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以来,文学中的乡土概念与过去、传统、童年等多重指向叠加,建构了现代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独特的叙事意义。“乡土”自身生发出的童年意象,更因与“童年”的发现共同肇始于五四前后,在家国想象和现代性诉求上便具有了某种同质性,这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时间指向上的悖论:在文明/成熟的对照下,既是需要发展与成长的野蛮/弱小一端,又是回望中不免留恋膜拜以解决发展困扰的想象资源。第二,乡土与童年在“过去”时间中的重合,引申出传统和原初的隐喻指涉。二者因其同质性,则共同指向了生命和文化之“根”的探寻。这正是乡土叙事超越个人经验和史料记录的狭小领域,而开拓出更胜更广的价值可能。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local” concept in literature has been superimposed on the past, tradition and childhood, which constructs the unique narrative meaning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local” concept and childhood are both originated from the May Fourth. So the “local” itself includes the childhood imagination and country imagination. They have some kind of homogeneity on the modernity appeals. This manifests in two aspects First, the time point paradox: in the striking contrast of civilized/mature, the local and childhood both need to develop and grow because of their savage ness or weak ness. Meanwhile, they are also the imagination resources that will linger to worship to solve the development puzzle. Second, the coincidence of the local and the childhood in the “Past” time, has extended the tradition and the original metaphorical reference. Because of the homogeneity, they are both point to the exploration of “root” of life and culture. This is the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narrow field in which local narration transcend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records, and it is 72 possible to develop a more extensive value.
乡土与乡愁,一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叙述对象和想象资源。从古典诗词中的田园归隐、游子望乡,到现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凋敝或恬淡自然,“乡土”一直以丰富的内涵启发了作家的人生怀想。但作为一个现代兴起的概念,线性时间的介入,使“乡土”置于“城市”或“文明”的关照下,与千百年来使用的文学语汇“故”“乡”产生了重要区别。而现代以来中国“童年”的发现并参与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乡土”更与过去、传统、童年等多重指向叠加,建构了现代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独特的叙事意义。
乡土之于儿童文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题材选择,“童年的乡愁”,这一常用表述本身即显示出二者概念内部的互渗。“乡土”一词生发出的童年意象,更因与“童年”的发现共同肇始于五四前后,在家国想象和现代性诉求上便具有了某种同质性。
一、时间指向上的悖论存在
现代“乡土”概念的建立往往会追溯到鲁迅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乡土题材小说的批评:“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1]
鲁迅用“在北京”“侨寓”来形容作者的写作姿态,实则指出了现代乡土写作暗含的双重时间意识:城/乡相互关照的现代时间,它呈现出对土地认同的断裂和发展悖论;个体离开与回望故土的逆向时间,它包含着成年对童年与成长的回溯。两个层面相互叠合,表现出由旧到新、过去到未来、落后到文明、幼稚到成熟的时间指向,这正是近代以来线性时间观念冲击下的产物。
中国古代“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时间循环论对天、人进行整体观照,城与乡并未成为对立的不同文化空间,童年与成年作为生命的整体也未被区分为两个独立世界。因而乡土意象作为人与自然的天然关联,附带着家、归宿、自在等精神指向成为古典文学最主要的咏怀内容。但现代以来时间的线性指向打破了天人合一的循环,现代城市的出现,凸显出乡土的边缘、陈旧与落后,同时还有相对于城市的野性、民间和天然。“只有在现代城市以及城市所裹挟的一切现代性元素,包括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模式等等的刺激下,乡土文学才能够浮出地表,并绽放光彩。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的主角或是乡土,但其肇因于都市,没有都市,便没有乡土文学。”[2]这一悖论性的意义附着于乡土,贯穿于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叙事。[3]
晚清以来儿童作为“新人”典型,与国族未来形成想象性的同构关系,诚如鲁迅当年“救救孩子”的呼唤。但儿童的柔弱、稚嫩和纯真也被凸显和强化,成长作为一种时间维度,必须朝向强壮、成熟、理性的成年。借此,“童年”从被发现时起便即是回望并想象的现代意象,它是成人顶礼膜拜的精神归宿,但同时又被视为需要教育才能突破自身局限的生命起点。
乡土与童年,二者在时间指向上共同具有的矛盾意义,从中国儿童文学的标志性开端—叶圣陶童话集《稻草人》那里已显露无遗。《稻草人》对农村凋敝景象的描摹,是城市对照下的现代发现。但《大喉咙》《快乐的人》又以典型的城市元素如工厂、烟囱等揭示出其腐朽和痛苦—城市依然很难承载起“成熟、文明和先进”的“未来”重任。最终《克宜的经历》中克宜去城市游历,却满含对乡村的思念,最终以回归乡村得以延续生存的意义:“田里种着的东西齐向他点头。他感激到流泪,欢喜到说不成话,只喃喃道,‘我的宝贝……我的宝贝……’他快乐得只是大叫:‘未来的田野,美丽而有趣,竟到这个地步么!’”批判与回归,叶圣陶对乡土的期待集中体现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作家们的典型叙事。
同时,研究界普遍以叶圣陶童话集后期文本中现实题材的介入为由而评价为“直面人生,拥抱真实,注重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4]但其前后期童话的审美差异,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表达,更是现代“童年”观念中悖论意义的深刻体现。
二、时间坐标中的“过去”与“原初”想象
因城市而对照出“乡土”这一未开发的前现代文化结构,因成人线性时间观念同时发现了“童年”的天真、幼稚和柔弱,二者同属时间坐标中的“过去”这一节点。“过去”之于“未来”,到底有怎样的意义?现代时期的线性“发展”思维引发了对乡土这一“过去”的强烈不满,以及将“童年”迅速融入广阔的现实生活的迫切愿望。这使“一路向前”成为现代以来的叙事主流,《稻草人》中的悖论表述隐匿于滚滚流淌的时间长河。但百年过去,当“今天”并未呈现出当年舍弃“过去”所理想的未来面貌时,便激发出以“过去”反抗“现在”、从“过去”寻找启蒙力量的叙事模式。
八十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发掘出与“传统”的关联,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到曹文轩“塑造民族未来性格”的呼声以及身体力行的乡土写作,虽然仍然将叙事限定于指向国族未来的“发展”思维[5],但已深刻显示出乡土与童年这一“过去”所暗藏的巨大生发力量。
学者唐小兵认为:“当故乡成为一道文学题材,一种文化情绪,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对成人世界的批判和抵触;乡土文学,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故乡情结,表达的是成人生活引发的内在焦虑和不安。乡土文学的美学价值和逻辑,正在于捕捉作为成人世界的反照的儿童记忆,正在把历时性的成长过程转化为并时性的地域差异和社会分析。”[6]这一论述的叙事实践者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沈从文。1928年沈从文创作了后来认为并不成熟或不成功的童话《阿丽思中国游记》。作为卡洛儿《爱丽丝漫游奇境》的仿写之作,沈从文从为生病的妹妹解闷的初衷出发,虚构了阿丽思到苦难的中国大地遭遇人间百态的漫游经历,尤其是阿丽思和兔子傩喜先生从城市到苗寨家乡的游历,已经隐含了作家将要在城市与乡土两个向度间开展的叙事可能。而第一卷篇末家乡残酷的奴隶买卖,到第二卷第四章开始的由衷礼赞:“‘喔,阿丽思,你也应见一见我那地方的苗子,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老地主。……虽说是野蛮,有时我以为同这些野蛮人接近五个月,还比同一个假绅士在一张餐桌上吃一顿饭为受用的!’”沈从文从对乡土的悖论式想象转而坚定地回望“过去”,其寻根姿态深刻影响到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至此,乡土与传统文化、民间力量发生了紧密关联。
唐小兵的观点同时关注到了童年与乡土在“过去”时间点上的交集,即回到“原初”(the primitive)。无论是生命形式,还是族群或文化,童年和乡土无疑都成为“原初”起点的象征,也是克服现在或未来不确定性的最好慰藉。“‘原初’是‘文化’与‘自然’的混合”,对于“原初”的兴趣往往出现于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刻,而“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对原初,例如奴隶群体、女性或孩童的摄取转向现代。”[7]现代乡土和童年内涵的复杂性,正在于二者游走于朝向“文化”与回望“自然”(乡土)的时间坐标间。直至当下,成长小说仍然热衷于置身乡土语境,逆时性的成长过程不仅要“转化为并时性的地域差异”(城市和乡村),而且根源于乡土的成长因为从原点出发,或许更显示出生命的纯度和质量。曹文轩的成长小说总是从乡间出发。在《青铜葵花》中让无声的青铜奔跑于乡间,而葵花的成长也必须经历乡村的磨炼。为此,作家不惜构想出密集的苦难,以对乡土和童年填充进相当充沛的生长力量。葵花从城市到乡村再回城市,是从无根的文明回归原初乡土以完成成长和生命意义的建构,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而曹文轩在新近创作的《蝙蝠香》中,以男孩村哥儿不再梦游,但依然等待在故事开头就远走城市的妈妈。这里的等待,使乡村自然对城市、童年对成人世界的召唤奇妙地叠合在一起,乡土与童年的原初意义形成最为明确的互文关系。
三、乡土与童年写作的超越:
有关“过去”和“原初”的想象,使儿童文学中的乡土写作不免天然具有寻“根”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当代乡土题材文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摆脱私人性的童年生活和情感记忆对于作家个人的精神笼罩,使之在个人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至更普遍、更有高度的童年趣味和童年精神。”[8]这种升华的可能,便是关注到“乡土”一词在现代包含的丰富语义内涵,将其从狭小的乡村、真实具体的地点等史料元素的局限中抽离出来,超越一村一地一童年的具象,而展望于普遍人性的根基和共同的情感结构。
现代乡土小说经由乡村风俗、人物素描等具史料价值的摹写,到沈从文的湘西那里开始生发出寻“根”意识。其湘西风情描画极致,
以至于长久以来给读者造成了抒情“田园诗”的想象性阐释。但作家对湘西素材进行选择和修改,以三三、萧萧、翠翠等少女形象的成长展现出“想象的乡愁”,从今天故园的“失去”回望原初的“丰富饱满”[9]。因而小说写“湘西”,最终又抽离出具体真实的土地,而是作为生命与文化的原初起点试图探寻出未来的理想走向。因这种超越性,使沈从文的乡土意识有别于前后时代的具体史料记录或附着于政治象征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而开拓出乡土文学的深层价值。
沈从文乡土想象的后继者进一步拓展了这种虚构,乃至时间、地点、风情,都可以不再是具体而真实的存在,“人”逐渐成为最真切可感的叙述对象。这也是越到当代,乡土“故事”或人物群像不再是被普遍关注的主要素材,被着重书写的是以“一个人”的具体成长透视出普遍性的情感体验。汤素兰的《阿莲》发生在又一个现代“世外桃源”,虽置于特殊年代,且频繁用“供销社”“搪瓷缸”“缝纫机”等具有时代烙印的事物、方言称呼、地方风俗等强调时代与乡土的“异域情调”(鲁迅),但阿莲在成长历程中遭遇的人性人情和生命体验,已然超越了上述具体事件或地点。汤素兰在后记中写到:“我是乡下出生的孩子。乡下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还有家乡可以回。”“因着写作,我才得以回望过往的岁月。因为回望,童年才显得如此清晰。但我的童年比我在作品中呈现的样子更丰富、更复杂,也许还更黑暗。真正的生活就像一团麻,而我用故事讲述的时候,便是从这团麻里面理出一根线,编织成一个叫‘小说’的东西。”[10]回“家”以解决无根的不安,乐园虽可能不再,但以“想象”重建家园来完成怀乡情结的抒发。因此,真实的家乡或童年形态并不是叙事的必然出发点或结果,人物最终要展示的是寻找到“根”的安宁踏实。
现代以来,乡土与童年在时间指向上的同质性,决定了二者被想象的抒情特质,儿童文学中的乡土叙事便注定是抽象而超越的寻根体验。
参考书目
1. 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 导言序》.《鲁迅全集》第6卷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
2. 赵咏冰《.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流变》《.文史哲》2012年第 3 期 .
3. 王泉根 .《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
4. 唐小兵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二十世纪》. 上海:上海文 艺出版社 2001 年 .
5. 徐兰君 .《儿童语战争 — 国族、教育与大众文化》.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 .
6. 赵霞 《.5 版 . 2017 中国儿童文学关键词》《.文艺报》2017-12-13 日 . 第
7. 王德威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 复旦 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
8. Andrew F. Johns,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2]赵咏冰:《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流变》,《文史哲》2012年第3期。
[3]四十年代以后的“乡土”概念被逐渐置换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农村题材小说”,突出的是直线向前的时间方向,而不再有“回望”的逆向特点。直到八十年代的寻根小说才再次恢复了现代“乡土”时间内涵。对于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流变,近年来研究界概括为“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新乡土文学”的历程,比如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南帆《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赵咏冰《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流变》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4]王泉根:《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5 页。
[5]发展思维是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提出的重要观点,认为现代至今中国儿童文学 一直处于线性“发展”观的思维框架中,其中又蕴含着诸多乌托邦想象和矛盾叙事。 见 Andrew F. Johns,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第 99-126 页。
[6] 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二十世纪》,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51 页。
[7] 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 . 性欲 . 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转引自徐兰君:《儿 童语战争—国族、教育与大众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 页。
[8]赵霞:《2017中国儿童文学关键词》,《文艺报》2017年12月13日,第5版。
[9]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7页。
[10]汤素兰:《阿莲》,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第262-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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