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典范还是规范？——论曹文轩《蜻蜓眼》中的“定型化”女性形象

摘要

获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曹文轩，是当代华文儿童文学界最知名的作者，作品获奖无数，且因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学者身份，故其作品及言论皆有很大的能见度与影响力。

《蜻蜓眼》是曹文轩在2016年获国际安徒生奖后才出版的作品，是作者少数以女性主角来书写苦难时代背后的善良人性与高贵情感的小说，透过小女孩阿梅的成长叙写了法国籍奶奶奥莎妮坚毅而悲剧性的一生。他自陈“这是他的一部重要作品”，然其书中的女性形象却仍是从男性立场制约着女性的生命价值。奶奶奥莎妮的角色刻画反映了男性文本中对女性期待的模式化形象—贤妻良母型，也反映了中国千年来对女性道德与质量的要求：“柔美恬静、慈爱奉献”。

本文以一种批判性读者的态度解读文本，借由对《蜻蜓眼》中女性角色的爬梳，细查并探看曹文轩如何透过这些纯洁、柔美、恬静、优雅、无私等原本只是部分女性的独特气质，因作家个人的偏爱而反复建构，成为强化女性角色的理想形象，并因而区别、窄化或排挤其他言说、认识、理解女性真实样貌与需求的可能。笔者期待透过这种拒绝赞同的立场理解文本，看见根植于作者心中的男性意识，并觉察其中不容忽视的规范力量。

Abstract

Cao Wenxuan, the winner of 2016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is the best-known novelist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His title,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gives him great influence and high visibility.

Dragonfly Eyes, published after Cao Wenxuan won the 2016 Award, is one of his few written novel from a maiden’s viewpoint. Through the little girl A-Mei’s  story about her  French grandmother Ao  Shani’s  unswerving but tragic life, he writes of the kindness and nobility in humanity during   the suffering times. Though he does claim that “this book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his”, its female images are still yet confined to a male’s standpoint. The character of grandma Ao Shani reflects the model expectations of women being good wives and mothers in male terms, which also mirror age-old moral and female quality criteria: being “soft, tranquil, loving and devoting”.

While reading the Dragonfly Eyes, the researcher has consciously adopted a productive reader’s viewpoint. Combining through the author’s female images, the researcher finds how the writer constantly builds and strengthens the ideal woman figure with personal favors and some unique qualities which only occasionally belong to a small number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is way,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narrows and excludes other possible ways to describe, to perceive or to understand the images and needs of real women.

Therefore, reading against the texts helps us to find the male expectations in the author and to truly question the normalizing power in his works.

一、前言

获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曹文轩，无疑是当代华文儿童文学界最知名的作者，作品获奖无数，且因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学者身份，故其作品及言论皆有很大的能见度与影响力。

《蜻蜓眼》是曹文轩在获国际安徒生奖后才出版的作品，是作者少数以异国女性主角、少女视角来书写苦难时代背后的善良人性与高贵情感的小说，透过孙女阿梅叙说了法国籍的奶奶奥莎妮坚毅而悲剧性的一生。他自陈“《蜻蜓眼》无疑是我个人创作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书”_［1］。

这个以真人真事故事改编的作品，确实与他以往多从童年油麻地的水乡记忆中取材书写有别，并有所开创拓展。该书从2016年7月单行本出版后，乘着“获奖后首部长篇力作”之旋风，一个月内即热卖了二十余万册，台湾版也在2017年3月出版，读者甚多，传播极广。

本文期待通过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借用西方女性形象批评(Women’sImageCriticism)解读《蜻蜓眼》，对本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与评价，及对女性人物命运的设置等来解析曹文轩对女性价值的思考，并细察其是否借由“言说”女性“理所当然”的样貌再次形塑或再现传统父权思维下的女性角色。

二、作为意象符号的东方女性特质

《蜻蜓眼》延续着从《草房子》以来以“纯美”抵抗“苦难”的叙事模式。故事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开始到六七十年代，正是中国风云激荡的时代。在时代的动乱与一场又一场的变故中，作者以“蜻蜓眼”这珍贵的古老文物为象征，串起对人类文化与美好人性的传承与坚持，以及书中人物如何以“美善”作为武器向人类生存困境突围。然而这部“获奖后首部长篇力作”为了突显人性的高贵与尊严，极力铺陈人物的美善，特别是书中的女性们皆是爱与美的化身。作者再次投射主观情感以再现其个人偏好的女性形象，特别是表现出对东方古典女性特质的赞扬。书中不止一处提到主角奥莎妮的东方女性特质，“她不像一个法国姑娘，倒更像是一个中国姑娘”（21页）。而这个像“中国姑娘”的女性特质究竟是什么？

学者陈凤珍探究《烈女传》《女诫》《女论语》等古代女教书，从中分析出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思想内涵，认为主要贯彻在四个方面：一是道德思想；二是人伦思想；三是女性的个体修养；四是勤劳持家的妇德观念。［2］而曹文轩所刻画的奥莎妮，亦完全符合这四项传统的妇德。以下就此四点特质来观照书中的主要女性奥莎妮与阿梅的角色塑造：

(一)“我是一条船，你是我的码头”_［3］——女性的人际规范

中国传统女性的道德思想部分，主要表现在人际往来上的规范，要求女性应以孝、敬、顺、和为原则与家庭和社会上的成员互动。

奥莎妮在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她决定举家陪杜梅溪从巴黎回到上海接手家族产业。来到上海的她，渐渐会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爱穿旗袍、喜欢书画研墨、喜欢撑红油纸伞、每周至少看一次越剧，“其实是一个十足的中国老太太”（94页）。作者透过阿梅形容奥莎妮的入乡随俗，在赞美奥莎妮的气质灵性之外，也是对她嫁鸡随鸡的柔顺特质之描绘。

1939年秋天回到上海时，太爷爷躺在医院，生命已近尾声，奥莎妮带着四个孩子来到公公面前：

太爷爷说：“谢谢奥莎妮，为我生了一趟孙儿孙女。”（31页）太爷爷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奥莎妮，拜托了……”（32页）

这段情节所描绘出的是奥莎妮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意义上尽了中国传统孝道。

而全书中用了许多篇幅来刻画奥莎妮性格的温柔平和与坚毅，这样温柔平和的奥莎妮，自然也是完美的继母与体贴的婆婆。

回到上海定居后，她见到丈夫的前妻生下的两个孩子，“她一脸抑制不住的欢喜”，她一视同仁地对待疼爱前妻的孩子，为他们牺牲奉献，拉扯他们长大成人，也得到他们由衷的敬爱。奥莎妮过世隔天，造反派又闯来家中，为首的问前妻的儿子：“你是她什么人？”

大伯答道：“我是她的亲生儿子，她是我的亲生母亲，天下最好的母亲！”（360页）

在继子的眼中，她是比亲生母亲更好的母亲，这是对她母职角色最大的肯定了。

奥莎妮除了是体贴温婉的妻子外，与所有人的互动都符合了传统东方女性应以孝、敬、顺、和为原则的模式。

而书中小孙女阿梅的角色是奥莎妮的镜像，她们不仅是外形相像，连性格也相似。因此，奥莎妮温婉和顺的性格也表现在小阿梅的言行举止中，她会压抑自己活泼好动的儿童本性“独自玩耍，总很小心”；“阿梅虽然才五岁，但阿梅已经能看懂许多事”（49页）。奶奶对于阿梅的懂事贴心既欣慰又疼惜，“在奶奶的感觉里，她的孙女，阿梅，艾娜，是又一个奥莎妮”（72页）。曹文轩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在他极力铺陈奥莎妮的温婉和顺与善解人意之时，阿梅是“又一个奥莎妮”，再次强化或复制了作家理想的女性特质。

(二)“化成了晶莹的雨珠，落进了黄浦江”——女性的人伦思想

中国传统女性文化视女性为家族中的附属品，她的存在需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她的个人需要常在家族群体利益中被压抑下来。

书中多处情节表现出奥莎妮对家庭的奉献牺牲，如她为了尽力扮演好继母的角色，照顾生病的继子，加上战争的缘故，从未能返回故乡，虽是造化弄人，但作者所安排的情节背后，也是为了彰显她对家庭的奉献牺牲。

又如在《毛衣》这章中，叙述时局的动荡下，蓝屋里的日子当然愈来愈窘困了。然而奥莎妮却想为她十个正在长个子的孙子孙女们打毛衣，却挤不出一些钱来，最后一连拆了自己的三件毛衣和爷爷的一件毛衣后，凑足了毛线团，奶奶连着数天不眠不休地织着。最后十件毛衣终于织好了，还剩下一些毛线，仍不顾疲惫，熬夜再帮阿梅织件小背心，直到天亮。

从这些情节的设置中，作者极力刻画奶奶奥莎妮“慈爱、奉献、牺牲”的精神，将家人的利益置于个人需求之上，反映了男性文本中对女性道德与质量的要求，与期待的模式化形象—贤妻良母。

另外一位主角阿梅虽因年幼不用承担贤妻良母的角色期许，但亦在多处情节刻画她的奉献牺牲。最主要的描写集中在“钢琴”这一节，阿梅的父母为了筹钱帮奶奶治病卖掉了阿梅最喜欢的钢琴，她发现后却没有哭，装作没事，还安慰奶奶“我不喜欢弹钢琴了”。这一节的描述或许是曹文轩对其“美、情调、意境、诗化、感动、悲悯、善”等美学坚持的实践_［4］，但笔者在“感动”人性美善的同时，也为文中再次传递女性需将家族群体的利益置于个人需求之前的期待感到不安。

(三)“静静走过大街、巷弄，走过喧嚣或是寂静”——女性的个体修养

中国传统女性文化也规范了女性应有的气质与品德。古代女教书中要求女子在气质上，应“幽娴贞静”、“动静有法”，在举手投足之间体现出温柔、娴雅的气度与温文、谦卑的气质。“妇人不饰不见舅姑”，要“柔色怡声”才堪称贤妇。_［5］

《蜻蜓眼》中形容奥莎妮举止优雅，恬静害羞，脸上不时挂着笑容：

奶奶一直微笑着，那是胡妈和宋妈所熟悉的微笑—安宁、温柔、纯净和善解人意。那种微笑里，还永远有一片淡淡的羞涩—是一个女孩的羞涩，虽然她已老了，脖子上、胳膊上的皮肤明显地松弛了，但那羞涩依然。（55页）

我们也透过阿梅的视角看到奥莎妮对自己仪态装容的重视：

只要出门，奶奶一定会精心地打扮自己。（67页）

而长得与奶奶神似的阿梅，曹文轩以特写的镜头来形容她如何吸引众人的目光。小学三年级的阿梅第一次参加儿童钢琴比赛时：

有点儿害羞，有点儿怯场，但却很自然、大方，那体形，那细细的腰，那翘翘的臀，那两条长长直直的腿，那一张虽只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的脸庞，还有那眼睛，那鼻梁，那白里透红的肤色，把在场的人都迷倒了。（105页）

曹文轩从《草房子》《根鸟》《红瓦房》《青铜葵花》到《蜻蜓眼》，作品中所塑造的女子都有洁净、温柔、瘦弱、善良等共同的美好质量，这些如水一般诗化的女性，是作者所钟爱的典型，他用极细腻优美的笔触来描绘和赞美这些女性。但这些女孩的形貌都十分相似，作者将自己的审美追求交给这些柔美似水的女子，让她们成为真、善、美的力量载体，但这份对“古典美”的一再颂扬，是站在男性视觉与主观情感立场上的投射。这些柔美纤弱等原本只是部分女性的独特气质，因作家个人的偏好反复建构，而成为强化女性角色的理想样貌。

(四)窗明几净，欢乐总在——勤劳持家的妇德观念

传统社会因为经营家庭生计的多是男性，故女性应“能知撙节，少使俭用”，纺织作衣、勤于劳动，以体谅丈夫谋食生财之不易。

书中奥莎妮在1939年的深秋来到上海，住进一座三层洋房“蓝屋”，她的生活世界就是这座屋子。奥莎妮“从早晨第一个孩子醒来，到晚上最后一个孩子睡着，她楼上楼下地走着，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34页）。让在乱世中的蓝屋“坚强地挺立在上海灰白的天空下”，让爷爷回到家可以感到放松、舒心：

他在疲倦之时，照样有人送上香浓的咖啡或烫手的热毛巾，不是奶奶，就是胡妈、宋妈；留声机总在缓缓转动，播放着让他放松、舒心的音乐。（36页）

此处描写又再次建构女性作为无私坚毅的照顾者、支持者的形象，“慰藉受难中、奋斗中的男性主人公，却遮蔽了女性自己的生命体验”_［6］。当时局变化，蓝屋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奥莎妮不仅买菜学会讨价还价，还向帮佣胡妈学会了祖传的腌咸鸭蛋。除了精打细算的节流，奥莎妮也接了出版社的翻译工作来增加收入，即使生病了也“一边支撑着身体校对出版社的稿子，一边接受检查、治疗”（115页）。

从他们的家庭生活描述中，不难见出作者仍依循着对女性依附于男性，且作为照顾者与支持者的传统角色设定。故奥莎妮的角色塑造不仅是再次强化具有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思想内涵，且亦如一种类型化符号形象，成为对女性品格的塑控。

三、结语

曹文轩在《蜻蜓眼》中以少女阿梅的视角来叙述奶奶坚毅而悲剧性的一生，或许正是想向批评者证明他能诠释女性美善的内心世界，并让女性拥有自主意识，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奥莎妮在被剃了“阴阳头”后，以死捍卫自己的生命尊严。然而，即使这是一个有所本的真实故事，曹文轩在追求历史的真实中，仍是站在固有的男性本位意识与异己的想象，隐含着他不自觉地对女性形象与角色的模塑、规范，将女性再次定位在“辅佐”的角色，定位在“依附”的地位，也再一次地表露他根植于心中的男性意识。正如刘晓琴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时指出：“固有的男性本位意识，决定了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体现出强烈的‘他者’性。”_［7］

曹文轩曾指出“儿童文学作品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然而他透过文本对女性定型想象的不断铭刻(inscription)与再现(representation)，将这些纯洁、柔美、恬静、优雅、无私等原本只是部分女性的独特气质，因作家个人的偏爱与想象，反复建构成为强化女性角色的理想形象。正如同巴特勒(JudithButler)在《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Feminism&theSubversionofIdentity)中阐释的性别化主体“是在身体展演或话语实践过程中一再铭刻、强化、形塑而为的‘模范’(enforcementofanorm)”_［8］。因此，本文以“女性形象批评”立场及反抗型读者的角度将《蜻蜓眼》视为具有父权意识的文本，目的在于指出以及辨析作者在女性形象塑造中，背后所具有的文化形构力量。

笔者关切的是这些在性别意识上自觉自审不足的文本，在其为知名学者及畅销作家的传播力量下，不断产制与流传，将再次形塑传统父权思维下的女性角色，并因而使年少读者区别、窄化或排挤其他言说、认识、理解女性真实样貌与需求的可能，如同精神分析所指称的，以他者(想望)来指认自身，形成“误识”(misrecognition)。故笔者期待透过这种拒绝赞同的理解文本，看见根植于作者心中的男性意识，及其中反映传统父权制下的社会秩序与性别关系，并觉察其中不容忽视的规范力量。同时亦期望文学作品能缩短男性话语权下符号化生存的女性形象和真实女性之间的距离，在女性“柔美恬静、慈爱奉献”等理想期待外，以更多元的女性角色来呈现女性的真实与复杂。

［1］曹文轩，序言《我为什么要创作〈蜻蜓眼〉》，台北：小鲁文化出版，2017 年 3 月。

［2］陈凤珍，《女性主义文艺美学透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9，第  1~12 页。

［3］本节小标题皆取自书中曹文轩对奥莎妮的描述或对白。

［4］曹文轩曾自豪于他所坚持建构的文学理想：“我自认为我对文学的了解是到位的， 是更符合文学的本质的。美、情调、意境、诗化、感动、悲悯、善，所有这一切，我都 将它们看成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元素。”；“我以为人类当初之所以选择文学，就是因为 文学能做‘感动’的文章。”见曹文轩著，眉睫编，《曹文轩论儿童文学》，北京：海 豚出版社，2014.6，第 94~95 页。

［5］ 参见《女性主义文艺美学透视》，第 11 页。

［6］ 王祯，《在“古典美”背后缺失的女性意识与压抑的“欲望”》，《妇女研究》， 2013 年第 4 期，第 27 页。

［7］ 刘晓琴，《抗战时期中国男性作家笔下的他者女性形象》，《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 社 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1 期第 29 卷 ( 总 173 期 )，第 10 页。

［8］ 此处转引自吴玫瑛，《主体、性别、地方论述与 ( 后 ) 现代童年想象：战后台湾 少年小说专论》，台南：成大出版社，2017 年 9 月，第 59~60 页中对性别主体的生成论述。

作者：黄雅淳

来源：百道网