢先生藏珍”专场的拍品名单上。
巴金曾评说：“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的藏书在“文革”中未受冲击，而据记者了解，他的后人目下“比较缺钱”。此次拍品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沈尹默《忆鲁迅》手稿——沈尹默后人亦质疑其来源；另一件就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开拍前，周吉宜代表周家后人致嘉德公司以律师函，指认手稿为“文革”抄家中丢失的物品，要求停拍，物归原主。但嘉德公司要求周吉宜提供证据——相关的抄家清单或确权证明。
周吉宜说：“文革时红卫兵抄我家，实际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公然入室打砸抢，哪里有人给开清单？我目前拿不出‘确权证明’。我问嘉德为什么不要求拍卖者提供合法性证明，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行业惯例。这真让人难以理解。”
这份手稿最终以184万元落槌。
周吉宜告诉记者，手稿被查抄之前没有外传过，他小时候也曾见到大人们就鲁迅与祖父的不同风格谈论过这份手稿，何以落入他人之手，又为何拿出来拍卖，这是他想要弄清楚的。
就在本文刊印之际，周家的起诉书正在递往朝阳区人民法院。同时，周家在申请商务部的回函。
“铁的温雅”
八道湾在北京旧城的西北角，11号周寓是一个低洼所在，从外院过二门后要下四级台阶才到里院地面。二三十年代，里院有棵很大的白杨，哗哗作响，在友人眼里，“好像在调剂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杏树，开花季节，周作人每从树下过，却不知花开，鲁迅说他“视而不见”。
这是周家变卖绍兴祖产购置的院落，三房共有，周作人住里院。梁实秋记：“（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
这斋名由雨漫书房而来，后也称“苦茶庵”。1937年北平沦陷后，坚留在八道湾的周作人改称它为“苦住庵”。这本有文人雅意的“苦”字，竟缠了他一生。
文人喜闲章，拈几枚来看：一方印“江南水师出身”；一方长方形寿石章“忍过事堪喜”（杜牧诗句）；常用一方曰“知惭愧”；八十岁刻成“寿则多辱”。
周櫆寿生于1885年，是大清朝气数将尽、西潮新学勃兴的年代。追随年长4岁的兄长周樟寿（树人）从绍兴到南京，又到东京，櫆寿更名“作人”，先学海军，又习建筑，由翻译入手，渐入文坛。借张中行所见，“四部九流，无所不读，尤喜笔记，旁及谣谚、笑话”。
借钟叔河评语，“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中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
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杂，是想了解‘人’。他读书的诀窍有三：勤，实是谦词，不妨说是‘上瘾’；快，由勤而来，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记，说到某书某处，仿佛刚刚读过。”
周作人通日语、英语、古希腊语、世界语；与章太炎一起学过梵文，仅听两课就停止了；有意学习俄语，未如愿；欲学法语，被鲁迅劝阻，“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兄弟俩早年的译介，既为理想，也为谋生，“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
周作人还记着：“他（鲁迅）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棠）赶来劝开了。”
从东京到北平，从“新村”里的武者小路实笃，到北大的故友新知、弟子学生，到新中国与他交道的编辑文人，许多人描写过周作人的“样子”，指向大致同一。而到了1960年代，来访者望之：“一看，就是斗争性不强。”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道：“周氏的为人和容貌态度十分温和，是一种阴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明般的清白的脸色，贵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细细的眼睛，说话时低着头不看对方的样子，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以及安详的、低声缓慢的说话方式。”
温源宁写下：“他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
周作人说：“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
弟子废名道：“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
周作人自己说：“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
二三十年代，银元需换成铜币流通，时价1：460。友人偶然谈及，周作人坚持说是1：两百多，因为佣人是这样兑换给他的。众人都说他受了骗。周作人考察了一下，发现还有大米整包被“运”出去的。于是鼓足勇气，请来佣人，委婉地说，家道不济，希望高就。佣人忽然跪倒，周作人大惊，赶紧上前扶起，“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有同道来访，请到书斋，喝清茶，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从不臧否在世的人物。偶尔“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不过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之类的评语。
张中行懂辩证：“一团和气的温厚，来源是天性加学识的厚重。北大故人赵荫棠说，有天生的圣人，那是须带憨气的。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是知且智者，周作人自己曾说，自觉有时脾气很坏，‘如果作了皇帝，说不定也会杀人’。”
在周作人一生中，有些小概率事件，譬如他对弟子沈启无的破门声明乃至“赶尽杀绝”，令不少人为之侧目。温源宁提醒说：“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仍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子下的两片紧咬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该谁倒霉……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
还是武者小路比较懂得：周作人有着不一般的荣誉心。破门事件发生后，武者小路曾致以长信：“你和我一样都有一种外柔内刚的倾向。世上的人往往太小看我们，所以，时而展示一下自己的真正价值也是必要的……”附逆期间，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过“我的价值”。
据说鲁迅曾有感：像周作人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人们因而视其为“淡漠”，更追溯到他是“老和尚投胎”的传说。周吉宜则向记者讲述了幼年沐浴到的祖父拙朴的慈祥：“上小学之前，我有时爱到祖父的房间去，有一次也许看我没有可玩的，祖父就拿出几张日历纸，用小竹勺舀一点浆糊堆在纸中间，递给我说，给你一个小蜗牛，让我用来粘糊做手工。那一小团浆糊圆润光滑，祖父还指着一个小突起说这是蜗牛的触角，我说蜗牛应该有两个触角，祖父说那一个它收回去了。后来，‘要一个小蜗牛’就成了我和祖父之间的‘暗语’。有时，在我接过时他会问：看看这回有几个触角？”
不少研究者认为，周作人是一个不习惯也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在他闲适恬淡的样貌、文字背后，有不失为激进的思想和难以抹去的苦涩，二者是相关联的。
张中行说：“他的闲适是违背时义的。因为闲适必须高高在上，而时义认定，人是不应该高高在上的。至于世间能否允许一个人高高在上地闲适，或者闭户消沉，要看是什么世。”
“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
周作人经历过思想混乱、无所归依的阶段：“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和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和科学的例证……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他最终认定的精神上的祖先，不是以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而是一条隐没未彰的线索：汉代王仲任、明季李卓吾、清代俞理初，构成他“疾虚妄”、“崇真”、“有常识”、“唯理而有情”的思想核心。而这些人，都是各自时代的异数。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丹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英国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以及思想家、性心理学家蔼理斯，也都对他思想的成型起过重要影响。
周作人对“五四”的评价在当时颇为左翼所激愤——
“旧的与新的迷信割据了全国的精神界，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我们翻历史，不禁不杞天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
“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对“五四”失望，对“北伐”失望，对青年的失望，对自己蔷薇色梦的失望……令周作人不断感想：“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既然“教训无用”，于是“闭门读书”……到了知天命之年，周作人作打油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而他追随多年的兄长的姿态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看起来泾渭分明，实际上一脉相承。这一点，胡兰成像是读懂了：“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他早年提倡的国民文学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立场，同时盛载理想：“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
文学在他的总结中，是“无一可言”。“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文学无用，它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但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
“我想文学的要素是诚与达，然而诚有障害，达不容易，那么留下来的，试问还有些什么？……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简直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罢。”
他拒绝文以载道，那“大的高的正的……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
“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类闲事，觉得青年们懂得些也是好事情。”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讽刺、谩骂，并冠以“性学博士”。周作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他的反传统的基石是“伦理之自然化”。“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止庵说：“他的意思是，整个传统都需重新审视，观念和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它必须适应人的生活。最能代表他这一思想的两篇文章《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写得都很平和，但其中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周作人，称其为“汉奸文艺”的代表。到了194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毛泽东请示时，主席说，周作人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宽大，就是许他搞翻译。
从64岁到81岁，17年里周作人一共翻译了400万字，写作200万字，这在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们出自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时要到派出所接受传问和写思想汇报的管制对象，一个始终缺钱、又时常为病痛所困的老人之手。
据家人回忆，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井井有条摆着笔砚、稿纸；参考书和工具书用完必归原处；他每天伏案工作10个小时以上，自己研墨，用毛笔写正楷；极少打底稿，总是考虑好了才下笔；他埋头翻译时，常脱下深度近视眼镜，用放大镜查考字体细小的外文资料。
他也为香港《新晚报》写文章。代为约稿的曹聚仁来信说：“写得愈通俗愈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我的意思，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总有办法可以送出去的……”周作人并未完全按照曹聚仁的要求去做：“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这些文章的总汇，就是后来周作人较重要的作品《知堂回忆录》。
舒芜曾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思想文化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其文”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
舒芜与钱理群，是1949年后较早研究周作人的代表，他们当年对“其人”的述评和批判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钱理群近年有反思：“周作人对我来说，原来只是因为鲁迅研究深入不下去，非得换个角度不可，所以才去做。之后对我就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影响是，周作人又唤起了我早年在家庭影响下，所接受的那套民主自由思想。”
1997年，钱理群在北大开课《话说周氏兄弟》，着重分析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在1990年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沈启无曾向胡兰成慨叹：和鲁迅分离，于周作人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钱理群认为，个体的精神自由，绝对是周作人和鲁迅共同追求的东西。但周作人过分强调个人和人类的观念，忽略了国家、民族、社会的观念，这是后来周作人附逆的一个最基本原因。“鲁迅在去世之前，特地叫他的弟弟周健人去关照一下老二。当时面对日本侵略，知识分子草拟了一份《救国宣言》，很多人都签名了，独独周作人不签。其实鲁迅也认为签名没什么意义，他能理解周作人为什么不签。但他认为，作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面临日本的侵略，你不能没有一个态度。”
“还有一个区别是，在对现实达到同样深刻的认识以后，知识分子该采取什么态度？在这一点上，鲁迅是继承儒家传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有道家的味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但周作人也不完全消极，他是做好自己的本业，做学术文化建设。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周作人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虽然我自己偏向鲁迅，但是我觉得做专业的知识分子，也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周作人传》的基础上，钱理群有了新的见解：“周作人把个人主义和精神自由给学理化了，这是他的重要贡献，对我的影响很大。周作人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性格上的。我本来是比较急的人，气质上比较接近鲁迅，但受周作人影响，我变得比较宽容、比较温和。周作人的悲剧，也使我对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
木山英雄的评价是：“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附逆时期试图以“人的文化”战胜异族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物的文化”的幻想式努力），艰难曲折地肯定了最终无法超脱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周作人曾比较过自己与生于民国的弟子兼盟友俞平伯的区别，就在于对政治的心热和民族主义基因。再看同时代人，生于晚清的蒋介石、毛泽东、胡适、鲁迅……无一不是民族主义者。
在附逆的曲折里，尽管周作人有许多至今成谜的难言之隐，但事实已就。如钱理群所说：“不管周作人主观上是否另存大志，客观情势规定了他。”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士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附记：本文参考《周作人自选文集》、《周作人年谱》、《审讯汪伪汉奸笔录》、钱理群著《周作人传》、止庵著《周作人传》、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回望周作人》系列丛书。）
1945年12月6日，北平，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政权的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当晚，国民党宪兵队包围了八道湾11号周寓。军警用枪指着周作人，命他就捕。周作人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据周作人外孙杨吉昌回忆，是夜搜查的情形并不粗蛮。周作人晚年在《监狱生活》中写道：“我这里没有其他宝贝，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摩伐陀（Movado）牌的一只钢表，一总才值七八百块钱，也被那带枪的特务所偷去；幸而他们不要破砖瓦，所以那块凤凰砖和永明砚总算留下了。”他称国民政府的接收为“劫收”。
1966年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号，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两天前已有小将上门，砸了周母的牌位——在鲁迅博物馆，同一位母亲的相片仍供瞻仰。红卫兵命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接着，周作人之子周丰一被拉来陪斗，情状更为惨烈。从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停笔，而高大的周丰一，一条腿从此微瘸。批斗过程中，一位小将向周丰一索要他的手表，然后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周作人未置一词。
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当时16岁，是北京男四中学生。红卫兵驾临时，他正在翻书架，清理“封资修”。周吉宜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全家住在八道湾11号院第四进院子的北房里，7个房间是连通的。他住在靠东头的一间，西头的三间是祖父的书房、厅堂及卧室。红卫兵开始没理他，过了一阵返回东屋问明“你是谁”，便将他轰出去了。
等他再回来时，发现家中已被翻了个底朝天，无从落脚。他睡的那张竹床像滑梯一样倾靠在墙上，床面已被拆散、折断。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下雨了，周吉宜的母亲张菼芳恳求红卫兵，让虚弱的老人进屋接受“专政”。红卫兵不准。后虑及“不能让他死了，得留着交代问题”，才允许周作人被抬进浴室。那是一个半日式的浴室，进门有一个约三十公分高的狭小的更衣台，铺有木板，周作人在上面待到秋冬。浴室潮湿寒冷，没法过冬，才又被准许挪进厨房。厨房从前没住过人，年久失修，已经倾斜，四处漏风。张菼芳忙着堵窗户，填补墙上的裂缝，用长条木板搭了一个地铺，上面简单铺上被褥。
此后，就有鲁迅博物馆叶淑穗等几位看到的一幕：“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吉宜说，从抄家那天起，祖父的三间房就被贴上封条，再不许家人进入。直到1968年7月他去北大荒插队，那三间房依然上着锁、贴着封条，只是不时有人来开锁、撕下封条、进屋、取走物品，再重新封门，从不作任何说明。区别只是，有的是骑自行车来拉走东西，有的是用汽车来运走东西。周吉宜据此判断：来者不只是一家单位的。他说，在抄家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有陌生人或者附近的邻居结队前来“参观”，踩着一室狼藉，从东头走到西头。当两年后他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时，看到三间房里的全部物品，包括家具、文具、书籍、手稿、书信、收藏品以及生活日用品都已消失得干干净净，屋里住进了不认识的人家。
1966年岁末，友人孙旭升到访，“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的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害着不轻的病……”
此前，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后来，他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死卫生条例”的“呈文”，着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呈文”里都提到：“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这与60年前他自雨果小说中认领的清新的人道主义已有天壤之别，它沉重到只是一个人求死的根据。
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元，周家老保姆是15元。他们吩咐粮店，只许卖给周家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
红卫兵还抄走了周家的菜刀。张菼芳去街道“革委会”求情：这没法做饭啊，我们可不可以拥有一把菜刀？后来，就有了刀——一把掉了木柄、又小又钝的刮鱼鳞刀。周吉宜告诉记者：“因为属于‘牛鬼蛇神’家庭，煤铺不卖给煤，也不卖给木柴，我们就找点煤粉自己摊煤饼做煤球，把抄家损坏的家具劈开当柴烧。我跟姐姐们下乡后，家里的炉子不见了，也没做饭的大人——要上班，还要参加学习班，我9岁的弟弟就在屋檐下用砖搭个灶，支上锅，在院子里没人的时候捡些树枝当柴烧，煮菜烧饭。城市的院子里能有多少树枝可捡呢？又不敢到外面去捡。弟弟后来告诉我，他常常仰头望着院里的大树，盼望刮风，好多掉下些枯枝。院里的孩子们常在他的锅里洒沙子，或者撒尿。”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被发现“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态很不自然”。张菼芳闻讯奔回家，发现公公已经凉了。家人估计，他是正要下地时猝然去世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上。周作人的骨灰，没能保存。
他的手迹、译稿和著述留存，正在各处彰显各异的价值。周作人在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今年2月，包含这些对话的《周作人译文全集》出版。今年5月，由周作人手撰、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出现在嘉德2012春拍“唐弢先生藏珍”专场的拍品名单上。
巴金曾评说：“有了唐弢先生的藏书就有了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的藏书在“文革”中未受冲击，而据记者了解，他的后人目下“比较缺钱”。此次拍品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沈尹默《忆鲁迅》手稿——沈尹默后人亦质疑其来源；另一件就是《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
开拍前，周吉宜代表周家后人致嘉德公司以律师函，指认手稿为“文革”抄家中丢失的物品，要求停拍，物归原主。但嘉德公司要求周吉宜提供证据——相关的抄家清单或确权证明。
周吉宜说：“文革时红卫兵抄我家，实际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以‘革命’的名义，公然入室打砸抢，哪里有人给开清单？我目前拿不出‘确权证明’。我问嘉德为什么不要求拍卖者提供合法性证明，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行业惯例。这真让人难以理解。”
这份手稿最终以184万元落槌。
周吉宜告诉记者，手稿被查抄之前没有外传过，他小时候也曾见到大人们就鲁迅与祖父的不同风格谈论过这份手稿，何以落入他人之手，又为何拿出来拍卖，这是他想要弄清楚的。
就在本文刊印之际，周家的起诉书正在递往朝阳区人民法院。同时，周家在申请商务部的回函。
“铁的温雅”
八道湾在北京旧城的西北角，11号周寓是一个低洼所在，从外院过二门后要下四级台阶才到里院地面。二三十年代，里院有棵很大的白杨，哗哗作响，在友人眼里，“好像在调剂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院子里还有一棵大杏树，开花季节，周作人每从树下过，却不知花开，鲁迅说他“视而不见”。
这是周家变卖绍兴祖产购置的院落，三房共有，周作人住里院。梁实秋记：“（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庞大的柚木书桌，上面有笔筒砚台之类，清清爽爽，一尘不染，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
这斋名由雨漫书房而来，后也称“苦茶庵”。1937年北平沦陷后，坚留在八道湾的周作人改称它为“苦住庵”。这本有文人雅意的“苦”字，竟缠了他一生。
文人喜闲章，拈几枚来看：一方印“江南水师出身”；一方长方形寿石章“忍过事堪喜”（杜牧诗句）；常用一方曰“知惭愧”；八十岁刻成“寿则多辱”。
周櫆寿生于1885年，是大清朝气数将尽、西潮新学勃兴的年代。追随年长4岁的兄长周樟寿（树人）从绍兴到南京，又到东京，櫆寿更名“作人”，先学海军，又习建筑，由翻译入手，渐入文坛。借张中行所见，“四部九流，无所不读，尤喜笔记，旁及谣谚、笑话”。
借钟叔河评语，“于学无所不窥：魏晋六朝，晚明近世，妖术魔教，图腾太步，释典儒经，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腊罗马，家训论衡，狂言笑话，无不从人类文化学的宏观，以中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妙言要道，鞭辟向里”。
张中行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杂，是想了解‘人’。他读书的诀窍有三：勤，实是谦词，不妨说是‘上瘾’；快，由勤而来，看多了，懂得分辨吸收，必然快；善记，说到某书某处，仿佛刚刚读过。”
周作人通日语、英语、古希腊语、世界语；与章太炎一起学过梵文，仅听两课就停止了；有意学习俄语，未如愿；欲学法语，被鲁迅劝阻，“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兄弟俩早年的译介，既为理想，也为谋生，“留学费是少得可怜，也只是将就可以过得日子罢了，要想买点文学书自然非另筹经费不可，但是那时稿费也实在是够刻苦的，平常西文的译稿只能得到两块钱一千字，而且这是实数，所有标点空白都要除外计算”。
周作人还记着：“他（鲁迅）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待，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棠）赶来劝开了。”
从东京到北平，从“新村”里的武者小路实笃，到北大的故友新知、弟子学生，到新中国与他交道的编辑文人，许多人描写过周作人的“样子”，指向大致同一。而到了1960年代，来访者望之：“一看，就是斗争性不强。”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写道：“周氏的为人和容貌态度十分温和，是一种阴性的、女性的性格。那透明般的清白的脸色，贵族式的端正的五官，细细的眼睛，说话时低着头不看对方的样子，非常流畅的、发音准确地道的日语，以及安详的、低声缓慢的说话方式。”
温源宁写下：“他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分亲热的一道屏障……”
周作人说：“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
弟子废名道：“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
周作人自己说：“我不喜欢旧剧，大面的沙声，旦脚的尖音，小丑的白鼻子，武生的乱滚，这些怪相我都不喜，此外凡过火的事物我都不以为好，而不宽容也就算作其中之一。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儿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
二三十年代，银元需换成铜币流通，时价1：460。友人偶然谈及，周作人坚持说是1：两百多，因为佣人是这样兑换给他的。众人都说他受了骗。周作人考察了一下，发现还有大米整包被“运”出去的。于是鼓足勇气，请来佣人，委婉地说，家道不济，希望高就。佣人忽然跪倒，周作人大惊，赶紧上前扶起，“刚才的话算没说，不要在意。”
有同道来访，请到书斋，喝清茶，对坐闲谈，细声细语，从不臧否在世的人物。偶尔“天命的另一面闯出修养的围墙闪动一下”，不过是“Y公有才，可是不写；Z公无才，可是好写”之类的评语。
张中行懂辩证：“一团和气的温厚，来源是天性加学识的厚重。北大故人赵荫棠说，有天生的圣人，那是须带憨气的。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是知且智者，周作人自己曾说，自觉有时脾气很坏，‘如果作了皇帝，说不定也会杀人’。”
在周作人一生中，有些小概率事件，譬如他对弟子沈启无的破门声明乃至“赶尽杀绝”，令不少人为之侧目。温源宁提醒说：“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仍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子下的两片紧咬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该谁倒霉……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
还是武者小路比较懂得：周作人有着不一般的荣誉心。破门事件发生后，武者小路曾致以长信：“你和我一样都有一种外柔内刚的倾向。世上的人往往太小看我们，所以，时而展示一下自己的真正价值也是必要的……”附逆期间，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过“我的价值”。
据说鲁迅曾有感：像周作人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人们因而视其为“淡漠”，更追溯到他是“老和尚投胎”的传说。周吉宜则向记者讲述了幼年沐浴到的祖父拙朴的慈祥：“上小学之前，我有时爱到祖父的房间去，有一次也许看我没有可玩的，祖父就拿出几张日历纸，用小竹勺舀一点浆糊堆在纸中间，递给我说，给你一个小蜗牛，让我用来粘糊做手工。那一小团浆糊圆润光滑，祖父还指着一个小突起说这是蜗牛的触角，我说蜗牛应该有两个触角，祖父说那一个它收回去了。后来，‘要一个小蜗牛’就成了我和祖父之间的‘暗语’。有时，在我接过时他会问：看看这回有几个触角？”
不少研究者认为，周作人是一个不习惯也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在他闲适恬淡的样貌、文字背后，有不失为激进的思想和难以抹去的苦涩，二者是相关联的。
张中行说：“他的闲适是违背时义的。因为闲适必须高高在上，而时义认定，人是不应该高高在上的。至于世间能否允许一个人高高在上地闲适，或者闭户消沉，要看是什么世。”
“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
周作人经历过思想混乱、无所归依的阶段：“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和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和科学的例证……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品店了。”他最终认定的精神上的祖先，不是以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而是一条隐没未彰的线索：汉代王仲任、明季李卓吾、清代俞理初，构成他“疾虚妄”、“崇真”、“有常识”、“唯理而有情”的思想核心。而这些人，都是各自时代的异数。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丹麦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英国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以及思想家、性心理学家蔼理斯，也都对他思想的成型起过重要影响。
周作人对“五四”的评价在当时颇为左翼所激愤——
“旧的与新的迷信割据了全国的精神界，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我们翻历史，不禁不杞天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
“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对“五四”失望，对“北伐”失望，对青年的失望，对自己蔷薇色梦的失望……令周作人不断感想：“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既然“教训无用”，于是“闭门读书”……到了知天命之年，周作人作打油诗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而他追随多年的兄长的姿态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看起来泾渭分明，实际上一脉相承。这一点，胡兰成像是读懂了：“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至于“两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他早年提倡的国民文学有着鲜明的个人主义立场，同时盛载理想：“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
文学在他的总结中，是“无一可言”。“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文学无用，它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但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
“我想文学的要素是诚与达，然而诚有障害，达不容易，那么留下来的，试问还有些什么？……知道了世间无一可言，自己更无做出真文学来之可能，随后随便找来一个题目，认真去写一篇文章，却也未始不可，到那时候或者简直说世间无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罢。”
他拒绝文以载道，那“大的高的正的……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
“我喜欢知道动物生活、两性关系、原始文明、道德变迁这类闲事，觉得青年们懂得些也是好事情。”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讽刺、谩骂，并冠以“性学博士”。周作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他的反传统的基石是“伦理之自然化”。“我这伦理的生物学的解说不管它的好坏得失如何，的确跟了我一辈子，做了我一切意见的根底。”止庵说：“他的意思是，整个传统都需重新审视，观念和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定规，它必须适应人的生活。最能代表他这一思想的两篇文章《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写得都很平和，但其中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
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周作人，称其为“汉奸文艺”的代表。到了194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向毛泽东请示时，主席说，周作人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宽大，就是许他搞翻译。
从64岁到81岁，17年里周作人一共翻译了400万字，写作200万字，这在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们出自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时要到派出所接受传问和写思想汇报的管制对象，一个始终缺钱、又时常为病痛所困的老人之手。
据家人回忆，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井井有条摆着笔砚、稿纸；参考书和工具书用完必归原处；他每天伏案工作10个小时以上，自己研墨，用毛笔写正楷；极少打底稿，总是考虑好了才下笔；他埋头翻译时，常脱下深度近视眼镜，用放大镜查考字体细小的外文资料。
他也为香港《新晚报》写文章。代为约稿的曹聚仁来信说：“写得愈通俗愈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总之，不是人写稿，而是稿写人了……我的意思，一切只能迁就现实，每天写点短稿，总有办法可以送出去的……”周作人并未完全按照曹聚仁的要求去做：“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这些文章的总汇，就是后来周作人较重要的作品《知堂回忆录》。
舒芜曾说，周作人的文章都具有思想文化上的意义，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人能代替他，“其文”是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
舒芜与钱理群，是1949年后较早研究周作人的代表，他们当年对“其人”的述评和批判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钱理群近年有反思：“周作人对我来说，原来只是因为鲁迅研究深入不下去，非得换个角度不可，所以才去做。之后对我就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影响是，周作人又唤起了我早年在家庭影响下，所接受的那套民主自由思想。”
1997年，钱理群在北大开课《话说周氏兄弟》，着重分析周作人和鲁迅的思想在1990年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沈启无曾向胡兰成慨叹：和鲁迅分离，于周作人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钱理群认为，个体的精神自由，绝对是周作人和鲁迅共同追求的东西。但周作人过分强调个人和人类的观念，忽略了国家、民族、社会的观念，这是后来周作人附逆的一个最基本原因。“鲁迅在去世之前，特地叫他的弟弟周健人去关照一下老二。当时面对日本侵略，知识分子草拟了一份《救国宣言》，很多人都签名了，独独周作人不签。其实鲁迅也认为签名没什么意义，他能理解周作人为什么不签。但他认为，作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面临日本的侵略，你不能没有一个态度。”
“还有一个区别是，在对现实达到同样深刻的认识以后，知识分子该采取什么态度？在这一点上，鲁迅是继承儒家传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周作人有道家的味道，‘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但周作人也不完全消极，他是做好自己的本业，做学术文化建设。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周作人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虽然我自己偏向鲁迅，但是我觉得做专业的知识分子，也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在《周作人传》的基础上，钱理群有了新的见解：“周作人把个人主义和精神自由给学理化了，这是他的重要贡献，对我的影响很大。周作人对我的另一个影响是性格上的。我本来是比较急的人，气质上比较接近鲁迅，但受周作人影响，我变得比较宽容、比较温和。周作人的悲剧，也使我对国家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采取比较复杂的态度。”
木山英雄的评价是：“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附逆时期试图以“人的文化”战胜异族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物的文化”的幻想式努力），艰难曲折地肯定了最终无法超脱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周作人曾比较过自己与生于民国的弟子兼盟友俞平伯的区别，就在于对政治的心热和民族主义基因。再看同时代人，生于晚清的蒋介石、毛泽东、胡适、鲁迅……无一不是民族主义者。
在附逆的曲折里，尽管周作人有许多至今成谜的难言之隐，但事实已就。如钱理群所说：“不管周作人主观上是否另存大志，客观情势规定了他。”或可借用黑格尔评价浮士德的那句话：他无法抹去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附记：本文参考《周作人自选文集》、《周作人年谱》、《审讯汪伪汉奸笔录》、钱理群著《周作人传》、止庵著《周作人传》、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回望周作人》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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