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1964年完成大学毕业论文《英国儿童文学的幻想研究》后，我一直以英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自居。然而，54年来，我却一直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儿童文学研究者。
我最初以文学理论为线索进行研究，还包括作家传记、文本批评、新批评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C.S.路易斯的《论儿童写作的方式》在日本业界引起很大反响。他认为，只有孩子喜欢的儿童文学并不是好的儿童文学，这一论断成为优秀儿童文学的标准。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业界出现否认童话是幼年文学的观点。1899年，海伦•班纳曼的《小黑人桑波》作为符合儿童逻辑的作品备受关注。那时，1972年获奖的，安藤美纪夫的《蜗牛的比赛》对我产生很大影响。虽然这些作品都获得了儿童文学奖，但我对他们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我想象不出任何少儿读物的读者。许多作家开始回到他们内心的童年，发现人性的起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的研究方向逐渐由“文学研究”转向插图、图画书和图像传播等领域。现在，虽然我能以儿童书研究者自居，但我仍然在寻找更合适的词汇，能够精确表现出其中的细微差别。
希望我们能对此研究达成共识。
Abstract
I have declared myself as the researcher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nglish after writing the graduation thesis A Study of Fantasy on Engl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1964. However, for 54 years I have always asked myself “Is it really true that I am a researcher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research, clues to it were the theory of literary work, critical biography, Text-kritik, New Criticism, etc. On the1960s, C. S. Lewis On the Ways of Writing for Childre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people concerned in Japan. His opinion “a canon that a children’s story which enjoyed only by children is a bad children’s story” became the index of good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1970s, so-called “marchen” was denied for a younger children’s work and Helen Bannerman: The Story of Little Black Sambo, was praised as the good work granted to younger children’s clear logic. At that time, I had a decisive experience of having read the work Snails’ Racing by Mikio Ando, 1972. Though it was given the almost all children’s literary work prizes, my evaluation is very negative. I could not imagine any child-readers. Many writers also recurred to their inner childhood and foun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ir human nature.
After the 1980s, my research is freed from “literature study” and gradually shifted to illustrations, picture books, the diffusion of images, and so on. Though I can describe myself as a “Children’s Book Researcher” now, I am still seeking for more suitable words that will exactly convey that subtle nuance.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common recognition for our research.
1.前言
1964年，我提交了《英国儿童文学的幻想研究》作为大学毕业论文，这之后的54年，我一直是以“儿童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度过的。但是，现在我想提出这个问题：“我一直研究的也许不是儿童文学。”我参加这样的大会或者学会时，原本是将“儿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讨论的，但是和其他人的讨论总是合不上，经常会出现以违和感结束的情况。我想找到这个原因，然后和大家达成几个共同的认识。
2.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我最初从“文学”的研究开始，以作品和作家为中心进行研究。除了做历史研究和作家传记研究以外，也以文本批评（Text-kritik）或者新批评（New Criticism）为线索进行研究。
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C.S.路易斯的《论儿童写作的方式》影响了很多儿童文学研究者。路易斯觉得“儿童读者渴望什么就给什么”是非常不好的写作方法。与此有些类似又不尽相同的是，给特定的儿童讲的内容而产生的故事，比如刘易斯・卡罗尔、肯尼思・格拉姆、托尔金等的作品。还有第三种写作方式，我一直说我最会第三种写作方式—“儿童的故事，其实是不得不说的事情的文学表现”。所以才有断言“只有孩子喜欢的儿童文学，并不是好的儿童文学”。
这个时期，日本出现了否定“童话”的论点，以青少年为读者的文学被称为“幼年文学”，成人读者无法理解的流行作品《小黑人桑波》作为符合儿童逻辑的作品备受关注。在C.S.路易斯的论点中，《小黑人桑波》采用的是第二种写作手法，但它又是“只有孩子喜欢的”作品，这个矛盾点被人们忽视了。
3.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体验，特别是安藤美纪夫的《蜗牛的比赛》
那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研究的并不是儿童文学”，并经历了决定性的体验。太平洋战争战败后，日本的儿童文学大多是“向阳的”，即向着阳光与充满希望的未来，出版了很多这类“提示性”作品，很多作者是以自己的儿童时代经历为原型进行作品写作的。这种状况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
关英雄的《心灵之旅》(获1971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奖），是描写小朋友以写童话为目标而慢慢成长的故事。因为主人公“摆脱了积极开拓自己人生的儿童惯有形象”而受好评。第二年，安藤美纪夫的《蜗牛的比赛》也获得了该奖，并获得国际安徒生作品奖、野间儿童文艺奖、红鸟文学奖、SANKEI儿童出版文化奖等多种奖项。长崎源之助的《少年的山羊》和《那边小巷的神社》，也是作者幼年时期的成长故事作品。
其中，《蜗牛的比赛》是8册短篇作品集，其前言内容如下：
在昏暗的露天地，也有孩子
露天地的孩子，也有梦想
一边梦想，一边坐上前往第一颗恒星的列车
为了吃免费的无花果，也练习扔绳
但，总是……
被省略的地方，读了故事后就会明白并没有迎来圆满的结局。这是一部描写作者在京都时的儿童时代，贫苦阶级的人们、生活在露天地战争中的孩子们的“梦想”之作。他们主要的梦想就是—
吃饱肚子。这是一部童话，其获奖理由是对孩子们所处状况的描
写手法。针对战争儿童文学，有过多次评论的长谷川潮有如下阐述［1］：
……塑造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的儿童形象的同时，多次使用象征手法，用轻快的语调展现了生活在露天地的最下层民众什么也得不到，而军队、警察这些公共权力拥有者，却剥夺了包括生命的一切。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蜗牛的比赛》试图揭开社会差距的本质，正如长谷川潮所说的那样。但是读过之后我的反应是，这个作品到底是给谁读的？这个作品有卓越的描写力，特别是对孩子不管失败几次，都在食欲等最原始的动力下行动的描写，理应得到高的评价。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英国儿童文学鼎盛时期的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因为想了解只能从外部观察的儿童内心，而撰写了自传性作品《最熟悉的人》的作家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说：每个作家都拥有“内心的孩子”，或早或晚，终会回归到这个存在抑或是原点。日本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许就可以称为这样的时期。另外，肯尼思・格拉姆的《黄金时代》《梦幻的日子》也是基于自己的儿童时代，着眼于大人逻辑和儿童逻辑的区别而完成的短篇系列。图书出版后被广泛阅读，但读者却不是儿童。
以读者为中心进行思考的话，《蜗牛的比赛》这个作品，不仅对作者、对评委还是对批判者来说，都是划时代的作品。但是，当时向儿童图书馆员和在家庭文库工作的人询问儿童读者的反应时，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无人问津的作品”。这个作品俨然并没有从儿童读者这一视角出发。
4. 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体验
我在大学里教授过《儿童文学概论》一课。通过教科书编辑，以及学生们儿童时代的读书体验，我学习到很多，也感悟到，不能只是研究文学上特化的狭义“儿童文学”，而应该针对广义的读书体验，并努力将其体系化。这是我开始研究英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插图和作品印象的时期［2］。
5. 当下
进入二十一世纪，很多大学的文学部改名为“表现学部”。就算只是研究一个“故事”，也不只是关注文章，而是要求考察让这个作品成立的诸多要素，社会的、文化的背景以及接受者，另外，它也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去讨论。
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脱离了“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我开始思考到底应该自称为什么。如果将研究对象定为“儿童书”，图画书等的问题就能被解决，但是，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课题，《蜗牛的比赛》是“儿童书”吗？就算加上“主要的读者是成人的儿童书”这样的注释，就算称之为重视“儿童读者”的“儿童书研究者”，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儿童读者”到底是指谁。
希望在这里我们能一起达成“共同认识”。
［1］日本儿童文学者协会编：《战后的儿童文学50年》第51页。
［2］成果有《Golliwogg绘本与其他传播》（“『ゴリウォグ』绘本とその伝播”1991、“他国のイメージはどのようにつくられたか――イギリスの子どもの本のなかの日本および日本人を中心に――”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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