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学勤先生逝世，终年八十六岁。近日有人整理李先生的资料，向我咨询有关情况。我的日记中有多条记载，还记有十几封信件。一桩桩一件件，略记如下。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李学勤先生逝世，终年八十六岁。一时怀念之声不绝，我的心中也有许多思念与感叹。翻阅我的工作日志，看到第一次拜见李先生，可以追溯到一九九〇年，在“国学丛书”编委会的聚会上。最后一次与李先生通电话，大约是在二〇〇六年，我约他来北京华侨大厦，参加一个书稿座谈会。李先生说太忙，实在没有时间，再三表示致歉。而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的面容，是在近年央视一档节目中，李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精神矍铄，言辞清晰，但面容明显有些衰老。当时我叹道：时光飞逝，李先生也老了。
近日有人整理李先生的资料，向我咨询有关情况。我的日记中有多条记载，还记有十几封信件。一桩桩一件件，略记如下：
一、“国学丛书”
那是在一九八九年末，我们开始组织“国学丛书”，编辑部由葛兆光、王焱、冯统一、陶铠、李春林、梁刚建等人组成，他们提名组成一个编委会，编委有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主编张岱年先生。当时在这个阵容里，李学勤先生还是小辈吧，好像最年轻的是刘梦溪先生，再就是李先生了。我的印象：李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为人礼貌热情，知识面极广，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所长，也没有一点官气霸气。与李先生交流时，他仪态谦恭，口气和蔼，喜欢连声说：“好，好！”让人感到温暖，容易接近。
在研究“国学丛书”编写方式时，编委会与编辑部确定，编委们不参加撰写，而是推荐中青年学人执笔。但是编辑部又觉得能够聚齐这样一些大人物，不出版点什么东西真是太可惜了。于是决定请每一位编委写一篇文章，构成一部文集，名曰《国学今论》，列为“国学丛书”的第一部。书中包括：张岱年《论道统与学统》、汤一介《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金克木《主题学试用》、胡道静《古籍普查和情报工作问题》等。李先生的文章题目《〈今古学考〉与〈五经异议〉》，讲廖平的代表作《今古学考》，讲康有为与廖平的交往与友谊；进而评说廖平对许慎《五经异议》研究的得失。其中可见李先生根底深厚，且文字明白清楚。这些是我对李先生第一印象。
再者，编委有推荐书稿的权力和责任，此事只有张岱年、李学勤先生做得最好。一年后王世襄先生来信说，他难以完成任务，还将编委策划费退了回来。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李先生来信，推荐南开古籍所赵伯雄《春秋经传研究史》。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李先生来信，他写道：“我所指导的博士刘国忠，日前已通过答辩，并留清华执教。闻葛兆光兄言，您已慨允将其论文《五行大义研究》出版，极感欣幸。《五行大义》迄今国内罕有研究，刘文据日本侍本及日、法学者著作，做了系统讨论，且将原书详加校订标点附后。您精于数术方面研究，于其价值自然了然于胸。这也是我要专门致谢的。”
二、“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
一九九一年，四月间，我曾与郭书春先生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具体工作由郭书春先生主持，他建议请李学勤先生做主编，几经邀请，李先生才肯出面。李、郭二位先生为人极好，宽厚通达，做事认认真真。李先生知识面宽广，书目精熟。四月十二日，郭先生来信说：“为此事我征求了几位同志的意见，褒贬不一。薄树人等认为不好做，卖不出去。潘吉星认为很有意义，肯定有销路。席泽宗也认为可以做。”后来这套译丛中出了许多好书，如郭书春《九章算术》、江晓原《周髀算经》、胡维佳《新仪象法要》、姜丽蓉《洗冤集录》、孙宏安《杨辉算法》、廖育群《黄帝八十一难经》、汪前进《岛夷志略》等。
在本年四月初我们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上，发生一点情况。当时宣布李学勤做主编，郭书春做副主编，潘吉星等做编委。潘先生参加了会议，散会后，在七月十五日至十九日间，潘先生连续给我写了三封信，最长的一封达六页。他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对编委会的评价，言语激烈，我不复述；二是他谈了许多好题目，确实有水平，例如，他在谈首批书目时写道：“我提出《天工开物》、《齐民要术》、《花镜》、《洗冤集录》、《饮膳正要》、《救荒本草》。闵宗殿提出的《农书集锦》也很好，一本不成，再来一本，把讲斗鸡、斗蟋蟀、养鸟、养金鱼 、栽果树、饮茶等都投放出去，看的人一定不少。”三是谈他研究《天工开物》的著作。潘先生曾在我社出版过他的专著《肖莱马》，还为《数理化信息》组稿写稿，很有水平，与我们有着很好的业务往来；这一次他说：“我可以参与搞一些东西，但退出编委会。”
三、“人类考古五大发现”
那时我正在出版“人间透视大型书系”，已经出版几套子书系如“东方人生五大难题”、“中国古代五大奇观”等，很受欢迎。我一九九一年间，我跟李学勤先生商量，能否搞一套“人类考古五大发现”。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我收到李先生来信，他同意为“人类考古五大发现”组几本稿子；下午，我与李先生通电话，又向他请教了一番。李学勤建议作如下题目：《中国殷墟》《埃及吐坦哈蒙墓》《两河流域与乌尔遗址》（或特洛伊）。后来涉及到几位作者：林通雁《殷虚》，王迎《埃及》，毛君炎《苏美尔》等。有一次我到京组稿，李先生请几位年轻人来坐，他们已经写了提纲，但最终没有做成，原因是什么？我还要去查日记。
四、《九章算术》汇校本
郭书春先生《九章算术》汇校本，李学勤先生极为赞赏。此书由我责编，一九九一年三月出版。五月五日李先生来信，其中附有对《九章算术汇校本》的评价函。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席泽宗、数学所副所长李文林、辽宁师范大学梁宗巨诸位先生，也都分别写了评价函。此后不久，此书即荣获全国教育图书一等奖。如今已成经典著作，多次再版获奖。
五、《数术探秘》
一九九四年，我的著作《数术探秘——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四日，《光明日报》的《书摘》杂志，从我的《数术探秘》中摘取一段《诊断的功能》。李学勤见到此文，还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在《书摘》今年第四期拜读大作《诊断的功能》，所论极是，也是应向您表示钦敬的。”
六、《走出疑古时代》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四日，李学勤先生曾来信写道：“前年辽宁大学出版社逸梅同志印了我的一本小书《走出疑古时代》，我已看过校样，年末年初有两次我负责的会，本想在会上发一批，但未及出版。前些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会上，有同志提过我这一语（‘走出疑古时代’），引起不少注意，因此我很希望书能早日印出。知您一直关心此事，故敢奉烦，代为促进一下，不胜感谢！”今天，我复信：“大札已阅，逸梅给您打电话大概已说明了情况，大作《走出疑古时代》近日即可面市，勿念！”
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逸梅是辽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是我的妻子。辽大出版社想组织重点书稿，逸梅去找李先生；但组稿之初，她并没有说明这一层关系。逸梅说，当时李先生手头有几部稿子，她就挑上了这一本。最初的稿名是《李学勤考古论文集》，但她在审稿时提出，这本书内容极好，只是题目不够明确，是否可以选用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全书的题目呢？像其中的“走出疑古时代”，多好的名字啊！当时逸梅打电话到李家，李先生不在，是他的儿子李缙云接的电话。缙云在文物出版社工作，听罢逸梅的说明，他连声说：“好，好！就这样改好了。等父亲回来我再告诉他，我想他是会同意的。”事后逸梅还说，缙云说话语气谦和，很像他父亲。此书出版后反响巨大，有朋友对我说，曾几何时，北大的学生在校园内散步时，都以拿着一本《走出疑古时代》为时尚。至于此后围绕着这一主题发生的学术讨论，更是风起云涌，波及广泛。一九九九年，此书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一九九七年六月一日李学勤来信，他写道：“前蒙逸梅女士赐电，允及早出版《走出疑古时代》增订本，深为感谢。”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李先生来信写道：“另外，我十分感谢逸梅女士那里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增订本，此书在北京书店中很畅销，曾在报端推荐书单上排第二位。新书印制很好。”
七、“当代汉学家论著”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四日，我的日志写道：今年共收到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来信二封，葛兆光先生来信四封，其中主要谈的是请辽宁教育出版社参与“二十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我社同意资助此次会议，但是提出两项要求，一是会议主题之一有“从‘国学丛书’看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趋势”；二是利用会议之便，组织一套“当代汉学家论著丛书”。十月二十一日兆光兄信云：“晓群兄出的点子极好，我们已草拟了一份随邀请函分发的组稿函（不是每个被邀请者都有），说明拟出‘当代汉学家论著丛书’云云，相信会有一些汉学家参加进来的。此外，有一本杨百翰大学得《汉学史讲义》，一本剑桥鲁惟一等人的《古代中国典籍导读》已经版权在手，看来问题不是太大，只是找专门人才翻译，还需专门家来校对，才是真正的麻烦。另外，关于‘国学丛书’，与李先生谈了一次，我们均以为如要再出，恐需重新设计选题及人选，选题若无更新，恐难有第一批之社会影响。所以我回家后又考虑了一次，认为如果要出，恐需加入类似‘中国历代植物志研究’（专门研究如《南方草木状》一类，《梅花谱》一类）、‘四裔志书研究’（对四裔之记载的考察与中国边缘地区文化研究）等较生僻的内容，及比较现代的如‘近代乡绅与城市地主的互动’（即中国特有的城乡一体化业主在近代之作用），‘近代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经济伦理’（用韦伯理论）等较活跃的内容，不知你以为如何？”我称赞：葛兆光是一位大智之人，开口无空话，落笔无虚言，每论出版，大有胡适之遗风。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四日，李先生来信写道：“日前我前往美国，参加关于新出土竹简《老子》的会，碰见一些外国老朋友，他们听说清华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鲁唯一）已由您社排好，即将印出，都非常高兴，让我向出版社转达，这是我写这封信的原因。”
八、爱书人俱乐部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学勤夫妇来沈阳，为爱书人俱乐部讲座，题为“考古新发现与中国文化”。李先生的沈阳之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参观辽宁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我们与辽宁文物界的关系很融洽，再加上李先生的学术地位，王之江陪同，自然会安排得很好了。在观看一柄青铜剑时，李先生希望看一看剑的背面，博物院也满足了他的要求。
九、“新世纪万有文库”
一九九六年“新世纪万有文库”启动，李先生出任传统文化书系中的专家。总顾问：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刘杲、于金兰；传统文化书系学术指导：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苹芳、傅熹年、黄永年；近世文化书系学术指导：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董桥、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外国文化书系学术指导：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林道群。
一九九八年，这一年李先生来过两封信。其中一封信与“新世纪万有文库”有关。即三月十一日来信，信中附有侯外庐长女侯寓初的一封信。原因是“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中，收入了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但是版权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其女特来询问。李先生信中写道：“现将侯寓初同志的一封信转上，他是著名老史学家侯外庐先生长女，是一位老同志，曾任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多年。盼能交贵社人员处理。”
（本文编辑：安宁）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