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话语转型。一，从“教育儿童的文学”到“人的文学”，从“规训”到“成长”；二，从本质论到建构论；三，研究对象从偏重儿童（描写对象、接受者）到偏重成人（创作者）。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但也受到世界儿童文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其中佩里·诺德曼一系列著作的翻译、引进、被广泛阅读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Abstract
At the turn of the 20/21 century, a profound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is taking place in the the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1, from “the literature of educating children” to "the literature of human", from "discipline" to "growth"；2, from the essence to the constructivism. 3,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biasing towards children (descriptive objects；readers) to biasing towards adults (creators).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in China is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 life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but it is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the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Among them, the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extensive reading of Perry Nordman's works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正发生一场深刻的话语转型。这种话语转型改变着人们的儿童文学观念，并影响到儿童文学创作，最终从整体上改变儿童文学的面貌。
转型的首先表现是人们认识和看待儿童文学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即从偏重关注对儿童的规训转向偏重关注儿童自身的成长。儿童文学是干什么的？一种回答是对儿童进行规训，将儿童的身体和思想都整合到社会需要的轨道上来，“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就是这一主张的最好表述。另一种回答是引导、促进儿童的成长。前者是一种以社会、成人为本位的视角；后者是一种以人为本、以儿童自身的成长为本的视角。前者不甚关心儿童自身的状况，而只关心怎样将对象塑造成自己需要的人；后者则需认真地了解儿童自身的特征、成长的需要及可能，尊重“物种自身的尺度”。中国文化向来强调“文以载道”，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曾给予不小的冲击，但后来又回到了原来的道路上。二十世纪末，人们终于又迎来了转变的机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判思潮中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重回“五四”，在儿童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重新评价“童心论”“儿童本位论”，创作领域出现了热闹型童话等一批疏离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曹文轩应该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后走上文坛的作家，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和“教育儿童的文学”拉开了距离。《山羊不吃天堂草》《暮色笼罩的祠堂》《草房子》等，其主要出发点都是人、人的成长，而非从社会出发的对儿童的规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者将此概括为“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到世纪之交，作者又将其修正为“为儿童提供人性基础”。前者离社会意识形态较近，明显属于宏大叙事；后者离社会意识形态更远，偏向普遍人性，两者都从政治文化的藩篱中疏离出来，向关注儿童成长的视角偏转。
人性和社会性当然是无法割裂的。人是一种社会化的存在，成长很大意义上就是向社会生成的。离开社会化是无法谈及人的成长的。从社会化视角到人生视角的转变只是一个出发点的转变，观照角度的转变，将人看作是一个比社会更大的概念，而不是忽视、取消人的社会性。在近年儿童文学从社会化视角向人生视角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一味地游戏、娱乐，陶醉在所谓的童真、童趣中而不关心社会现实的作品，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末流，是不关心社会也不关心人生的。从社会化视角转向人生视角不是脱离社会而是更好地摆正人与社会的位置，使人与社会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新的和谐。
世纪之交儿童文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传统中国人的儿童观虽有种种不同，如视儿童为小野蛮，视儿童为小天使，视儿童为小懵懂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或接近的，就是认为这些特征是儿童自身固有的，是自己从儿童身上概括出来的，是自己“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出来的。于是，儿童文学创作的任务，要么是用自己的理想对儿童的这些特征进行改造，引导他们及早“长大成人”；要么使其“永葆童心”，甚至将其作为救世济时的妙药良方。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似乎不相信这种说辞，甚至将其作为“童心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予以排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本质论植根于一些人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即认为社会发展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人们要做的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循环以至于无穷，最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接近和达到对世界的本质性认识，即真理，儿童文学就是引导儿童接近真理，用真理武装自己，沿着历史指引的方向前进。即是说，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元话语的品格。世纪之交的儿童文学理论对此提出了异议。毛泽东很早就说过，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思想情感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不同的人理解的“真理”是不一样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语言的边界是世界的边界，也是人的边界。说儿童是“小野蛮”“小天使”也好，说历史是一种规律的展开和演进也好，其实都是一种语言建构。如佩里·诺德曼说的：“一个社会对儿童的观念是一种自我满足的预言。那些描述孩子真正像什么或真正能够达到什么的观念，可能是不正确的或不完整的，但一旦成人相信了，他们就不仅会让这些观念成真，还会成为全部的真实。换句话说，这些观念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运作：意识形态这个观念体系控制着（至少是试图控制）社会成员看待世界和理解自身位置的方式。”［1］有了这样的视野，不同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从不同视角出发产生的话语，儿童文学理论就是对这些不同话语的研究了。
文本的建构当然不是完全随意的，它们在遵循“主体的尺度”的同时，也要遵循“物种自身的尺度”，但既将儿童、儿童文学视为一种建构，原来从确定不疑的“儿童”“儿童生活”及由此出发的儿童文学创作便消解了，儿童文学理论主要着力点不是拿作品和所谓的“现实”“生活”进行比较，评判它们是否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本质，而是探讨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建构，这种建构的后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对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进行评判。这就给儿童的建构以广阔的、无限多样的空间，使儿童文学理论有可能获得一种和成人文学理论一样的透视深度。
世纪之交儿童文学理论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研究对象从偏重儿童到偏重成人的转变。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重点放在“儿童”上，探讨儿童生活有什么特点，儿童有什么样的心理，儿童读者有什么样的兴趣，如说儿童喜欢听故事，给儿童的文学作品要有故事性；儿童喜欢幻想，给儿童的文学作品要像童话一样具有幻想性等等。这些当然有意义，但“儿童文学”中的“儿童”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作品的描写对象，二是指读者。作为描写对象，作品中的儿童当然是作者想象、创造出来的，受作者的控制和制约；作为读者，其声音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因读者对象不同而区分出的文学类型，较多地关注儿童，是必要的。但是，文学作为一种对话，创作者无疑起着主导作用，儿童文学的创作者一般都是成人。而且，无论是作为读者对象的“儿童”还是作为描写对象的“儿童”，其实都是作者创造、建构出来的。“作为一个场域，儿童文学是一种成人活动，它最重要的话语和对话是成人之间的那些，而不一定是跟儿童进行的那些。即使是完全由这些活动产生的、声称对儿童说话的文本，也是间接这么做的。它们最先、最能影响的读者是成人编辑，然后是成人书评者，因此，文本必须，且不可避免地吸引这些成年人的口味和需求—这就解释了它们为何把焦点放在把儿童转变成控制着儿童阅读的那些成人想让他们、需要他们成为的人。”［2］；“儿童文学与其说是儿童阅读的东西，不如说是生产者希望儿童阅读的东西。”［3］成人、社会当然不是铁板一块和一成不变的，作为个体的创作者更不是决然独立的，但这并不改变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形象主要是由成人建立的这一事实。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只谈作为读者和描写对象的儿童的特点而不谈作为创作者的成人的特点呢？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儿童文学是以读者对象不同而区分出的文学类型，人们谈儿童文学喜欢谈特点，谈特点自然要谈读者、谈儿童；二、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中，作品总是作家创作的，创作者总是要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对象在自己的作品里。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类型不同的是，它是假定其读者不能自己言说而由成人自己代其言说的，是社会代表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言说的，所以成人对自身的思想情感加以掩饰、回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为儿童写，写儿童，代表社会对下一代人进行塑造，这导致儿童文学中作为作家的成人形象常常是淡化的、隐含的，这便成为有见解的理论家研究儿童文学时最有诱惑力的空间。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话语的转型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但也受到世界儿童文学理论的巨大影响，是世界儿童文学理论激发、推动的结果。其中佩里·诺德曼一系列著作的翻译、引进、被广泛阅读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中国和世界儿童文学理论的交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佩里·诺德曼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意义在于，他将最新的现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带给中国，使中西儿童文学理论的交流、对话进入到二十世纪的现代文学理论的层面上。诺德曼熟悉现代、后现代的文学理论。读他的著作，包括我们前面引用的一些论述，感觉自己就像行进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丛林中，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如现象学、心理分析、原型批评、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但同时，他又有很好的化解力、创造力，站在理论前沿运用各种理论又能化而用之，深入地探讨儿童文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因而显出自身理论的穿透性。在诺德曼的理论中最有深度、最有创造性的地方，就是发现儿童文学一般都包含了双重文本，在写儿童、为儿童的表层文本下面，存在着一个隐藏的成人形象，一个隐藏的成人文本。“《杜里德医生》这样的文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一个影子文本，隐含着知道并能够填充信息的读者，这些信息远远多于那些真正被说出来相对很少的简单东西。”［4］；“儿童文学文本的简单性只是其真相的一半，它们还有一个影子，一个无意识—对世界、对人的一种更复杂、更完整的理解，这种理解在简单的表面之外处于未被说出的状态，但又为那个表面提供了可理解性……儿童文学可被理解为通过参照一个未说出来但隐含着的复杂的成人知识集而进行交流的简单文学。”［5］由此，作者推导出儿童文学的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如双重意识、分裂性等。“《杜里德医生》……邀请儿童读者发展一种双重意识—既快乐地像孩子一样又脱离那种孩子样，从一种成人视角看待和理解孩子样。”［6］至此，儿童文学理论终于获得自身的理论品格了。诺德曼理论中也有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如他对儿童自身的心理、成长节律、发展趋向，对儿童文学的艺术特征探讨较少。不过，这很可能是我自己的阅读范围较窄，他的很多著作、论文还没有介绍进来。如果有了更多的阅读和了解，我们一定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1］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加）《儿童文学的乐趣》，第2页。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
［2］［3］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徐文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5页。
［4］［5］［6］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徐文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1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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